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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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泰晤士報》所說的那樣，對于詩歌、藝術、宗教、政治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為“陽春白雪”，每個可敬的英國人都有着他“小小的一己之見”。
當然，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對于中國書法或英國詩歌這類事物發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見”，盡管可能有害，卻無關緊要。
但是，像莫理循博士和濮蘭德先生這樣的《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他們對于已故的中國皇太後陛下的個人品德，中國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華文明，也自以為是地發表他們“小小的一己之見”——就如同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那個可敬的頭腦冷靜的英國朋友在評論中國書法時所持的态度一樣。
問題的關鍵是，當這些人将他們關于中國事變的狀況所持的“一己之見”送到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而英國政府又根據這些“一己之見”來制定對華政策并采取行動時，悲慘禍亂的發生也就順理成章了——當年，從義和團運動爆發到中國民衆圍攻各國駐北京公使館，這些老爺們的“一己之見”可謂居功至偉啊。
至于前些年日俄兩國悍然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開戰，列強因所謂的“文明問題”而屠殺無辜的中國人，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正确與謬誤的絕對标準呢？對于藝術和詩歌，對于宗教和世俗常規，乃至對于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是不是沒有一個公認的最正當的标準，以使我們得以據之判定世間萬物孰優孰劣呢？談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問題，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會說：“是的，有一個标準，那就是我們基督教的标準。
”同樣，在中國，一個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則會說：“哎，如果你們基督教以你們的标準評定一切，那麼我們中國人就要擡出儒教的标準。
” 北宋時期（960-1127年）的著名詩人蘇東坡（1039-1112年，他名叫蘇轼）的弟弟蘇轍，曾經講過一個鄉愚初次進城的故事。
故事裡說，當那個鄉愚見到一匹騾子的時候，硬說他看到了一頭母牛。
城裡人說他弄錯了，并告訴他眼前的牲口是騾子而不是母牛，那個鄉愚卻反駁說；“我父親說它是一頭母牛，你們怎麼敢說它是騾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傳教士告知中國的文人學士們，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絕對标準是基督教标準，或者，當中國文人學士也以儒教标準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絕對标準并
當然，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對于中國書法或英國詩歌這類事物發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見”，盡管可能有害，卻無關緊要。
但是，像莫理循博士和濮蘭德先生這樣的《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他們對于已故的中國皇太後陛下的個人品德，中國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華文明，也自以為是地發表他們“小小的一己之見”——就如同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那個可敬的頭腦冷靜的英國朋友在評論中國書法時所持的态度一樣。
問題的關鍵是，當這些人将他們關于中國事變的狀況所持的“一己之見”送到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而英國政府又根據這些“一己之見”來制定對華政策并采取行動時，悲慘禍亂的發生也就順理成章了——當年，從義和團運動爆發到中國民衆圍攻各國駐北京公使館，這些老爺們的“一己之見”可謂居功至偉啊。
至于前些年日俄兩國悍然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開戰，列強因所謂的“文明問題”而屠殺無辜的中國人，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正确與謬誤的絕對标準呢？對于藝術和詩歌，對于宗教和世俗常規，乃至對于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是不是沒有一個公認的最正當的标準，以使我們得以據之判定世間萬物孰優孰劣呢？談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問題，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會說：“是的，有一個标準，那就是我們基督教的标準。
”同樣，在中國，一個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則會說：“哎，如果你們基督教以你們的标準評定一切，那麼我們中國人就要擡出儒教的标準。
” 北宋時期（960-1127年）的著名詩人蘇東坡（1039-1112年，他名叫蘇轼）的弟弟蘇轍，曾經講過一個鄉愚初次進城的故事。
故事裡說，當那個鄉愚見到一匹騾子的時候，硬說他看到了一頭母牛。
城裡人說他弄錯了，并告訴他眼前的牲口是騾子而不是母牛，那個鄉愚卻反駁說；“我父親說它是一頭母牛，你們怎麼敢說它是騾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傳教士告知中國的文人學士們，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絕對标準是基督教标準，或者，當中國文人學士也以儒教标準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絕對标準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