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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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集中俱有《新樂府》之作，而樂天所作，尤勝于元。
洵唐代詩中之巨制，吾國文學史上之盛業也。
以作品言，樂天之成就造詣，不獨非微之所及，且為微之後來所仿效（見《白氏長慶集》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自注）。
但以創造此體詩之理論言，則見于《元氏長慶集》者，似尚較樂天自言者為詳。
故茲先略述兩氏共同之理論，然後再比較其作品焉。
《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古題·序》略雲： 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贻後代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
予少時（寅恪按：此序題下題丁酉二字，知是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時所作。
其《和李紳樂府新題》詩，作于元和四年，是時微之實已三十一歲，不得雲少時。
此乃屬文之際，率爾而言，未可拘泥也）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同集卷三〇《叙詩寄樂天書》略雲： 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
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雲：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略雲：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首。
寅恪按：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詩，則《新樂府》之體，實為摹拟杜公樂府之作品，自可無疑也。
《白氏長慶集》卷四五《策林·序》略雲：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将應制舉，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
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其第六十八目《議文章》（碑碣詞賦）略雲： 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喻。
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
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
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
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伏維陛下诏主文之司，谕養文之旨，但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
碑诔有盧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第六十九目《采詩以補察時政》略雲：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
将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于下，歲獻于上者也。
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寅恪按：元白二公作《新樂府》在元和四年，距構《策林》之時甚近。
故其作《新樂府》之理論，與前數年揣摩之思想至有關系。
觀于《策林》中《議文章》及《采詩》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詩觀風之意，蓋蘊之胸中久矣。
然則二公《新樂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詩觀風之傳統理論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題之樂府，如《兵車行》者，為其具體之模楷，固可推見也。
雖然，微之之作，似尚無摹拟《詩經》之迹象。
至于樂天之《新樂府》，據其總序雲： 首句标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則已标明取法于詩三百篇矣。
是以樂天《新樂府》五十首，有總序，即摹毛詩之總序。
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詩之小序。
又取每篇首句為其題目，即效《詩經·關雎》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
微之每篇首句尚與詩題不同，疑李氏原作當亦不異微之）。
全體結構，無異古經。
質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詩經》，誠韓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
不過昌黎志在春秋，而樂天體拟三百。
韓書未成，而白詩特就耳。
樂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時，即具釆詩匡主之志。
不數年間，遂作此五十篇之詩。
語雲，有志者事竟成，樂天亦足以自豪矣。
此外，尚有可論者，嚴震白氏諷谏本及日本嘉承（相當中國北宋元祐時）重鈔建永（相當慶曆時）本，于“首句标其目”之下有“《古詩十九首》之例也”一句，鈴木虎雄《業間錄校勘記》雲： 有者，是也。
寅恪按：《毛詩大序》《關雎》後妃之德也。
孔穎達《正義》雲： 《關雎》舊解雲，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為名。
舊說之是非，别為一問題，茲可不置論。
唯據其說，則《詩經》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為題。
樂天實取義于此。
故《新樂府·序》文中“詩三百之義也”一語，乃兼括前文“首句标其目”而言，鈴木之說殊未谛。
夫樂天作詩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陳義甚高。
其非以《古詩十九首》為楷則，而自同于陳子昂、李太白之所為，固甚明也。
複次，關于《新樂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見，未知如何。
恐與微之之作無所差異，即以七字之句為其常則是也。
至樂天之作，則多以重疊兩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此實深可注意。
考三三七之體，雖《古樂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車行》，亦複如是。
但樂天《新樂府》多用此體，必别有其故。
蓋樂天之作，雖于微之原作有所改進，然于此似不緻特異其體也。
寅恪初時頗疑其與當時民間流行歌謠之體制有關，然苦無确據，不敢妄說。
後見敦煌發現之變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體，始得其解。
關于敦煌發現之變文俗曲，詳見《敦煌掇瑣》及《鳴沙餘韻》諸書所載，茲不備引。
然則樂天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當時民間流行之歌謠。
實與貞元、元和時代古文運動巨子如韓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書，《左氏春秋》之文體試作《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莺莺傳》等小說傳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
其差異之點，僅為一在文備衆體小說之範圍，一在純粹詩歌之領域耳。
由是言之，樂天之作《新樂府》，實擴充當時之古文運動，而推及之于詩歌，斯本為自然之發展。
唯以唐代古詩，前有陳子昂、李太白之複古詩體。
故白氏《新樂府》之創造性質，乃不為世人所注意。
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
與陳李輩之改革齊梁以來士大夫紙上摹寫之詩句為标榜者，大相懸殊。
其價值及影響，或更較為高遠也。
此為吾國中古文學史上一大問題，即“古文運動”本由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成功之一事。
寅恪曾于《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中論證之。
而白樂天之《新樂府》，亦是以樂府古詩之體，改良當時民俗傳誦之文學，正同于以“古文”試作小說之旨意及方法。
此點似尚未見有言及之者，茲特略發其凡于此，俟他日詳論之，以求教于通識君子焉。
關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即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複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亦不複是也。
請先舉數例以明之。
《元氏長慶集》卷二四《上陽白發人》，本愍宮人之幽閉，而其篇末乃雲： 此輩賤嫔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
諸王在閣四十年，七（“七”當作“十”。
見《舊唐書》卷一〇七《玄宗諸子傳》，《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傳》）宅六宮門戶閉。
随炀枝條襲封邑，肅宗血胤無官位。
王無妃媵主無婿，陽亢陰淫結災累。
何如決壅順衆流，女遣從夫男作吏。
可與同集卷三二《獻事表》所陳十事中： 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
參證。
此為微之前任拾遺時之言論，于作此詩時不覺連類及之，本不足異，亦非疵累。
但樂天《上陽白發人》之作，則截去微之詩末題外之意，似更切徑而少支蔓。
或者樂天複受“随炀枝條襲封邑”句之暗示，别成《二王後》一篇，亦未可知也。
又如《元氏長慶集》卷二四《法曲》雲： 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又雲：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樂天所作，則析此詩所言者為三題，即《七德舞》《法曲》《時世妝》三首。
一題各言一事，意旨專而一，詞語明白，鄙意似勝微之所作。
蓋《新樂府》之作，其本旨在備風謠之采擇，自以簡單曉暢為尚。
若微之之詩，一題數意，端緒繁雜。
例若《元氏長慶集》卷二四《陰山道》既雲： 費财為馬不獨生，耗帛傷工有他盜。
之以回鹘馬價缣為非矣。
其詩後段忽因絲織品遂至旁及豪貴之逾制，如言： 挑紋變力倍費，棄舊從新人所好。
越縠撩绫織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
豪家富貴逾常制，令族親班無雅操。
從騎愛奴絲布衫，臂鷹小兒雲錦韬。
群臣利己要差僭，天子深哀空闵悼。
不免稍近支蔓。
而樂天《新樂府》則于《陰山道》題下《仿毛詩小序》雲： 疾貪虜也。
全詩隻斥回鹘之貪黠，而又别為《缭绫》一題，其小序雲： 念女工之勞也。
全詩之中，痛惜勞工，深斥奢靡。
其意既專，故其言能盡。
其言能盡，則其感人也深。
此殆樂天所謂“苦教短李伏歌行”，遂使“每被老元偷格律”者耶？ 以上所列為元詩中之一篇雜有數意者，至于一意而複見于兩篇者，則如《秦王破陣樂》既已詠之于《法曲》雲： 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複又見于《立部伎》中，而有： 太宗廟樂傳子孫，取類群兇陣初破。
之句，即其例也。
至樂天之作，則《白氏長慶集》卷一《傷唐衢二首》之二雲：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按：一吟詠一事，雖為樂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則，實則《新樂府》五十篇亦無一篇不然。
其每篇之篇題，即此篇所詠之事。
每篇下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
每篇唯詠一事，持一旨，而不雜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謂不雜。
此篇所詠之事，所持之旨，又不複雜入他篇，此之謂不複。
若就其非和微之篇題言之，此特點尤極顯明。
如《紅線毯》與《缭绫》者，俱為外州精織進貢之品，宜其詩中所持之旨相同矣。
但《紅線毯》篇之小序雲： 憂農桑之費也。
篇中痛斥宣州刺史之加樣進貢，而《缭绫》者之小序則雲： 念女工之勞也。
篇中深憫越溪寒女之費工耗力，是絕不牽混也。
又如《李夫人》《井底引銀瓶》《古冢狐》三篇，所詠者皆為男女關系之事，而《李夫人》以： 鑒嬖惑也。
為旨，自是陳谏于君上之詞。
《井底引銀瓶》以： 止淫奔也。
為旨，則力勸癡小女子，勿為男子所誘。
《古冢狐》則以： 戒豔色也。
為旨，乃深戒民間男子勿為女子所惑者，是又各有區别也。
又如《紫毫筆》所指斥者，乃起居郎與侍禦史之失職。
《秦吉了》所緻譏者，乃言官之不言。
雖俱為譏斥朝官之屍位，而其針對之人事，又不相侔也。
即此所舉，亦足概見其餘矣。
至其和微之諸篇則稍有别。
蓋微之之作，既有繁複與龐雜之病，樂天酬和其意，若欲全行避免，殆不甚可能。
如微之于《華原磬》《西涼伎》《法曲》《立部伎》《胡旋女》《縛戎人》六篇中俱涉及天寶末年祿山之反，而樂天于《法曲》《華原磬》《胡旋女》《西涼伎》等篇中亦均及其事，是其證也。
然樂天大抵仍持每篇一旨之通則。
如《法曲》篇雲： 苟能審音與政通。
《華原磬》雲： 始知樂與時政通。
是其遣詞頗相同矣。
但《法曲》之主旨在正華聲，廢胡音。
《華原磬》之主旨在崇古器，賤今樂，則截然二事也。
又如《華原磬》《五弦彈》二篇，俱有慨于雅樂之不興矣。
但《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職，以刺雅樂之陵替。
《五弦彈》寫趙璧五弦之精妙，以慨鄭聲之風靡，則自不同之方面立論也。
又如《華原磬》《立部伎》二篇，并于當日之司樂者有所譏刺矣。
但《立部伎》所譏者，乃清職之樂卿。
《華原磬》所譏者，乃愚賤之樂工，則又為各别之針對也。
他若唐代之《立部伎》，其包括之範圍極廣，舉凡《破陣樂》《太平樂》皆在其内，而樂天則以《破陣樂》既已詠之于《七德舞》一篇，《太平樂》又有《西涼伎》一篇專言其事，故《立部伎》篇中所述者，唯限于散樂，即自昔相傳之百戲一類。
此皆足征其經營結構，實具苦心也。
又微之所作，其語句之取材于經史者，如《立部伎》之用《小戴樂記》《史記·樂書》，及《蠻子朝》之用《春秋·定公八年·公羊傳疏》之例，而有： 終象由文士憲左。
及： 雲蠻通好辔長駷。
等句之類，頗嫌硬澀未融（“辔長駷”之“辔”字似即由《公羊傳·定公八年注》之“銜”字而來）。
樂天作中固無斯類，即微之晚作，亦少見此種聱牙之語。
然則白詩即元詩亦李詩之改進作品，是乃比較研究所獲之結論，非漫為軒轾之說也。
至于《新樂府》詩題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見，無從得知。
微之之作與樂天之作，同一題目，而次序不同。
微之詩以《上陽白發人》為首。
上陽宮在洛陽，微之元和四年以監察禦史分務東台，此詩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時李氏亦在東都，故于此有所感發。
若果如是，則微之詩題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
唯觀微之所作，排列諸題目似無系統意義之可言，而樂天之五十首則殊不然。
當日樂天組織其全部結構時，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
但就尚可見者言之，則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創業後至玄宗時之事。
自《立部伎》至《新豐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時事。
自《太行路》至《縛戎人》諸篇，乃言德宗時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論，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實亦為貞元之宰相也）。
自此以下三十篇，則大率為元和時事（其《百煉鏡》《兩朱閣》《八駿圖》《賣炭翁》，雖似為例外，但樂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時政，而獻谏于憲宗者）。
其以時代為劃分，頗為明顯也。
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為一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陳述祖宗垂誡子孫之意，即《新樂府·總序》所謂為君而作，尚不僅以其時代較前也。
其以《鴉九劍》《采詩官》二篇居末者，《鴉九劍》乃總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
《采詩官》乃标明其于樂府詩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結束全作，而與首篇收首尾回環救應之效者也。
其全部組織如是之嚴，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學中，洵不多見。
是知白氏《新樂府》之為文學偉制，而能孤行廣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元白二公作《新樂府》之年月，必在李公垂原作後，自無可疑。
微之詩未著撰作年月，但其《西涼伎》雲： 開遠門前萬裡堠，今來蹙到行原州。
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縣内半沒為荒陬。
寅恪按：《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雲： 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臨泾縣為行原州，命鎮将郝玭為刺史。
自玭鎮臨泾，西戎不敢犯塞。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雲： 原州，廣德元年沒吐蕃，置行原州于靈台之百裡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泾。
是行原州凡三徙治所。
其第二次之治所為平涼縣，屬舊原州，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原州中都督府在京師西北八百裡，與元詩“去京五百而近”之語不合，必非所指。
至行原州第一次之治所為靈台縣之百裡城，第三次之治所為臨泾縣，則皆屬泾州。
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泾州在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裡，與元詩“去京五百而近”之語适合。
然微之詩斷無遠指第一次即廣德元年所徙之靈台而言之理，是其所指必是元和三年十二月即第三次所徙之臨泾無疑。
然則微之《新樂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後，與樂天所作同為元和四年矣。
此微之作詩年歲之可考者也。
樂天《新樂府》雖題為： 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
似其作成之年歲無他問題。
然詳繹之，恐五十首詩，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
見下文《海漫漫》及《杏為梁》兩詩箋證，茲不于此述之。
蓋白氏《新樂府》之體，以一詩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數，殊不為少，自宜稍積時日，多有感觸，以漸補成其全數。
其非一時所成，極有可能也。
今嚴震刊《白氏諷谏本新樂府·序》末有： 元和壬辰冬長至日左拾遺兼翰林學士白居易序 一行。
初視之殊覺不合，以元和壬辰即元和七年，是年樂天以母憂退居渭上。
樂天于前二年即元和五年已除京兆府戶曹參軍。
其所署官銜左拾遺，自有可議。
且兼翰林學士之言，似更與唐人題銜慣例不類（見《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五八頁岑仲勉先生《論〈白氏長慶集〉源流并評東洋本白集》）。
但據《白氏長慶集》卷五三《詩解五律》雲： 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
可知樂天亦時改其舊作。
或者此《新樂府》雖創作于元和四年，至于七年猶有改定之處，其“元和壬辰冬長至日”數字，乃改定後随筆所記之時日耶？否則後人傳寫，亦無無端增入此數字之理也。
姑識于此，以待詳考，并于後論《海漫漫》《杏為梁》諸篇中申其疑義焉。
關于篇章之數目，白氏之作為五十首，自無問題。
元氏之作，則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六《新樂府·上》載微之《新樂府》共十三篇，其言雲： 元稹序曰，李公垂作樂府新題二十篇，稹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五而已。
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駿圖一篇，總十三篇。
寅恪按：今《元氏長慶集》卷二四載《新樂府》共十二篇，序文亦作“十二”，适相符合，無可疑者。
郭氏所見本，其“十二”之“二”，殆誤作“五”，因謂其未全。
又見樂天所作中有《八駿圖》一題，而《元氏長慶集》卷三亦有《八駿圖》一詩，遂取之以補數。
殊不知微之《八駿圖》詩，乃五言古詩，與微之《新樂府》之悉為七言體者迥異，斷不合混為一類。
觀于《元氏長慶集》卷三〇《叙詩寄樂天書》雲： 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雲： 予嘗欲件析其文，體别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
則微之編輯自作之詩，必分别體裁，無以五七言相混淆之理。
《元氏長慶集》之編輯，其旨亦同微之，然則郭氏編入之誤，不待詳辨也。
七德舞 元微之樂府新題《法曲》雲： 秦王破陣非無作，作之宗廟見艱難。
又《立部伎》雲： 太宗廟樂傳子孫，取類群兇陣初破。
白樂天則取其意别為一篇，即此篇是也。
此篇專陳祖宗王業之艱難以示其子孫，易言之，即鋪陳太宗創業之功績，以獻谏于當日之憲宗，所謂“采詩”“諷谏”“為君”諸義，實在于是。
斯樂天所以取此篇，為其《新樂府》五十首之冠也。
凡诠釋詩句，要在确能舉出作者所依據以構思之古書，并須說明其所以依據此書，而不依據他書之故。
若僅泛泛标舉，則縱能指出最初之出處，或同時之史事，其實無當于第一義谛也。
故茲于論述樂天此篇之主旨後，即進而推求其構思時所依據之原書，并先說明其所以取用此書之故焉。
類書之作，本為便利屬文，樂天尤喜編纂類書，如《策林》之類。
蓋其初原為供一己之使用，其後乃兼利他人也。
唐世應進士制科之舉子，固須玩習類書，以為決科射策之需，而文學侍從之臣，亦必翻檢類書，以供起草代言之用。
觀《元氏長慶集》卷二二《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詩“白樸流傳用轉新”句自注雲： 樂天于翰林中書取書诏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号曰白樸。
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于六典也。
則知唐世翰林與《六典》之關系。
《六典》一書，究否施行，自來成為問題。
詳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職官”章，茲不多論。
要之其書乃以唐代現行令式分配編纂，合于古代禮經，即周官之形式，實是便于官吏公文一種最有權威之類書。
他不必旁引，即如樂天《新樂府·道州民》篇述《陽城奏語》雲： 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
是其證也。
夫《六典》為法令之類書，宜翰林學士所不可須臾離者，但現行法令類書之外，供翻檢者，仍須有本朝掌故之類書。
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過于太宗，而《太宗實錄》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編年之體，故事迹不易檢查。
斯《太宗實錄》之分類節要本，即吳兢《貞觀政要》一書所以成為古今之要籍也。
此書之實質為一掌故之類書，必與《六典》同為翰林學士所寶重而玩習，固無疑義，則樂天作《七德舞》時即先取此書尋扯材料以構成其骨幹，乃極自然之理也。
何以知其曾取用《貞觀政要》耶？詩雲：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钺定兩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緻太平。
今世流行之戈直注本《貞觀政要》第三十九篇《論災祥》篇第三章雲： 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
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
同書第四十篇《論慎終》篇第三章略雲： 太宗又曰，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
寅恪按：“太宗十八舉義兵”句，蓋據《論慎終》篇中之語改寫而成。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句叙寫次序，全與《論災祥》篇中之語相同。
“三十有五緻太平”者，《論災祥》篇第三章于“二十九而居大位”下，又以“四夷降服，海内乂安”為言，而此篇之第一章略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于堯舜。
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于桀纣。
“天下太平”上雖有“但使”一詞，似為假設之語氣，但察其内容，則疑是已然之辭旨。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其年二十有九。
次年改元貞觀，至貞觀六年适為三十五歲，故樂天此句殆即由此章暗示而來。
《貞觀政要·論災祥》《貞觀政要·論慎終》兩篇，先後連續，而俱有太宗述其創業踐極年歲之記載，宜樂天注意及此，而取以入詩也。
至太宗舉義兵之歲，其年是否十八，乃别一問題，于此不詳論。
又詩雲： 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
魏征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剪須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寅恪按：“怨女三千放出宮”此今戈本《貞觀政要》第二十篇《論仁恻》篇第一章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此《論仁恻》篇第二章事也。
“張謹哀聞辰日哭”此《論仁恻》篇第三章事也。
“亡卒遺骸散帛收”及“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此《論仁恻》篇第四章事也。
今戈本《貞觀政要·論仁恻》篇唯此四章，而俱為樂天此篇所采用。
此篇所舉太宗盛德之故事唯此八事，而五出《貞觀政要·論仁恻》篇。
則其構思時必以《貞觀政要·論仁恻》篇為主，從可知矣。
否則太宗之事迹至多，樂天若未嘗依據此書以組成其全詩之骨幹，何得若是之巧合耶？ 複次，今世流行之《貞觀政要》，皆元代戈直注本，其本曾移改吳氏原書之篇章，如第二篇《論政體》篇第十章下注雲： 舊本此章附忠義篇。
今按其言于政體尤切，故附于此。
第四篇《論求谏》篇第七章下注雲： 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第五篇《論納谏》篇下注雲： 直谏另為一類，附此類之後。
其第五章下注雲：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
今按《通鑒》，标年。
其例甚多，不必一一标舉。
實則其書中尚有脫漏之章，觀楊守敬之《日本訪書志》，羅振玉之校補本及影印日本寫本，即可知之（高郵王氏亦有一校本）。
如樂天此篇“以心感人人心歸”句，取《白氏長慶集》卷四五《策林》第十目“王澤流人心感”中雲： 澤流心感而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固可相印證，而日本傳寫本《貞觀政要》載有吳兢上表，其文中即用《易經·鹹卦彖》。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之語，知樂天此句，殆又受此卷暗示而來，不僅關涉其先時所編之《策林》也。
又取羅氏《貞觀政要》卷五、卷六二卷之校記觀之，其中亦有戈本所詳，而日本寫本脫略者，則知日本寫本亦非無缺。
羅氏雖有“欲複唐本之舊，苦未能得其全本”（見羅氏松翁近稿《貞觀政要殘卷跋》）之言，其實縱得日本傳寫《貞觀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複吳氏原書之舊觀。
故白氏此篇所詠，其有不見于今日諸本《貞觀政要》者，未必全為吳氏原書所不載也。
雖然，若更就現存之史料以參校白氏此篇，則知其中所詠太宗時事，一一皆有所本，而其所本者，似不限《貞觀政要》一書，蓋樂天依據《貞觀政要》以構成此篇之骨幹，複于實錄中尋扯材料以修改其詞句，增補其内容而完成此篇也。
茲請就已考見者條列于下，其尚有未詳者，俟續考焉。
“三十有五緻太平”句，如前所論，似受《貞觀政要·論災祥》篇第一章及第三章之暗示而成，唯此句下即接以“功成理定何神速”一句，據《小戴樂記》雲：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又知所謂“緻太平”者，直接與制禮作樂有關，易言之，即與《七德舞》本身有關也。
此篇小序下注雲：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
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陣樂舞圖》，诏魏征、虞世南為之歌詞，名《七德舞》。
宜其特有此句以詠之也。
考《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參《唐會要》卷三三“破陣樂”條，《通典》卷一四六《樂典》“坐立部伎”條，《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太宗紀》“貞觀七年正月”條）略雲： 貞觀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
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讨，世間遂有此樂，豈意今日登于雅樂。
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緻有今日。
所以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
其後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辭，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
被甲執戟，以象戰陣之法焉。
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于渭水之濱，賦詩十韻。
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于是起居郎呂才以禦制詩等于樂府被之管弦，名為《功成慶善樂》之曲。
令童兒八佾皆進德冠，紫袴褶，為九功之舞。
冬至享宴，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
七年（《唐會要》作七年正月七日。
舊紀作戊子，則是正月十日），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鹳，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形。
命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
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通典》曰，和雲《秦王破陣樂》。
《新唐書》曰，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
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癸巳（《唐會要》作正月十五日），奏七德九功之舞。
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竦。
武臣列将鹹上壽雲，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群臣鹹稱萬歲。
依年推計，貞觀七年太宗年三十六歲。
此前一年，即貞觀六年，太宗年三十五歲。
六年，與《七德舞》相連之《功成慶善樂》成。
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陣舞圖》成。
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于庭。
則重制《七德舞》圖，亦在貞觀六年。
此所雲“三十有五緻太平”者，蓋功成治定，因而制禮作樂也。
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質疑》“太宗十八舉義兵”條論此事（見《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頁）雲： 又《元龜》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阙請封禅者，首尾相屬，白詩其即取意于是欤。
雖與《七德舞》無關，然當貞觀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歲，群臣既以天下太平為言，似樂天此句亦不能與之無涉也。
《冊府元龜》《唐會要》《兩唐志》所載，當系采自《太宗實錄》。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貞觀政要》中雖無具體語句可以指實，但其《論慎終》篇中“論及漢光武事”雲： 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
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
考《後漢書》卷一《光武紀》雲： 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則樂天此句之構成，固可能受《貞觀政要》此條之暗示，而牽連思及光武之故事。
唯據《冊府元龜》卷九九“帝王”部“推誠門封同人”條（參《通鑒》卷一九二《唐紀·高祖紀》“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條）雲： 封同人為韓州刺史。
太宗即位，引谙衛骁兵統将等習射于顯德殿。
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禦所者絞刑。
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
今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非所為社稷計也。
同人矯乘驿馬入朝切谏，帝皆不納。
謂之曰，我以天下為家，率土之内，盡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據《通鑒補》），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自是後人人自勵。
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皆為銳卒。
知亦本之《太宗實錄》也。
“亡卒遺骸散帛收”句，《貞觀政要·論仁恻》篇第四章雖記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回，次柳城，诏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緻祭，親臨哭之之事。
但樂天于詩句下有注文雲： 貞觀初诏收天下陣死骸骨，緻祭而瘗埋之，尋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有貞觀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诏》雲： 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瘗。
稱朕意焉（《舊唐書》卷二、《新唐書》卷二、《通鑒》卷一九二《太宗紀》俱系此事于貞觀二年四月己卯）。
頗疑樂天本從《貞觀政要》此章以構成其詩句，其後複搜采前後诏收骸骨之事以證釋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句，白氏注文與《貞觀政要》同，唯坊間汪本作貞觀五年誤，應依《全唐詩》本作貞觀二年。
以《貞觀政要》新舊紀《通鑒》均系其事于二年故也。
“魏征夢見子夜泣”句，亦見《舊唐書》卷七一、《新唐書》卷九七《魏征傳》，新舊傳當亦采自《太宗實錄》也。
“張謹哀聞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
《貞觀政要》作貞觀七年，《通鑒》系張公謹之卒于貞觀六年四月辛卯。
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
《冊府元龜》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門亦作貞觀六年。
《貞觀政要》作貞觀七年，恐有誤。
“怨女三千放出宮”句，白氏注文中有： 于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
之記載，而《貞觀政要》中則未著遣戴冑、杜正倫揀放事。
考《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參《通鑒》卷一九三《唐紀·太宗紀》“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條）略雲： 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
今将出之，任求伉俪。
于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于掖庭宮西門簡出之（《通鑒》于此下有“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一句）。
則白氏注文，亦依據《太宗實錄》書之者也。
“死囚四百來歸獄”句，《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雲：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
其後應期畢至，诏悉原之。
《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太宗紀》“貞觀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條《資治通鑒·考異》雲： 四年《太宗實錄》雲，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
今年《太宗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
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
又白居易《樂府》雲，死囚四百來歸獄。
《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雲二百九十人。
今從《新唐書·刑法志》。
此種數字之差異，自是傳寫緻訛，至于孰正孰誤，恐不可考矣。
“剪須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句，樂天自注雲： 李勣常疾，醫雲得龍須燒灰，方可療之。
太宗自剪須燒灰賜之，服訖而愈。
勣叩頭泣涕而謝。
今戈本《貞觀政要·論任賢》篇所雲： 勣時遇暴疾，驗方雲，須灰可以療之。
太宗自剪須為其和藥。
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
與《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通鑒》卷一九七《唐紀·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四月李勣嘗得暴疾”條同）所雲： 勣時遇暴疾，驗方雲，須灰可以療之。
太宗乃自剪須為其和藥。
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适相符合，而與樂天注文以“龍須”為言者不同。
龍須事殊詭異，頗類小說家言，但《大唐新語》卷一一《褒錫》篇“高宗初立為太子”條雲： 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須灰方可。
太宗剪須以療之，服訖而愈。
勣頓首泣謝。
則與樂天注文相符。
二者必同出一源，似無可疑。
劉氏之書雖為雜史，然其中除《諧谑》一篇，稍嫌蕪瑣外，大都出自《國史》。
劉書白注此條果出何書，今未敢決言，姑記之以俟考。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與《貞觀政要·論仁恻》篇第四章及《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思摩傳》、《通鑒》卷一九七《唐紀·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五月丙申”條并同，謂之出于《貞觀政要》或出自《太宗實錄》，俱無不可也。
又此詩末“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二句，即本于太宗謂侍臣“功業由之”“示不忘本”（見上引《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等語也。
總之，樂天此篇旨在陳述祖宗創業之艱難，以寓諷谏。
其事尊嚴，故詩中不獨于叙寫太宗定亂理國之實事，一一采自《國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詞語，亦系本之《太宗實錄》。
其為竭意經營之作，自無疑也。
唯《太宗實錄》一書，部帙繁重，且系編年之體，若依之以構思而欲求得條理，洵屬非易。
此又樂天曾用《貞觀政要》，即《太宗實錄》之分類節要本以供參考之故也。
然則《七德舞》一篇必與《貞觀政要》及現存之史籍參證并讀，始能得其真解，斷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之句，非泛語也。
此詩題下注雲： 自龍朔以後，诏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節《樂府雜錄·龜茲部》雲： 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
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
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
而微之《新題樂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之句，故樂天即未見之于祭祀郊廟之上，亦可見之于享宴軍賓之間。
其為親身經曆，因而有所感觸啟發無疑也。
茲更取此篇與《新樂府·總序》相印證，則《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與其篇題符同，即《總序》所謂“首句标其目”也。
結語“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
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一節，說明太宗創作《七德舞》之旨意，亦樂天作此詩以獻谏于當日憲宗寓意之所在，即《總序》所謂“卒章顯其志”也。
此篇詞語甚曉暢，結構無曲折，可謂與序文“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
樂天序和答詩，自謂為文所長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辭繁言激（見《白氏長慶集》卷二），觀此知非虛語。
其晚歲傾倒劉禹錫至極，頗為後人所不解（見《白氏長慶集》卷五九《與劉蘇州書》，卷六〇《劉白唱和集解》，王士祯《香祖筆記》卷五，《池北偶談》卷一四），其故殆欲借夢得委婉之長（《白氏長慶集》卷六九《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之一雲：“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補己之短耶（詳見附論戊篇）？又此篇依據《貞觀政要》以構思，取材于《太宗實錄》以遣辭，得不謂之“其事核而實”乎？樂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澀生硬之病，實足當“其體順而肆”之義無愧。
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陳祖宗功業之詩，即序文所謂“為君而作”者。
其取此詩冠于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
由是言之，樂天《新樂府》結構嚴密，條理分明。
《總序》所列作詩之旨，一一俱能實踐，洵非浮誕文士所可及也。
複次，《大唐西域記》卷五“羯若鞠阇國”條（《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同）略雲：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内，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
鹹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
同書卷一〇“迦摩縷波國”條略雲： 拘摩羅王曰，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诃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
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聞《秦王破陣樂》，當在貞觀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後。
此樂雖于貞觀七年改為《七德舞》，但樂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見《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故民間通稱仍用舊名，稱為《秦王破陣樂》。
如《樂府雜錄·龜茲部》所載破陣樂曲雲雲，即是一例。
天竺遠方，固應不以《七德舞》為稱也。
法曲 樂天此篇篇題，《全唐詩》本作《法曲》，注雲： 一本曲下有歌字。
那波道圓本作《法曲歌》，汪立名本作《法曲》。
考樂天《新樂府》諸篇篇題例皆不用歌吟等字。
而此篇乃和李元之作，今微之此篇篇題，諸本既皆作《法曲》，則自以無“歌”字者為是也。
樂天以此篇次于《七德舞》之後者，蓋《七德舞》所以明太宗創業之艱難，此篇則繼述高宗以下祖宗之制定諸樂舞，條理次序極為明晰，較之微之之遠從黃帝說起者，實有浮泛親切之别，此白作勝于元作之又一例證也。
此詩之華夷音聲理論與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複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
若以史實言之，則殊不正确。
如言： 《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
據《唐會要》卷三三“諸樂”條雲：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婆羅門改為《霓裳羽衣》。
則知《霓裳羽衣舞曲》，實原本胡樂，又何華聲之可言？開元之世治民康與此無涉，固不待言也。
又《法曲》者，據《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雲：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鐘，磬，幢箫，琵琶。
夫琵琶之為胡樂而非華聲，不待辨證。
而《法曲》有其器，則《法曲》之與胡聲有關可知也。
然則元白諸公之所謂華夷之分，實不過今古之别，但認輸入較早之舶來品，或以外國材料之改裝品，為真正之國産土貨耳。
今世侈談國醫者，其無文化學術史之常識，适與相類，可慨也。
抑更有論者，李公垂此篇之原作既不可見，姑置不論。
若微之樂天皆自稱景慕外來天竺之佛陀宗教者，如《白氏長慶集》卷一四《和夢遊春詩·序》雲： 況與足下（微之）外服儒風，内宗梵行者，有日矣。
又此詩結語雲： 《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複。
又樂天自注雲： 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等例，可以為證。
是與韓退之之力辟佛法者，甚有不同。
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茲有此内中國而外夷狄之議論？初視之，頗不可解，細思之，則知其與古文運動有關。
蓋古文運動之初起，由于蕭穎士、李華、獨孤及之倡導與梁肅之發揚。
此諸公者，皆身經天寶之亂離，而流寓于南土，其發思古之情，懷撥亂之旨，乃安史變叛刺激之反應也。
唐代當時之人既視安史之變叛，為戎狄之亂華，不僅同于地方藩鎮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論，成為古文運動之一要點矣。
昌黎于此認識最确，故主張一貫。
其他古文運動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則于不自覺之中，間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蕩，而具有潛伏意識，遂藏于心者發于言耳。
古文運動為唐代政治社會上一大事，不獨有關于文學。
此義當于論唐史時詳為考證，茲以轶出本文範圍，故不多及，聊識其意于此。
元詩“火鳳聲沉多咽絕，春莺啭罷長蕭索”句，可參閱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茲不多論。
“胡騎與胡妝”句《樂府詩集》卷六〇引此詩。
錢牧齋校宋本及《全唐詩》本，“胡騎”上皆有“胡音”二字，此詩既論音樂，自以有“胡音”二字為是也。
二王後 海漫漫 白氏新樂府《七德舞》《法曲》後，即繼以《二王後》及《海漫漫》二篇，此二篇為微之《樂府新題》中所無。
李公垂原作雖不可見，當亦無此二題。
所以知者，微之和公垂之作，取《上陽白發人》為首。
上陽宮在洛陽，公垂必依之發興。
至于“周武隋文之子孫”，固不易為作詩時居東都之公垂所同時得見，而秦皇漢武求仙之戒，若非憲宗文學侍從之臣，似亦末由敷陳也。
然則此二篇乃樂天所增創，而非因襲李氏之舊題，自不難推見。
至樂天何以忽增創此二新題之故，則《貞觀政要》卷二一《慎所好》篇第三章雲：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
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
似即為《二王後》一篇之所本。
其第二章雲：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
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
始皇猶海側踟蹰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術之士。
事既無驗，便行誅戮。
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似即為《海漫漫》一篇之所本。
頗疑樂天于翻檢《貞觀政要》尋扯材料以作《七德舞》時，尚覺有餘剩之義可供采摭，遂取以成此二篇也。
而《七德舞》自“亡卒遺骸散帛收”以下至“思摩奮呼乞效死”諸事迹，多見于《貞觀政要》第二〇《論仁恻》篇中，其《慎所好》篇即次于《論仁恻》篇之後為第二一篇，亦足為此說之佐證也。
複次，今戈本《政要》之次序先後，雖不皆仍原本之舊，但《慎所好》篇中“求神仙”條在貞觀二年列第二，“隋炀帝”條在貞觀四年列第三，則似未有所改易。
樂天之詩不依《貞觀政要》之先後次序，而取《二王後》列諸《海漫漫》之前者，蓋《二王後》之助郊祭與《七德舞》《法曲》皆性質上有密切關系，可以相連，其《海漫漫》篇則性質似較泛也。
至《海漫漫》篇所以特列于第四篇，有以示異于其他通常諷谏諸篇者，老子亦為唐皇室所攀認之祖宗，且受“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廟号太清宮，則薦享老子與明堂太廟郊祀為同一性質，不過與血族祖先之七廟又稍有别耳。
樂天于元和二年充翰林學士時，曾撰《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見《白氏長慶集》卷四〇）。
自易聯想及此，而有“玄元聖祖”之句也。
此四篇性質近似，皆标明祖宗垂戒子孫之微意，即《新樂府·總序》所謂“為君而作”者。
故相聯綴自為一組，此組遂為《新樂府》之冠也。
又《二王後》一篇更有可論者，元微之《上陽白發人》有： 隋炀枝條襲封邑。
之語，原注又雲： 近古封前代子孫為二王三恪。
樂天此篇之作，殆受其啟發也。
其《海漫漫》一篇更有可論者，《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太平禦覽》卷一〇四亦引此文，較為明晰，今參合錄之）雲： 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于道家。
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
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
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緻暴疾不救。
古詩雲，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誠哉是言也。
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
上深然之。
寅恪按：李藩之語與《海漫漫》所言幾無不同，豈李白二公各不相謀而适冥合耶？此殊可疑也。
以時間先後論，樂天《新樂府》據其自題作于元和四年，而史載李藩之語于元和五年，則白先而李後。
若此二事不能無所關涉，似李語出于白詩。
然以常識言之，其可能不多。
頗疑樂天《新樂府》雖大體作于元和四年，其實時時修改增補，不獨《海漫漫》一篇如此，即《杏為梁》等篇亦有成于元和四年以後之疑，俟于論《杏為梁》時總括言之，今姑不涉及焉。
又《杜陽雜編·中》略雲： 元和五年内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回，雲，于海上泊州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裡，則見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
惟則知其異，遂請谒見。
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為吾傳語。
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蹤迹。
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 寅恪按：蘇鹗撰書，雖多詭異之說，不足深信，然閹寺以神仙事蠱惑君上，自是常情，而元和之時，中國與新羅頻有使節往還（參《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唐書》卷二二〇《新羅傳》、《唐會要》卷九五“新羅”條）。
是知其亦有所據。
此以元和五年為言，亦可與上說相參證也。
憲宗為有唐一代中興之英主，然卒以服食柳泌所制丹藥，躁渴至極，左右宦官多因此得罪，遂為陳弘志所弒（見《通鑒》卷二四一、《唐紀》“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及十五年春正月”條）。
觀元和五年憲宗問李藩之語，知其已好神仙之道。
樂天是時即在翰林，頗疑亦有所聞知。
故《海漫漫》篇所言，殆陳谏于幾先者。
此篇末句以老子不言藥為說，遠引祖訓，近切時宜，誠《新樂府·總序》所謂為君而作者也。
《二王後》篇“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句，就寅恪一時記憶所及，則有《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貴公》篇雲： 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所謂《太公六韬》卷一《文韬·文師》篇雲：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魏征《群書治要》卷三一《六韬·序》雲：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同書同卷《武韬》雲：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馬總《意林》卷一引《六韬》雲：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
自皆與詩語有關。
《意林》纂輯于貞元之初，與樂天作詩之時代甚近，頗可能為樂天此二句之所依據。
但《群書治要》似為其所從出，蓋《李相國論事集》卷一《進曆代君臣事迹五十餘狀》略雲： 元和四年奏，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曆代事迹，撰《群書政（寅恪按：此避高宗諱改作政）要》，置在座側，常自省閱，書于國史，著為不刊。
今陛下朝夕觀覽，必緻貞觀之盛理。
李绛與樂天于元和四年，即
洵唐代詩中之巨制，吾國文學史上之盛業也。
以作品言，樂天之成就造詣，不獨非微之所及，且為微之後來所仿效（見《白氏長慶集》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自注）。
但以創造此體詩之理論言，則見于《元氏長慶集》者，似尚較樂天自言者為詳。
故茲先略述兩氏共同之理論，然後再比較其作品焉。
《元氏長慶集》卷二三《樂府古題·序》略雲： 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贻後代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
予少時（寅恪按：此序題下題丁酉二字，知是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時所作。
其《和李紳樂府新題》詩，作于元和四年，是時微之實已三十一歲，不得雲少時。
此乃屬文之際，率爾而言，未可拘泥也）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同集卷三〇《叙詩寄樂天書》略雲： 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
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雲：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略雲：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首。
寅恪按：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詩，則《新樂府》之體，實為摹拟杜公樂府之作品，自可無疑也。
《白氏長慶集》卷四五《策林·序》略雲：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将應制舉，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
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其第六十八目《議文章》（碑碣詞賦）略雲： 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喻。
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
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
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
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伏維陛下诏主文之司，谕養文之旨，但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
碑诔有盧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第六十九目《采詩以補察時政》略雲：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
将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于下，歲獻于上者也。
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寅恪按：元白二公作《新樂府》在元和四年，距構《策林》之時甚近。
故其作《新樂府》之理論，與前數年揣摩之思想至有關系。
觀于《策林》中《議文章》及《采詩》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詩觀風之意，蓋蘊之胸中久矣。
然則二公《新樂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詩觀風之傳統理論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題之樂府，如《兵車行》者，為其具體之模楷，固可推見也。
雖然，微之之作，似尚無摹拟《詩經》之迹象。
至于樂天之《新樂府》，據其總序雲： 首句标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則已标明取法于詩三百篇矣。
是以樂天《新樂府》五十首，有總序，即摹毛詩之總序。
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詩之小序。
又取每篇首句為其題目，即效《詩經·關雎》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
微之每篇首句尚與詩題不同，疑李氏原作當亦不異微之）。
全體結構，無異古經。
質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詩經》，誠韓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
不過昌黎志在春秋，而樂天體拟三百。
韓書未成，而白詩特就耳。
樂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時，即具釆詩匡主之志。
不數年間，遂作此五十篇之詩。
語雲，有志者事竟成，樂天亦足以自豪矣。
此外，尚有可論者，嚴震白氏諷谏本及日本嘉承（相當中國北宋元祐時）重鈔建永（相當慶曆時）本，于“首句标其目”之下有“《古詩十九首》之例也”一句，鈴木虎雄《業間錄校勘記》雲： 有者，是也。
寅恪按：《毛詩大序》《關雎》後妃之德也。
孔穎達《正義》雲： 《關雎》舊解雲，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為名。
舊說之是非，别為一問題，茲可不置論。
唯據其說，則《詩經》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為題。
樂天實取義于此。
故《新樂府·序》文中“詩三百之義也”一語，乃兼括前文“首句标其目”而言，鈴木之說殊未谛。
夫樂天作詩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陳義甚高。
其非以《古詩十九首》為楷則，而自同于陳子昂、李太白之所為，固甚明也。
複次，關于《新樂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見，未知如何。
恐與微之之作無所差異，即以七字之句為其常則是也。
至樂天之作，則多以重疊兩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此實深可注意。
考三三七之體，雖《古樂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車行》，亦複如是。
但樂天《新樂府》多用此體，必别有其故。
蓋樂天之作，雖于微之原作有所改進，然于此似不緻特異其體也。
寅恪初時頗疑其與當時民間流行歌謠之體制有關，然苦無确據，不敢妄說。
後見敦煌發現之變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體，始得其解。
關于敦煌發現之變文俗曲，詳見《敦煌掇瑣》及《鳴沙餘韻》諸書所載，茲不備引。
然則樂天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當時民間流行之歌謠。
實與貞元、元和時代古文運動巨子如韓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書，《左氏春秋》之文體試作《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莺莺傳》等小說傳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
其差異之點，僅為一在文備衆體小說之範圍，一在純粹詩歌之領域耳。
由是言之，樂天之作《新樂府》，實擴充當時之古文運動，而推及之于詩歌，斯本為自然之發展。
唯以唐代古詩，前有陳子昂、李太白之複古詩體。
故白氏《新樂府》之創造性質，乃不為世人所注意。
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
與陳李輩之改革齊梁以來士大夫紙上摹寫之詩句為标榜者，大相懸殊。
其價值及影響，或更較為高遠也。
此為吾國中古文學史上一大問題，即“古文運動”本由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成功之一事。
寅恪曾于《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中論證之。
而白樂天之《新樂府》，亦是以樂府古詩之體，改良當時民俗傳誦之文學，正同于以“古文”試作小說之旨意及方法。
此點似尚未見有言及之者，茲特略發其凡于此，俟他日詳論之，以求教于通識君子焉。
關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較，又有可得而論者，即元氏諸篇所詠，似有繁複與龐雜之病，而白氏每篇則各具事旨，不雜亦不複是也。
請先舉數例以明之。
《元氏長慶集》卷二四《上陽白發人》，本愍宮人之幽閉，而其篇末乃雲： 此輩賤嫔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
諸王在閣四十年，七（“七”當作“十”。
見《舊唐書》卷一〇七《玄宗諸子傳》，《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傳》）宅六宮門戶閉。
随炀枝條襲封邑，肅宗血胤無官位。
王無妃媵主無婿，陽亢陰淫結災累。
何如決壅順衆流，女遣從夫男作吏。
可與同集卷三二《獻事表》所陳十事中： 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
參證。
此為微之前任拾遺時之言論，于作此詩時不覺連類及之，本不足異，亦非疵累。
但樂天《上陽白發人》之作，則截去微之詩末題外之意，似更切徑而少支蔓。
或者樂天複受“随炀枝條襲封邑”句之暗示，别成《二王後》一篇，亦未可知也。
又如《元氏長慶集》卷二四《法曲》雲： 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又雲：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樂天所作，則析此詩所言者為三題，即《七德舞》《法曲》《時世妝》三首。
一題各言一事，意旨專而一，詞語明白，鄙意似勝微之所作。
蓋《新樂府》之作，其本旨在備風謠之采擇，自以簡單曉暢為尚。
若微之之詩，一題數意，端緒繁雜。
例若《元氏長慶集》卷二四《陰山道》既雲： 費财為馬不獨生，耗帛傷工有他盜。
之以回鹘馬價缣為非矣。
其詩後段忽因絲織品遂至旁及豪貴之逾制，如言： 挑紋變力倍費，棄舊從新人所好。
越縠撩绫織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
豪家富貴逾常制，令族親班無雅操。
從騎愛奴絲布衫，臂鷹小兒雲錦韬。
群臣利己要差僭，天子深哀空闵悼。
不免稍近支蔓。
而樂天《新樂府》則于《陰山道》題下《仿毛詩小序》雲： 疾貪虜也。
全詩隻斥回鹘之貪黠，而又别為《缭绫》一題，其小序雲： 念女工之勞也。
全詩之中，痛惜勞工，深斥奢靡。
其意既專，故其言能盡。
其言能盡，則其感人也深。
此殆樂天所謂“苦教短李伏歌行”，遂使“每被老元偷格律”者耶？ 以上所列為元詩中之一篇雜有數意者，至于一意而複見于兩篇者，則如《秦王破陣樂》既已詠之于《法曲》雲： 漢祖過沛亦有歌，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複又見于《立部伎》中，而有： 太宗廟樂傳子孫，取類群兇陣初破。
之句，即其例也。
至樂天之作，則《白氏長慶集》卷一《傷唐衢二首》之二雲：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按：一吟詠一事，雖為樂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則，實則《新樂府》五十篇亦無一篇不然。
其每篇之篇題，即此篇所詠之事。
每篇下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
每篇唯詠一事，持一旨，而不雜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謂不雜。
此篇所詠之事，所持之旨，又不複雜入他篇，此之謂不複。
若就其非和微之篇題言之，此特點尤極顯明。
如《紅線毯》與《缭绫》者，俱為外州精織進貢之品，宜其詩中所持之旨相同矣。
但《紅線毯》篇之小序雲： 憂農桑之費也。
篇中痛斥宣州刺史之加樣進貢，而《缭绫》者之小序則雲： 念女工之勞也。
篇中深憫越溪寒女之費工耗力，是絕不牽混也。
又如《李夫人》《井底引銀瓶》《古冢狐》三篇，所詠者皆為男女關系之事，而《李夫人》以： 鑒嬖惑也。
為旨，自是陳谏于君上之詞。
《井底引銀瓶》以： 止淫奔也。
為旨，則力勸癡小女子，勿為男子所誘。
《古冢狐》則以： 戒豔色也。
為旨，乃深戒民間男子勿為女子所惑者，是又各有區别也。
又如《紫毫筆》所指斥者，乃起居郎與侍禦史之失職。
《秦吉了》所緻譏者，乃言官之不言。
雖俱為譏斥朝官之屍位，而其針對之人事，又不相侔也。
即此所舉，亦足概見其餘矣。
至其和微之諸篇則稍有别。
蓋微之之作，既有繁複與龐雜之病，樂天酬和其意，若欲全行避免，殆不甚可能。
如微之于《華原磬》《西涼伎》《法曲》《立部伎》《胡旋女》《縛戎人》六篇中俱涉及天寶末年祿山之反，而樂天于《法曲》《華原磬》《胡旋女》《西涼伎》等篇中亦均及其事，是其證也。
然樂天大抵仍持每篇一旨之通則。
如《法曲》篇雲： 苟能審音與政通。
《華原磬》雲： 始知樂與時政通。
是其遣詞頗相同矣。
但《法曲》之主旨在正華聲，廢胡音。
《華原磬》之主旨在崇古器，賤今樂，則截然二事也。
又如《華原磬》《五弦彈》二篇，俱有慨于雅樂之不興矣。
但《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職，以刺雅樂之陵替。
《五弦彈》寫趙璧五弦之精妙，以慨鄭聲之風靡，則自不同之方面立論也。
又如《華原磬》《立部伎》二篇，并于當日之司樂者有所譏刺矣。
但《立部伎》所譏者，乃清職之樂卿。
《華原磬》所譏者，乃愚賤之樂工，則又為各别之針對也。
他若唐代之《立部伎》，其包括之範圍極廣，舉凡《破陣樂》《太平樂》皆在其内，而樂天則以《破陣樂》既已詠之于《七德舞》一篇，《太平樂》又有《西涼伎》一篇專言其事，故《立部伎》篇中所述者，唯限于散樂，即自昔相傳之百戲一類。
此皆足征其經營結構，實具苦心也。
又微之所作，其語句之取材于經史者，如《立部伎》之用《小戴樂記》《史記·樂書》，及《蠻子朝》之用《春秋·定公八年·公羊傳疏》之例，而有： 終象由文士憲左。
及： 雲蠻通好辔長駷。
等句之類，頗嫌硬澀未融（“辔長駷”之“辔”字似即由《公羊傳·定公八年注》之“銜”字而來）。
樂天作中固無斯類，即微之晚作，亦少見此種聱牙之語。
然則白詩即元詩亦李詩之改進作品，是乃比較研究所獲之結論，非漫為軒轾之說也。
至于《新樂府》詩題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見，無從得知。
微之之作與樂天之作，同一題目，而次序不同。
微之詩以《上陽白發人》為首。
上陽宮在洛陽，微之元和四年以監察禦史分務東台，此詩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時李氏亦在東都，故于此有所感發。
若果如是，則微之詩題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
唯觀微之所作，排列諸題目似無系統意義之可言，而樂天之五十首則殊不然。
當日樂天組織其全部結構時，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
但就尚可見者言之，則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創業後至玄宗時之事。
自《立部伎》至《新豐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時事。
自《太行路》至《縛戎人》諸篇，乃言德宗時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論，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實亦為貞元之宰相也）。
自此以下三十篇，則大率為元和時事（其《百煉鏡》《兩朱閣》《八駿圖》《賣炭翁》，雖似為例外，但樂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時政，而獻谏于憲宗者）。
其以時代為劃分，頗為明顯也。
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為一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陳述祖宗垂誡子孫之意，即《新樂府·總序》所謂為君而作，尚不僅以其時代較前也。
其以《鴉九劍》《采詩官》二篇居末者，《鴉九劍》乃總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
《采詩官》乃标明其于樂府詩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結束全作，而與首篇收首尾回環救應之效者也。
其全部組織如是之嚴，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學中，洵不多見。
是知白氏《新樂府》之為文學偉制，而能孤行廣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元白二公作《新樂府》之年月，必在李公垂原作後，自無可疑。
微之詩未著撰作年月，但其《西涼伎》雲： 開遠門前萬裡堠，今來蹙到行原州。
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縣内半沒為荒陬。
寅恪按：《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雲： 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臨泾縣為行原州，命鎮将郝玭為刺史。
自玭鎮臨泾，西戎不敢犯塞。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雲： 原州，廣德元年沒吐蕃，置行原州于靈台之百裡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泾。
是行原州凡三徙治所。
其第二次之治所為平涼縣，屬舊原州，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原州中都督府在京師西北八百裡，與元詩“去京五百而近”之語不合，必非所指。
至行原州第一次之治所為靈台縣之百裡城，第三次之治所為臨泾縣，則皆屬泾州。
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泾州在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裡，與元詩“去京五百而近”之語适合。
然微之詩斷無遠指第一次即廣德元年所徙之靈台而言之理，是其所指必是元和三年十二月即第三次所徙之臨泾無疑。
然則微之《新樂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後，與樂天所作同為元和四年矣。
此微之作詩年歲之可考者也。
樂天《新樂府》雖題為： 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
似其作成之年歲無他問題。
然詳繹之，恐五十首詩，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
見下文《海漫漫》及《杏為梁》兩詩箋證，茲不于此述之。
蓋白氏《新樂府》之體，以一詩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數，殊不為少，自宜稍積時日，多有感觸，以漸補成其全數。
其非一時所成，極有可能也。
今嚴震刊《白氏諷谏本新樂府·序》末有： 元和壬辰冬長至日左拾遺兼翰林學士白居易序 一行。
初視之殊覺不合，以元和壬辰即元和七年，是年樂天以母憂退居渭上。
樂天于前二年即元和五年已除京兆府戶曹參軍。
其所署官銜左拾遺，自有可議。
且兼翰林學士之言，似更與唐人題銜慣例不類（見《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五八頁岑仲勉先生《論〈白氏長慶集〉源流并評東洋本白集》）。
但據《白氏長慶集》卷五三《詩解五律》雲： 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
可知樂天亦時改其舊作。
或者此《新樂府》雖創作于元和四年，至于七年猶有改定之處，其“元和壬辰冬長至日”數字，乃改定後随筆所記之時日耶？否則後人傳寫，亦無無端增入此數字之理也。
姑識于此，以待詳考，并于後論《海漫漫》《杏為梁》諸篇中申其疑義焉。
關于篇章之數目，白氏之作為五十首，自無問題。
元氏之作，則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六《新樂府·上》載微之《新樂府》共十三篇，其言雲： 元稹序曰，李公垂作樂府新題二十篇，稹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五而已。
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駿圖一篇，總十三篇。
寅恪按：今《元氏長慶集》卷二四載《新樂府》共十二篇，序文亦作“十二”，适相符合，無可疑者。
郭氏所見本，其“十二”之“二”，殆誤作“五”，因謂其未全。
又見樂天所作中有《八駿圖》一題，而《元氏長慶集》卷三亦有《八駿圖》一詩，遂取之以補數。
殊不知微之《八駿圖》詩，乃五言古詩，與微之《新樂府》之悉為七言體者迥異，斷不合混為一類。
觀于《元氏長慶集》卷三〇《叙詩寄樂天書》雲： 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雲： 予嘗欲件析其文，體别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
則微之編輯自作之詩，必分别體裁，無以五七言相混淆之理。
《元氏長慶集》之編輯，其旨亦同微之，然則郭氏編入之誤，不待詳辨也。
七德舞 元微之樂府新題《法曲》雲： 秦王破陣非無作，作之宗廟見艱難。
又《立部伎》雲： 太宗廟樂傳子孫，取類群兇陣初破。
白樂天則取其意别為一篇，即此篇是也。
此篇專陳祖宗王業之艱難以示其子孫，易言之，即鋪陳太宗創業之功績，以獻谏于當日之憲宗，所謂“采詩”“諷谏”“為君”諸義，實在于是。
斯樂天所以取此篇，為其《新樂府》五十首之冠也。
凡诠釋詩句，要在确能舉出作者所依據以構思之古書，并須說明其所以依據此書，而不依據他書之故。
若僅泛泛标舉，則縱能指出最初之出處，或同時之史事，其實無當于第一義谛也。
故茲于論述樂天此篇之主旨後，即進而推求其構思時所依據之原書，并先說明其所以取用此書之故焉。
類書之作，本為便利屬文，樂天尤喜編纂類書，如《策林》之類。
蓋其初原為供一己之使用，其後乃兼利他人也。
唐世應進士制科之舉子，固須玩習類書，以為決科射策之需，而文學侍從之臣，亦必翻檢類書，以供起草代言之用。
觀《元氏長慶集》卷二二《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詩“白樸流傳用轉新”句自注雲： 樂天于翰林中書取書诏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号曰白樸。
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于六典也。
則知唐世翰林與《六典》之關系。
《六典》一書，究否施行，自來成為問題。
詳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職官”章，茲不多論。
要之其書乃以唐代現行令式分配編纂，合于古代禮經，即周官之形式，實是便于官吏公文一種最有權威之類書。
他不必旁引，即如樂天《新樂府·道州民》篇述《陽城奏語》雲： 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
是其證也。
夫《六典》為法令之類書，宜翰林學士所不可須臾離者，但現行法令類書之外，供翻檢者，仍須有本朝掌故之類書。
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過于太宗，而《太宗實錄》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編年之體，故事迹不易檢查。
斯《太宗實錄》之分類節要本，即吳兢《貞觀政要》一書所以成為古今之要籍也。
此書之實質為一掌故之類書，必與《六典》同為翰林學士所寶重而玩習，固無疑義，則樂天作《七德舞》時即先取此書尋扯材料以構成其骨幹，乃極自然之理也。
何以知其曾取用《貞觀政要》耶？詩雲：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钺定兩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緻太平。
今世流行之戈直注本《貞觀政要》第三十九篇《論災祥》篇第三章雲： 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
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
同書第四十篇《論慎終》篇第三章略雲： 太宗又曰，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
寅恪按：“太宗十八舉義兵”句，蓋據《論慎終》篇中之語改寫而成。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句叙寫次序，全與《論災祥》篇中之語相同。
“三十有五緻太平”者，《論災祥》篇第三章于“二十九而居大位”下，又以“四夷降服，海内乂安”為言，而此篇之第一章略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于堯舜。
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于桀纣。
“天下太平”上雖有“但使”一詞，似為假設之語氣，但察其内容，則疑是已然之辭旨。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其年二十有九。
次年改元貞觀，至貞觀六年适為三十五歲，故樂天此句殆即由此章暗示而來。
《貞觀政要·論災祥》《貞觀政要·論慎終》兩篇，先後連續，而俱有太宗述其創業踐極年歲之記載，宜樂天注意及此，而取以入詩也。
至太宗舉義兵之歲，其年是否十八，乃别一問題，于此不詳論。
又詩雲： 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
魏征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剪須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寅恪按：“怨女三千放出宮”此今戈本《貞觀政要》第二十篇《論仁恻》篇第一章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此《論仁恻》篇第二章事也。
“張謹哀聞辰日哭”此《論仁恻》篇第三章事也。
“亡卒遺骸散帛收”及“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此《論仁恻》篇第四章事也。
今戈本《貞觀政要·論仁恻》篇唯此四章，而俱為樂天此篇所采用。
此篇所舉太宗盛德之故事唯此八事，而五出《貞觀政要·論仁恻》篇。
則其構思時必以《貞觀政要·論仁恻》篇為主，從可知矣。
否則太宗之事迹至多，樂天若未嘗依據此書以組成其全詩之骨幹，何得若是之巧合耶？ 複次，今世流行之《貞觀政要》，皆元代戈直注本，其本曾移改吳氏原書之篇章，如第二篇《論政體》篇第十章下注雲： 舊本此章附忠義篇。
今按其言于政體尤切，故附于此。
第四篇《論求谏》篇第七章下注雲： 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第五篇《論納谏》篇下注雲： 直谏另為一類，附此類之後。
其第五章下注雲：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
今按《通鑒》，标年。
其例甚多，不必一一标舉。
實則其書中尚有脫漏之章，觀楊守敬之《日本訪書志》，羅振玉之校補本及影印日本寫本，即可知之（高郵王氏亦有一校本）。
如樂天此篇“以心感人人心歸”句，取《白氏長慶集》卷四五《策林》第十目“王澤流人心感”中雲： 澤流心感而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固可相印證，而日本傳寫本《貞觀政要》載有吳兢上表，其文中即用《易經·鹹卦彖》。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之語，知樂天此句，殆又受此卷暗示而來，不僅關涉其先時所編之《策林》也。
又取羅氏《貞觀政要》卷五、卷六二卷之校記觀之，其中亦有戈本所詳，而日本寫本脫略者，則知日本寫本亦非無缺。
羅氏雖有“欲複唐本之舊，苦未能得其全本”（見羅氏松翁近稿《貞觀政要殘卷跋》）之言，其實縱得日本傳寫《貞觀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複吳氏原書之舊觀。
故白氏此篇所詠，其有不見于今日諸本《貞觀政要》者，未必全為吳氏原書所不載也。
雖然，若更就現存之史料以參校白氏此篇，則知其中所詠太宗時事，一一皆有所本，而其所本者，似不限《貞觀政要》一書，蓋樂天依據《貞觀政要》以構成此篇之骨幹，複于實錄中尋扯材料以修改其詞句，增補其内容而完成此篇也。
茲請就已考見者條列于下，其尚有未詳者，俟續考焉。
“三十有五緻太平”句，如前所論，似受《貞觀政要·論災祥》篇第一章及第三章之暗示而成，唯此句下即接以“功成理定何神速”一句，據《小戴樂記》雲：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又知所謂“緻太平”者，直接與制禮作樂有關，易言之，即與《七德舞》本身有關也。
此篇小序下注雲：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
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陣樂舞圖》，诏魏征、虞世南為之歌詞，名《七德舞》。
宜其特有此句以詠之也。
考《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參《唐會要》卷三三“破陣樂”條，《通典》卷一四六《樂典》“坐立部伎”條，《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太宗紀》“貞觀七年正月”條）略雲： 貞觀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
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讨，世間遂有此樂，豈意今日登于雅樂。
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緻有今日。
所以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
其後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辭，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
被甲執戟，以象戰陣之法焉。
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于渭水之濱，賦詩十韻。
其宮即太宗降誕之所，于是起居郎呂才以禦制詩等于樂府被之管弦，名為《功成慶善樂》之曲。
令童兒八佾皆進德冠，紫袴褶，為九功之舞。
冬至享宴，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
七年（《唐會要》作七年正月七日。
舊紀作戊子，則是正月十日），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鹳，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形。
命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
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通典》曰，和雲《秦王破陣樂》。
《新唐書》曰，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
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癸巳（《唐會要》作正月十五日），奏七德九功之舞。
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竦。
武臣列将鹹上壽雲，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群臣鹹稱萬歲。
依年推計，貞觀七年太宗年三十六歲。
此前一年，即貞觀六年，太宗年三十五歲。
六年，與《七德舞》相連之《功成慶善樂》成。
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陣舞圖》成。
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于庭。
則重制《七德舞》圖，亦在貞觀六年。
此所雲“三十有五緻太平”者，蓋功成治定，因而制禮作樂也。
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質疑》“太宗十八舉義兵”條論此事（見《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頁）雲： 又《元龜》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阙請封禅者，首尾相屬，白詩其即取意于是欤。
雖與《七德舞》無關，然當貞觀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歲，群臣既以天下太平為言，似樂天此句亦不能與之無涉也。
《冊府元龜》《唐會要》《兩唐志》所載，當系采自《太宗實錄》。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貞觀政要》中雖無具體語句可以指實，但其《論慎終》篇中“論及漢光武事”雲： 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
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
考《後漢書》卷一《光武紀》雲： 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則樂天此句之構成，固可能受《貞觀政要》此條之暗示，而牽連思及光武之故事。
唯據《冊府元龜》卷九九“帝王”部“推誠門封同人”條（參《通鑒》卷一九二《唐紀·高祖紀》“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條）雲： 封同人為韓州刺史。
太宗即位，引谙衛骁兵統将等習射于顯德殿。
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禦所者絞刑。
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
今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非所為社稷計也。
同人矯乘驿馬入朝切谏，帝皆不納。
謂之曰，我以天下為家，率土之内，盡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據《通鑒補》），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自是後人人自勵。
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皆為銳卒。
知亦本之《太宗實錄》也。
“亡卒遺骸散帛收”句，《貞觀政要·論仁恻》篇第四章雖記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回，次柳城，诏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緻祭，親臨哭之之事。
但樂天于詩句下有注文雲： 貞觀初诏收天下陣死骸骨，緻祭而瘗埋之，尋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有貞觀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诏》雲： 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瘗。
稱朕意焉（《舊唐書》卷二、《新唐書》卷二、《通鑒》卷一九二《太宗紀》俱系此事于貞觀二年四月己卯）。
頗疑樂天本從《貞觀政要》此章以構成其詩句，其後複搜采前後诏收骸骨之事以證釋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句，白氏注文與《貞觀政要》同，唯坊間汪本作貞觀五年誤，應依《全唐詩》本作貞觀二年。
以《貞觀政要》新舊紀《通鑒》均系其事于二年故也。
“魏征夢見子夜泣”句，亦見《舊唐書》卷七一、《新唐書》卷九七《魏征傳》，新舊傳當亦采自《太宗實錄》也。
“張謹哀聞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
《貞觀政要》作貞觀七年，《通鑒》系張公謹之卒于貞觀六年四月辛卯。
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
《冊府元龜》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門亦作貞觀六年。
《貞觀政要》作貞觀七年，恐有誤。
“怨女三千放出宮”句，白氏注文中有： 于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
之記載，而《貞觀政要》中則未著遣戴冑、杜正倫揀放事。
考《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參《通鑒》卷一九三《唐紀·太宗紀》“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條）略雲： 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
今将出之，任求伉俪。
于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于掖庭宮西門簡出之（《通鑒》于此下有“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一句）。
則白氏注文，亦依據《太宗實錄》書之者也。
“死囚四百來歸獄”句，《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雲：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
其後應期畢至，诏悉原之。
《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太宗紀》“貞觀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條《資治通鑒·考異》雲： 四年《太宗實錄》雲，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
今年《太宗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
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
又白居易《樂府》雲，死囚四百來歸獄。
《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雲二百九十人。
今從《新唐書·刑法志》。
此種數字之差異，自是傳寫緻訛，至于孰正孰誤，恐不可考矣。
“剪須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句，樂天自注雲： 李勣常疾，醫雲得龍須燒灰，方可療之。
太宗自剪須燒灰賜之，服訖而愈。
勣叩頭泣涕而謝。
今戈本《貞觀政要·論任賢》篇所雲： 勣時遇暴疾，驗方雲，須灰可以療之。
太宗自剪須為其和藥。
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
與《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通鑒》卷一九七《唐紀·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四月李勣嘗得暴疾”條同）所雲： 勣時遇暴疾，驗方雲，須灰可以療之。
太宗乃自剪須為其和藥。
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适相符合，而與樂天注文以“龍須”為言者不同。
龍須事殊詭異，頗類小說家言，但《大唐新語》卷一一《褒錫》篇“高宗初立為太子”條雲： 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須灰方可。
太宗剪須以療之，服訖而愈。
勣頓首泣謝。
則與樂天注文相符。
二者必同出一源，似無可疑。
劉氏之書雖為雜史，然其中除《諧谑》一篇，稍嫌蕪瑣外，大都出自《國史》。
劉書白注此條果出何書，今未敢決言，姑記之以俟考。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與《貞觀政要·論仁恻》篇第四章及《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思摩傳》、《通鑒》卷一九七《唐紀·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五月丙申”條并同，謂之出于《貞觀政要》或出自《太宗實錄》，俱無不可也。
又此詩末“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二句，即本于太宗謂侍臣“功業由之”“示不忘本”（見上引《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等語也。
總之，樂天此篇旨在陳述祖宗創業之艱難，以寓諷谏。
其事尊嚴，故詩中不獨于叙寫太宗定亂理國之實事，一一采自《國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詞語，亦系本之《太宗實錄》。
其為竭意經營之作，自無疑也。
唯《太宗實錄》一書，部帙繁重，且系編年之體，若依之以構思而欲求得條理，洵屬非易。
此又樂天曾用《貞觀政要》，即《太宗實錄》之分類節要本以供參考之故也。
然則《七德舞》一篇必與《貞觀政要》及現存之史籍參證并讀，始能得其真解，斷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之句，非泛語也。
此詩題下注雲： 自龍朔以後，诏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節《樂府雜錄·龜茲部》雲： 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
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
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
而微之《新題樂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陣非無作。
作之宗廟見艱難，作之軍旅傳糟粕。
之句，故樂天即未見之于祭祀郊廟之上，亦可見之于享宴軍賓之間。
其為親身經曆，因而有所感觸啟發無疑也。
茲更取此篇與《新樂府·總序》相印證，則《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與其篇題符同，即《總序》所謂“首句标其目”也。
結語“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
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一節，說明太宗創作《七德舞》之旨意，亦樂天作此詩以獻谏于當日憲宗寓意之所在，即《總序》所謂“卒章顯其志”也。
此篇詞語甚曉暢，結構無曲折，可謂與序文“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
樂天序和答詩，自謂為文所長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辭繁言激（見《白氏長慶集》卷二），觀此知非虛語。
其晚歲傾倒劉禹錫至極，頗為後人所不解（見《白氏長慶集》卷五九《與劉蘇州書》，卷六〇《劉白唱和集解》，王士祯《香祖筆記》卷五，《池北偶談》卷一四），其故殆欲借夢得委婉之長（《白氏長慶集》卷六九《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之一雲：“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補己之短耶（詳見附論戊篇）？又此篇依據《貞觀政要》以構思，取材于《太宗實錄》以遣辭，得不謂之“其事核而實”乎？樂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澀生硬之病，實足當“其體順而肆”之義無愧。
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陳祖宗功業之詩，即序文所謂“為君而作”者。
其取此詩冠于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
由是言之，樂天《新樂府》結構嚴密，條理分明。
《總序》所列作詩之旨，一一俱能實踐，洵非浮誕文士所可及也。
複次，《大唐西域記》卷五“羯若鞠阇國”條（《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同）略雲：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内，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
鹹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
同書卷一〇“迦摩縷波國”條略雲： 拘摩羅王曰，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诃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
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聞《秦王破陣樂》，當在貞觀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後。
此樂雖于貞觀七年改為《七德舞》，但樂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見《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故民間通稱仍用舊名，稱為《秦王破陣樂》。
如《樂府雜錄·龜茲部》所載破陣樂曲雲雲，即是一例。
天竺遠方，固應不以《七德舞》為稱也。
法曲 樂天此篇篇題，《全唐詩》本作《法曲》，注雲： 一本曲下有歌字。
那波道圓本作《法曲歌》，汪立名本作《法曲》。
考樂天《新樂府》諸篇篇題例皆不用歌吟等字。
而此篇乃和李元之作，今微之此篇篇題，諸本既皆作《法曲》，則自以無“歌”字者為是也。
樂天以此篇次于《七德舞》之後者，蓋《七德舞》所以明太宗創業之艱難，此篇則繼述高宗以下祖宗之制定諸樂舞，條理次序極為明晰，較之微之之遠從黃帝說起者，實有浮泛親切之别，此白作勝于元作之又一例證也。
此詩之華夷音聲理論與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複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
若以史實言之，則殊不正确。
如言： 《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
據《唐會要》卷三三“諸樂”條雲：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婆羅門改為《霓裳羽衣》。
則知《霓裳羽衣舞曲》，實原本胡樂，又何華聲之可言？開元之世治民康與此無涉，固不待言也。
又《法曲》者，據《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雲：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鐘，磬，幢箫，琵琶。
夫琵琶之為胡樂而非華聲，不待辨證。
而《法曲》有其器，則《法曲》之與胡聲有關可知也。
然則元白諸公之所謂華夷之分，實不過今古之别，但認輸入較早之舶來品，或以外國材料之改裝品，為真正之國産土貨耳。
今世侈談國醫者，其無文化學術史之常識，适與相類，可慨也。
抑更有論者，李公垂此篇之原作既不可見，姑置不論。
若微之樂天皆自稱景慕外來天竺之佛陀宗教者，如《白氏長慶集》卷一四《和夢遊春詩·序》雲： 況與足下（微之）外服儒風，内宗梵行者，有日矣。
又此詩結語雲： 《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複。
又樂天自注雲： 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等例，可以為證。
是與韓退之之力辟佛法者，甚有不同。
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茲有此内中國而外夷狄之議論？初視之，頗不可解，細思之，則知其與古文運動有關。
蓋古文運動之初起，由于蕭穎士、李華、獨孤及之倡導與梁肅之發揚。
此諸公者，皆身經天寶之亂離，而流寓于南土，其發思古之情，懷撥亂之旨，乃安史變叛刺激之反應也。
唐代當時之人既視安史之變叛，為戎狄之亂華，不僅同于地方藩鎮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論，成為古文運動之一要點矣。
昌黎于此認識最确，故主張一貫。
其他古文運動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則于不自覺之中，間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蕩，而具有潛伏意識，遂藏于心者發于言耳。
古文運動為唐代政治社會上一大事，不獨有關于文學。
此義當于論唐史時詳為考證，茲以轶出本文範圍，故不多及，聊識其意于此。
元詩“火鳳聲沉多咽絕，春莺啭罷長蕭索”句，可參閱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茲不多論。
“胡騎與胡妝”句《樂府詩集》卷六〇引此詩。
錢牧齋校宋本及《全唐詩》本，“胡騎”上皆有“胡音”二字，此詩既論音樂，自以有“胡音”二字為是也。
二王後 海漫漫 白氏新樂府《七德舞》《法曲》後，即繼以《二王後》及《海漫漫》二篇，此二篇為微之《樂府新題》中所無。
李公垂原作雖不可見，當亦無此二題。
所以知者，微之和公垂之作，取《上陽白發人》為首。
上陽宮在洛陽，公垂必依之發興。
至于“周武隋文之子孫”，固不易為作詩時居東都之公垂所同時得見，而秦皇漢武求仙之戒，若非憲宗文學侍從之臣，似亦末由敷陳也。
然則此二篇乃樂天所增創，而非因襲李氏之舊題，自不難推見。
至樂天何以忽增創此二新題之故，則《貞觀政要》卷二一《慎所好》篇第三章雲：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
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
似即為《二王後》一篇之所本。
其第二章雲：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
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
始皇猶海側踟蹰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
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術之士。
事既無驗，便行誅戮。
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似即為《海漫漫》一篇之所本。
頗疑樂天于翻檢《貞觀政要》尋扯材料以作《七德舞》時，尚覺有餘剩之義可供采摭，遂取以成此二篇也。
而《七德舞》自“亡卒遺骸散帛收”以下至“思摩奮呼乞效死”諸事迹，多見于《貞觀政要》第二〇《論仁恻》篇中，其《慎所好》篇即次于《論仁恻》篇之後為第二一篇，亦足為此說之佐證也。
複次，今戈本《政要》之次序先後，雖不皆仍原本之舊，但《慎所好》篇中“求神仙”條在貞觀二年列第二，“隋炀帝”條在貞觀四年列第三，則似未有所改易。
樂天之詩不依《貞觀政要》之先後次序，而取《二王後》列諸《海漫漫》之前者，蓋《二王後》之助郊祭與《七德舞》《法曲》皆性質上有密切關系，可以相連，其《海漫漫》篇則性質似較泛也。
至《海漫漫》篇所以特列于第四篇，有以示異于其他通常諷谏諸篇者，老子亦為唐皇室所攀認之祖宗，且受“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廟号太清宮，則薦享老子與明堂太廟郊祀為同一性質，不過與血族祖先之七廟又稍有别耳。
樂天于元和二年充翰林學士時，曾撰《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見《白氏長慶集》卷四〇）。
自易聯想及此，而有“玄元聖祖”之句也。
此四篇性質近似，皆标明祖宗垂戒子孫之微意，即《新樂府·總序》所謂“為君而作”者。
故相聯綴自為一組，此組遂為《新樂府》之冠也。
又《二王後》一篇更有可論者，元微之《上陽白發人》有： 隋炀枝條襲封邑。
之語，原注又雲： 近古封前代子孫為二王三恪。
樂天此篇之作，殆受其啟發也。
其《海漫漫》一篇更有可論者，《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太平禦覽》卷一〇四亦引此文，較為明晰，今參合錄之）雲： 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于道家。
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
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
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緻暴疾不救。
古詩雲，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誠哉是言也。
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
上深然之。
寅恪按：李藩之語與《海漫漫》所言幾無不同，豈李白二公各不相謀而适冥合耶？此殊可疑也。
以時間先後論，樂天《新樂府》據其自題作于元和四年，而史載李藩之語于元和五年，則白先而李後。
若此二事不能無所關涉，似李語出于白詩。
然以常識言之，其可能不多。
頗疑樂天《新樂府》雖大體作于元和四年，其實時時修改增補，不獨《海漫漫》一篇如此，即《杏為梁》等篇亦有成于元和四年以後之疑，俟于論《杏為梁》時總括言之，今姑不涉及焉。
又《杜陽雜編·中》略雲： 元和五年内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回，雲，于海上泊州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裡，則見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
惟則知其異，遂請谒見。
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為吾傳語。
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蹤迹。
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 寅恪按：蘇鹗撰書，雖多詭異之說，不足深信，然閹寺以神仙事蠱惑君上，自是常情，而元和之時，中國與新羅頻有使節往還（參《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唐書》卷二二〇《新羅傳》、《唐會要》卷九五“新羅”條）。
是知其亦有所據。
此以元和五年為言，亦可與上說相參證也。
憲宗為有唐一代中興之英主，然卒以服食柳泌所制丹藥，躁渴至極，左右宦官多因此得罪，遂為陳弘志所弒（見《通鑒》卷二四一、《唐紀》“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及十五年春正月”條）。
觀元和五年憲宗問李藩之語，知其已好神仙之道。
樂天是時即在翰林，頗疑亦有所聞知。
故《海漫漫》篇所言，殆陳谏于幾先者。
此篇末句以老子不言藥為說，遠引祖訓，近切時宜，誠《新樂府·總序》所謂為君而作者也。
《二王後》篇“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句，就寅恪一時記憶所及，則有《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貴公》篇雲： 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所謂《太公六韬》卷一《文韬·文師》篇雲：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魏征《群書治要》卷三一《六韬·序》雲：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同書同卷《武韬》雲：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馬總《意林》卷一引《六韬》雲：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
自皆與詩語有關。
《意林》纂輯于貞元之初，與樂天作詩之時代甚近，頗可能為樂天此二句之所依據。
但《群書治要》似為其所從出，蓋《李相國論事集》卷一《進曆代君臣事迹五十餘狀》略雲： 元和四年奏，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曆代事迹，撰《群書政（寅恪按：此避高宗諱改作政）要》，置在座側，常自省閱，書于國史，著為不刊。
今陛下朝夕觀覽，必緻貞觀之盛理。
李绛與樂天于元和四年，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