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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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六年六月居正回京以後，這是大功告成的時期了。
内閣方面，七月呂調陽緻仕，十月馬自強病卒，隻剩居正和張四維、申時行三人；四維、時行一切唯唯聽命，大權隻在居正手中。
六部方面，五年十月吏部尚書張瀚免職，王國光繼任，六年六月戶部尚書殷正茂緻仕，張學顔繼任；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馬自強入閣，潘晟繼任；五年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緻仕，方逢時繼任；五年八月刑部尚書劉應節緻仕，吳百朋繼任；六年五月百朋病卒，嚴清繼任；五年十一月工部尚書郭朝賓緻仕，李幼孜繼任。
都察院方面，五年十月左都禦史陳瓒病免，陳炌繼任。
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除了嚴清以外，都和居正有私人關系，在這個局面之下，政治方面的發展，當然不會有任何的障礙。
第一件要實行的，還是清丈的事，這是一件有關當時國計民生的大事，自從五年提議以後，到六年才實行，又因為原案有限三載竣事的規定，清丈的大事，在不慌不忙的狀态中繼續前進；大家對于實行開始的時間，反而有些茫昧了。
居正死後，敬修作《文忠公行實》說起在勞堪為福建巡撫實行度田以後，居正才和張四維、申時行、張學顔等上疏提議清丈。
其實這是錯的。
清丈固然從福建開始，但是在耿定向的時期，不在勞堪的時期。
六年定向為福建巡撫，八年始去，勞堪繼任，中間便差了兩年。
居正曾和定向說起： 丈田一事，按之人情，必雲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之于仆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緻怨，而于國家實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1) 同卷又與定向言及“丈地畝，清浮糧，為閩人立經久計，須詳細精核，不宜草草”。
(2)這是萬曆七年之事。
到萬曆九年，限期将滿，照例給事中可以按限徹查，指名提劾；但是居正還是吩咐各省慎重将事，一面叮囑科臣從緩提劾。
他屢次說起：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為未便。
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于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
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3) 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為虛文耳。
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
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隻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
(4) 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滞，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
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核詳審，未能妥當。
諸公宜及仆在位，做個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
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将此件不必入參，正欲其從容求精耳。
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内，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
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5) 萬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載(6)書，大緻在九月以後，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緻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
居正對于清丈之事，屢稱宜及自己在位，做個一了百當，這裡流露他對于此事的熱心，同時也流露内閣其他諸人對此的缺乏認識。
當他把考成法擱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參的時候，我們很可看出他對于此事寄與最大的期望。
孟子說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在田畝沒有清丈以前，人民的負擔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平。
居正認為“小民實被其惠”，認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确是不錯，但是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樣，還是一次失敗。
居正對于清丈，曾經發動政治力量，但是結果沒有成功，最大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官吏，對于政治的認識不夠。
有的主張隻和舊額一樣，無須多報；有的看到清丈條例對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規定，索性一例填報下田，認為清丈是一種愛民的政策，不當填報上田，以緻加重民衆的負擔。
(7)這些官吏在當時都認為是愛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聲名是“掊克”，是“以溢額為功”，再加以嘉靖間計算數字的錯誤，于是誤認弘治十五年清丈隻有四百餘萬頃，萬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三百萬頃的增加，證實居正的掊克。
數字的錯誤，更增加他的罪狀。
其實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數字，隻增加八十一萬頃，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數字，即連後開的雲南、貴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萬頃，這又算什麼“掊克”呢？民間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勳爵、官吏和大地主的手裡，大地主又倚仗他們的社會地位，對于國家逃避賦稅的負擔，以緻造成國窮民困的現象。
居正原有的計劃，是要大地主同樣盡國民的義務，他自認“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們把萬曆六年清丈的成績，加以分析，我們更可看出這裡沒有什麼“掊克”的氣息。
萬曆六年的數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數字，在總數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隻有七省，減少的也有六省；南、北兩京直隸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隻有十六府、州，如故的兩州，減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見居正沒有“以溢額為功”的成見，否則在他大權在握的時候，決沒有這許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長官。
其次如福建巡撫耿定向、勞堪，江西巡撫王宗載，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對于福建、江西兩省的清丈，也顯見特别關心，但是這一次清丈的結果，福建從十三萬五千餘頃，減到十三萬四千餘頃，江西從四十萬二千餘頃，減至四十萬一千餘頃，差額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額究竟是差額，證實居正沒有“掊克”的存心。
至如蘇州田土從一十五萬五千餘頃，減至九萬二千餘頃；更是很大的差額。
這次清丈之後，田額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東三處；全國增加八十一萬頃，單這三處，便增加五十一萬餘頃。
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計田土二十六萬九千餘頃，現在是四十九萬三千餘頃；河南舊系四十一萬六千餘頃，現在是七十四萬一千餘頃；山東舊系五十四萬二千餘頃，現在是六十一萬七千餘頃。
除這三處以外，廣東舊系七萬二千餘頃，現在增至二十五萬六千餘頃，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在百分比上更加顯著。
廣東方面，主要的還是“治安”問題。
中央力量加強，地方秩序良好，擔負賦稅的民衆和田土，當然會逐漸增加，事情本來簡單。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之地，除去建文年間，曾經發生一度的内戰，以及長城一帶，偶然遭受敵人的破壞以外，從開國以來，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現在的增加，當然與“治安”無關。
那麼這是怎樣的呢？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三處的田土，不斷地被勳戚、權貴吸收了，一經集中以後，他們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納稅的義務。
居正的政策，是要打擊他們的特權，使他們對于國家，有同樣的負擔。
陽武侯便是一個好例。
成祖時代，薛祿從征有功封侯，傳到萬曆年間，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還有自置田土，是否應當納稅，這是一個問題。
居正決然地說：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
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
是功臣田土，系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于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
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準優免，似與律意相合。
幸惟尊裁。
(8) 萬曆六年清丈，除雲南、貴州因系新辟地方本應增加，及陝西、四川和南京所屬八府、州所加無多，不待研讨外，其餘河南、山東、廣東三省，和北京所屬八府，共增七十萬頃，占去增加額的百分之八十九。
居正從政令不易貫徹的廣東，奪獲擔負國稅的田土，這一點也許人還了解；但是他從勳貴盤踞的畿輔，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議。
他們不說他得罪勳貴，而說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員的時候，一般人不說他整頓學政，而懷疑他得罪聖賢一樣。
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在一般人民覺悟沒有提高的時候，他們對于大地主階級的危害，認識不夠，甚至還會受到大地主階級的利用。
張居正主張清丈，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發生沖突，他在身後，招緻不少的诋毀，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
”(9)居正對于一般的毀譽，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一次的清丈，無意中代表一個政治上的基本要求，&mdash&mdash全國人民，對于國家的義務，要求公允的負擔。
但是事實上的成績還是很小，畿輔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萬二千餘頃，山東七十二萬四千餘頃，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餘頃，其實隻剩百分之六十七。
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勳戚權貴手裡，居正無如之何。
二百年來積累的政治勢力，在當時不是片時可以鏟除的事物。
萬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
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為國家的大害。
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條例》，對于宗室，大加裁損，減少國家支出，當然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策。
但是減削太甚，立法太嚴，出乎情理之外的條例，徒然增加執行的困難，于事實無所裨益。
居正列舉九條未妥的地方，他說：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
現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将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劑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适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
(10) 萬曆七年正月诏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明朝講學的風氣甚盛，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諸生布衣，到處召集徒衆，号稱講學。
所講的最初是聖經賢傳，以後轉到明心見性，這還是好的；有的成為一哄之市，書院講學隻增加号召徒衆的機會；最下的甚至借此斂财，斯文掃地。
居正在萬曆六年就說：“若今之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11)這裡已經透露他鄙視講學的意見。
次年他又說起： 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
夫學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須臾離者。
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
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
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顔子。
今不榖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
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12) 同卷居正又有《與友山論學書》自稱：“不榖生平，于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
”居正論學，直認本真，這是在陽明學派的空氣中所得的認識，但是居正不愛空談，欲求實際。
他說：“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
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于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
”(13)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對于講學，當然隻覺得空言無補，徒資叫嚣。
萬曆七年罷天下書院，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萬曆六七年間，藏僧鎖南堅錯緻書居正，居正答謝；在對藏交通上，是一件有興趣的文件。
此事的關節，卻在俺答。
萬曆六年，俺答糾合青把都一部，大隊西行，當時盛傳土蠻部下，同時出發，聲勢浩大。
北邊頓時感覺緊張。
居正一面吩咐宣大總督吳兌勸導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邊總督郜光先，甘肅巡撫侯東萊，妥為布置。
俺答到了甘肅境外，遇到瓦剌部下，吃了一個敗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見過活佛。
在這次遇面以後，俺答上書，請求中國代為建寺供佛，禦賜名額；同時又代西藏僧人，請求補貢。
“補貢”二字，當然隻是譯文的好看，其實是請求增加對藏貿易額。
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資源，時間已經是萬曆七年了。
居正的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許可，但是決不給他要挾的機會。
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隻能資助物料，談不到代為興建。
居正對于鞑靼的控制，始終不曾疏忽。
六年十二月，甘肅巡撫侯東萊，差人把鎖南堅錯的書信寄來了，原書是西藏文，譯文如次： 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
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
我保祐循皇上，晝夜念經。
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為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
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
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贊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
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剛結子一方。
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
虎年十二月初頭寫。
(14) 這封書到達以後，居正具奏，已經是萬曆七年了。
他說： 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即虜酋俺答所稱活佛者也。
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為名，實欲西搶瓦剌。
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緻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乃可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随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内治，以待其變。
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窮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
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
(15) 疏中又稱鎖南堅錯所緻禮物，不敢私受，“仰乞聖明俯賜裁奪，敕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向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
”随奉聖旨： 卿軸理勳猷，宣播遐迩，戎狄鹹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
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饋，以慰遠人向風慕義之誠。
(16)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鎖南堅錯即闡化王達賴喇嘛。
敬修以闡化王與達賴喇嘛，并為一人，這是觀念的混淆，居正本人對于其中的分别，看得清楚。
《明史·西域傳》記鎖南堅錯事，又言：“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
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複能施其号令矣。
”大緻作者認定鎖南堅錯即達賴喇嘛，亦知其與闡化王為二人。
居正雖知鎖南堅錯非闡化王，但是對于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清楚。
他所注意的，隻是鎖南堅錯的政治作用。
他和侯東萊說：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
渠既系烏思藏一種，自難卻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
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饋孤以馬匹、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迩，義不得與外夷相通。
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為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為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為，自生煩惱。
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為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
渠每年賞賜緞匹等物，内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
外仍希處蟒衣二匹，纻絲二匹，茶百斤，米面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
(17) 這還是六年年底的事，次年，居正又屢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
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内庫送不榖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并包無外矣。
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複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
其所遺不榖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托掖川公量為酬答，以慰其意。
仍希以鄙意傳喻順義，促之早歸。
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即為請行。
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
若将賓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18) 答藏僧鎖南堅錯遍金纻絲二端、銀纻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
去人不便多赍，煩即于撫賞銀内處給，可入查盤也。
仍乞代為傳示，謝其遠意。
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禅師之号，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吝惜。
此後中華番虜，合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
其順義先已傳谕，今不審當再谕否？望公以便宜行之。
如欲遺以食物，亦即撫賞内處給亦可。
(19) 《明史·鞑靼傳》稱賓兔為俺答之子：“俺答常遠處青山，二子：曰賓兔，居松山，直蘭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漸馴。
”俺答諸子，自黃台吉以下，凡有數人：在西邊的隻有賓兔、丙兔。
居正的計劃，要俺答把賓兔帶到宣大塞外，甘肅便可得到暫時的安甯。
總之，對付鎖南堅錯，無論何如，居正的目光，始終落在鞑靼身上。
七年他又說起：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啟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赍上矣。
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
乃逞忿報複，以緻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緻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将亡虜之征也。
請和西番，斷不可許。
回巢建寺一節，亦隻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
豈有堂堂天朝特為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為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
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
彼既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
今在西海，不免為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
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20) 萬曆七年二月，神宗發疹。
慈聖太後看着病勢嚴重，下令僧侶開壇，設法度衆。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認為做些功德，可以“保祐”皇上早日痊愈，本來是一件可笑的事。
居正随即疏稱：“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
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21)經過這一度駁回以後，戒壇隻有停止。
三月初，神宗病體大愈，禮部奉旨擇于初九日請皇上視朝。
初八日，文書官到内閣，對居正口傳聖旨： 朕明日早朝，切欲與先生一見，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參之列。
明日未朝之時，先于平台召見，說與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華殿伺候。
神宗召見，居正叩頭稱賀道：“恭惟聖躬康豫，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慶。
” 神宗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費心。
” “臣久不睹聖顔，朝夕仰念，今蒙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歡忻，但聖體雖安，還宜保重。
至于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皇上免勞挂懷。
”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一面吩咐賜銀五十兩、彩币六表裡、燒割一份、酒飯一桌。
居正俯伏在下面叩頭。
神宗又說：“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 居正奉命，在晨光熹微的中間，向前挪了幾步，又跪下了。
神宗握着居正的手，居正這才擡頭仰看，見得神宗氣色甚好，聲調也很清亮，心裡不由感覺快樂。
“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
”神宗告訴他。
“病後加餐，誠為可喜，但元氣初複，亦宜節調，過多恐傷脾胃。
”居正說。
這位老臣的态度越發嚴肅了，他鄭重地說：“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lsquo疹後最患風寒與房事&rsquo，尤望聖明加慎。
” “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神宗說，“三宮俱未宣召。
先生忠愛，朕悉知。
” 殿上又是一度沉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
”居正叩頭以後，退出。
(22) 神宗
内閣方面，七月呂調陽緻仕，十月馬自強病卒，隻剩居正和張四維、申時行三人；四維、時行一切唯唯聽命，大權隻在居正手中。
六部方面，五年十月吏部尚書張瀚免職，王國光繼任，六年六月戶部尚書殷正茂緻仕，張學顔繼任；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馬自強入閣，潘晟繼任；五年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緻仕，方逢時繼任；五年八月刑部尚書劉應節緻仕，吳百朋繼任；六年五月百朋病卒，嚴清繼任；五年十一月工部尚書郭朝賓緻仕，李幼孜繼任。
都察院方面，五年十月左都禦史陳瓒病免，陳炌繼任。
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除了嚴清以外，都和居正有私人關系，在這個局面之下，政治方面的發展，當然不會有任何的障礙。
第一件要實行的，還是清丈的事，這是一件有關當時國計民生的大事，自從五年提議以後，到六年才實行，又因為原案有限三載竣事的規定，清丈的大事，在不慌不忙的狀态中繼續前進；大家對于實行開始的時間，反而有些茫昧了。
居正死後，敬修作《文忠公行實》說起在勞堪為福建巡撫實行度田以後，居正才和張四維、申時行、張學顔等上疏提議清丈。
其實這是錯的。
清丈固然從福建開始，但是在耿定向的時期，不在勞堪的時期。
六年定向為福建巡撫，八年始去，勞堪繼任，中間便差了兩年。
居正曾和定向說起： 丈田一事，按之人情，必雲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之于仆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緻怨，而于國家實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1) 同卷又與定向言及“丈地畝，清浮糧，為閩人立經久計，須詳細精核，不宜草草”。
(2)這是萬曆七年之事。
到萬曆九年，限期将滿，照例給事中可以按限徹查，指名提劾；但是居正還是吩咐各省慎重将事，一面叮囑科臣從緩提劾。
他屢次說起：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為未便。
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于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
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3) 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為虛文耳。
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
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隻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
(4) 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滞，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
此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核詳審，未能妥當。
諸公宜及仆在位，做個一了百當，不宜草草速完也。
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将此件不必入參，正欲其從容求精耳。
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月之内，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奏未晚。
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5) 萬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載(6)書，大緻在九月以後，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緻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
居正對于清丈之事，屢稱宜及自己在位，做個一了百當，這裡流露他對于此事的熱心，同時也流露内閣其他諸人對此的缺乏認識。
當他把考成法擱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參的時候，我們很可看出他對于此事寄與最大的期望。
孟子說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在田畝沒有清丈以前，人民的負擔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平。
居正認為“小民實被其惠”，認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确是不錯，但是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樣，還是一次失敗。
居正對于清丈，曾經發動政治力量，但是結果沒有成功，最大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官吏，對于政治的認識不夠。
有的主張隻和舊額一樣，無須多報；有的看到清丈條例對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規定，索性一例填報下田，認為清丈是一種愛民的政策，不當填報上田，以緻加重民衆的負擔。
(7)這些官吏在當時都認為是愛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聲名是“掊克”，是“以溢額為功”，再加以嘉靖間計算數字的錯誤，于是誤認弘治十五年清丈隻有四百餘萬頃，萬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三百萬頃的增加，證實居正的掊克。
數字的錯誤，更增加他的罪狀。
其實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數字，隻增加八十一萬頃，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數字，即連後開的雲南、貴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萬頃，這又算什麼“掊克”呢？民間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勳爵、官吏和大地主的手裡，大地主又倚仗他們的社會地位，對于國家逃避賦稅的負擔，以緻造成國窮民困的現象。
居正原有的計劃，是要大地主同樣盡國民的義務，他自認“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們把萬曆六年清丈的成績，加以分析，我們更可看出這裡沒有什麼“掊克”的氣息。
萬曆六年的數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數字，在總數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隻有七省，減少的也有六省；南、北兩京直隸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隻有十六府、州，如故的兩州，減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見居正沒有“以溢額為功”的成見，否則在他大權在握的時候，決沒有這許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長官。
其次如福建巡撫耿定向、勞堪，江西巡撫王宗載，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對于福建、江西兩省的清丈，也顯見特别關心，但是這一次清丈的結果，福建從十三萬五千餘頃，減到十三萬四千餘頃，江西從四十萬二千餘頃，減至四十萬一千餘頃，差額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額究竟是差額，證實居正沒有“掊克”的存心。
至如蘇州田土從一十五萬五千餘頃，減至九萬二千餘頃；更是很大的差額。
這次清丈之後，田額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東三處；全國增加八十一萬頃，單這三處，便增加五十一萬餘頃。
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計田土二十六萬九千餘頃，現在是四十九萬三千餘頃；河南舊系四十一萬六千餘頃，現在是七十四萬一千餘頃；山東舊系五十四萬二千餘頃，現在是六十一萬七千餘頃。
除這三處以外，廣東舊系七萬二千餘頃，現在增至二十五萬六千餘頃，也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在百分比上更加顯著。
廣東方面，主要的還是“治安”問題。
中央力量加強，地方秩序良好，擔負賦稅的民衆和田土，當然會逐漸增加，事情本來簡單。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之地，除去建文年間，曾經發生一度的内戰，以及長城一帶，偶然遭受敵人的破壞以外，從開國以來，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現在的增加，當然與“治安”無關。
那麼這是怎樣的呢？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三處的田土，不斷地被勳戚、權貴吸收了，一經集中以後，他們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納稅的義務。
居正的政策，是要打擊他們的特權，使他們對于國家，有同樣的負擔。
陽武侯便是一個好例。
成祖時代，薛祿從征有功封侯，傳到萬曆年間，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還有自置田土，是否應當納稅，這是一個問題。
居正決然地說：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
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
是功臣田土，系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于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
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準優免，似與律意相合。
幸惟尊裁。
(8) 萬曆六年清丈，除雲南、貴州因系新辟地方本應增加，及陝西、四川和南京所屬八府、州所加無多，不待研讨外，其餘河南、山東、廣東三省，和北京所屬八府，共增七十萬頃，占去增加額的百分之八十九。
居正從政令不易貫徹的廣東，奪獲擔負國稅的田土，這一點也許人還了解；但是他從勳貴盤踞的畿輔，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議。
他們不說他得罪勳貴，而說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員的時候，一般人不說他整頓學政，而懷疑他得罪聖賢一樣。
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在一般人民覺悟沒有提高的時候，他們對于大地主階級的危害，認識不夠，甚至還會受到大地主階級的利用。
張居正主張清丈，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發生沖突，他在身後，招緻不少的诋毀，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
”(9)居正對于一般的毀譽，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一次的清丈，無意中代表一個政治上的基本要求，&mdash&mdash全國人民，對于國家的義務，要求公允的負擔。
但是事實上的成績還是很小，畿輔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萬二千餘頃，山東七十二萬四千餘頃，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餘頃，其實隻剩百分之六十七。
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勳戚權貴手裡，居正無如之何。
二百年來積累的政治勢力，在當時不是片時可以鏟除的事物。
萬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
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為國家的大害。
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條例》，對于宗室，大加裁損，減少國家支出，當然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策。
但是減削太甚，立法太嚴，出乎情理之外的條例，徒然增加執行的困難，于事實無所裨益。
居正列舉九條未妥的地方，他說：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
現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将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劑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适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
(10) 萬曆七年正月诏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明朝講學的風氣甚盛，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諸生布衣，到處召集徒衆，号稱講學。
所講的最初是聖經賢傳，以後轉到明心見性，這還是好的；有的成為一哄之市，書院講學隻增加号召徒衆的機會；最下的甚至借此斂财，斯文掃地。
居正在萬曆六年就說：“若今之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11)這裡已經透露他鄙視講學的意見。
次年他又說起： 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
夫學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須臾離者。
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
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
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顔子。
今不榖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
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12) 同卷居正又有《與友山論學書》自稱：“不榖生平，于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
”居正論學，直認本真，這是在陽明學派的空氣中所得的認識，但是居正不愛空談，欲求實際。
他說：“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
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于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
”(13)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對于講學，當然隻覺得空言無補，徒資叫嚣。
萬曆七年罷天下書院，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萬曆六七年間，藏僧鎖南堅錯緻書居正，居正答謝；在對藏交通上，是一件有興趣的文件。
此事的關節，卻在俺答。
萬曆六年，俺答糾合青把都一部，大隊西行，當時盛傳土蠻部下，同時出發，聲勢浩大。
北邊頓時感覺緊張。
居正一面吩咐宣大總督吳兌勸導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邊總督郜光先，甘肅巡撫侯東萊，妥為布置。
俺答到了甘肅境外，遇到瓦剌部下，吃了一個敗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見過活佛。
在這次遇面以後，俺答上書，請求中國代為建寺供佛，禦賜名額；同時又代西藏僧人，請求補貢。
“補貢”二字，當然隻是譯文的好看，其實是請求增加對藏貿易額。
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資源，時間已經是萬曆七年了。
居正的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許可，但是決不給他要挾的機會。
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隻能資助物料，談不到代為興建。
居正對于鞑靼的控制，始終不曾疏忽。
六年十二月，甘肅巡撫侯東萊，差人把鎖南堅錯的書信寄來了，原書是西藏文，譯文如次： 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
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
我保祐循皇上，晝夜念經。
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為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
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
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贊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
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剛結子一方。
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
虎年十二月初頭寫。
(14) 這封書到達以後，居正具奏，已經是萬曆七年了。
他說： 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即虜酋俺答所稱活佛者也。
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為名，實欲西搶瓦剌。
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緻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乃可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随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内治，以待其變。
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窮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
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
(15) 疏中又稱鎖南堅錯所緻禮物，不敢私受，“仰乞聖明俯賜裁奪，敕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向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
”随奉聖旨： 卿軸理勳猷，宣播遐迩，戎狄鹹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
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饋，以慰遠人向風慕義之誠。
(16)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鎖南堅錯即闡化王達賴喇嘛。
敬修以闡化王與達賴喇嘛，并為一人，這是觀念的混淆，居正本人對于其中的分别，看得清楚。
《明史·西域傳》記鎖南堅錯事，又言：“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
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複能施其号令矣。
”大緻作者認定鎖南堅錯即達賴喇嘛，亦知其與闡化王為二人。
居正雖知鎖南堅錯非闡化王，但是對于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清楚。
他所注意的，隻是鎖南堅錯的政治作用。
他和侯東萊說：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
渠既系烏思藏一種，自難卻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
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饋孤以馬匹、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迩，義不得與外夷相通。
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為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為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為，自生煩惱。
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為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
渠每年賞賜緞匹等物，内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
外仍希處蟒衣二匹，纻絲二匹，茶百斤，米面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
(17) 這還是六年年底的事，次年，居正又屢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
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内庫送不榖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并包無外矣。
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複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
其所遺不榖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托掖川公量為酬答，以慰其意。
仍希以鄙意傳喻順義，促之早歸。
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即為請行。
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
若将賓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18) 答藏僧鎖南堅錯遍金纻絲二端、銀纻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
去人不便多赍，煩即于撫賞銀内處給，可入查盤也。
仍乞代為傳示，謝其遠意。
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禅師之号，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吝惜。
此後中華番虜，合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
其順義先已傳谕，今不審當再谕否？望公以便宜行之。
如欲遺以食物，亦即撫賞内處給亦可。
(19) 《明史·鞑靼傳》稱賓兔為俺答之子：“俺答常遠處青山，二子：曰賓兔，居松山，直蘭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漸馴。
”俺答諸子，自黃台吉以下，凡有數人：在西邊的隻有賓兔、丙兔。
居正的計劃，要俺答把賓兔帶到宣大塞外，甘肅便可得到暫時的安甯。
總之，對付鎖南堅錯，無論何如，居正的目光，始終落在鞑靼身上。
七年他又說起：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啟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赍上矣。
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
乃逞忿報複，以緻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緻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将亡虜之征也。
請和西番，斷不可許。
回巢建寺一節，亦隻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
豈有堂堂天朝特為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為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
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
彼既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
今在西海，不免為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
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20) 萬曆七年二月，神宗發疹。
慈聖太後看着病勢嚴重，下令僧侶開壇，設法度衆。
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認為做些功德，可以“保祐”皇上早日痊愈，本來是一件可笑的事。
居正随即疏稱：“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
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21)經過這一度駁回以後，戒壇隻有停止。
三月初，神宗病體大愈，禮部奉旨擇于初九日請皇上視朝。
初八日，文書官到内閣，對居正口傳聖旨： 朕明日早朝，切欲與先生一見，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參之列。
明日未朝之時，先于平台召見，說與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華殿伺候。
神宗召見，居正叩頭稱賀道：“恭惟聖躬康豫，福壽無疆，臣犬馬微衷，不勝欣慶。
” 神宗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費心。
” “臣久不睹聖顔，朝夕仰念，今蒙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歡忻，但聖體雖安，還宜保重。
至于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皇上免勞挂懷。
”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神宗說，一面吩咐賜銀五十兩、彩币六表裡、燒割一份、酒飯一桌。
居正俯伏在下面叩頭。
神宗又說：“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 居正奉命，在晨光熹微的中間，向前挪了幾步，又跪下了。
神宗握着居正的手，居正這才擡頭仰看，見得神宗氣色甚好，聲調也很清亮，心裡不由感覺快樂。
“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
”神宗告訴他。
“病後加餐，誠為可喜，但元氣初複，亦宜節調，過多恐傷脾胃。
”居正說。
這位老臣的态度越發嚴肅了，他鄭重地說：“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lsquo疹後最患風寒與房事&rsquo，尤望聖明加慎。
” “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神宗說，“三宮俱未宣召。
先生忠愛，朕悉知。
” 殿上又是一度沉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
”居正叩頭以後，退出。
(22) 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