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感事——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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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張老三》那首歌。
楊沄先生來信說，《張老三》是抗戰名曲《河邊對口唱》，全文如下： ［對唱］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 我的家，在山西，過河還有三百裡。
我問你，在家裡，種田還是做生意？ 拿鋤頭，耕田地，種的高梁和玉米。
為什麼，到此地，河邊流浪受孤凄？ 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無消息。
張老三，莫傷悲，我的命運不如你。
為什麼，王老七，你的家鄉在何地？ 在東此，做生意，家鄉八年無消息。
這該說，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
［合唱］仇和恨，在心裡，奔騰如同黃河水！ 黃河邊，定主意，咱們一同打回去！ 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遊擊！ 從今後，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 據楊先生說這歌曲是《黃河大合唱》中的一段，乃光未然（張光年）作詞，冼星海作曲，于民國二十八年在延安完成，此曲在台灣為禁歌。
顯然的不是我文中所謂打擊囤積的奸商的歌，我之所以有此錯誤，乃因這不是我童年唱過的歌，而是後來聽孩子們常唱的，其歌唱的調子又好像和那打擊奸商的歌有些相近，所以我就把兩個歌聯在一起了。
我的女兒文薔來信告訴我，打擊奸商的歌她是唱過的，其歌詞大概是這樣的—— 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 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積在家裡！隻為你，發财肥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全不理， 你這壞東西，你這壞東西， 真是該槍斃！ 嗨！你這壞東西！ 嗨！你真該槍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補記 七六年四月四日《中華日報·副刊》王令娴女士一篇文章也提到《你這個壞東西》這首歌，記得更完全，如下： 你，你，你， 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喲， 你一大批，一大批， 囤積在家裡。
隻管你發财，肥了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全不理。
壞東西，壞東西， 囤積居奇，搗亂金融，破壞抗戰。
都是你！ 你的罪名和漢奸一樣的。
别人在抗戰裡， 出錢又出力唷！ 隻有你，整天地在錢上打主意。
想一想，你自己， 是要錢做什麼呢！ 到頭來你一個錢也帶不進棺材裡。
你這個壞東西！ 童年生活 我的童年生活，隻模糊地記得一些事。
北平有一童謠： 小小子兒， 坐門墩兒， 哭哭啼啼地想媳婦兒。
娶了媳婦兒幹什麼呀？ 點燈，說話兒； 吹燈，做伴兒； 早晨起來梳小辮兒。
梳小辮兒是一天中第一件大事。
我是在民國元年才把小辮兒剪了去的。
那時候我的辮子已有一尺多長，睡一夜覺，辮子往往就松散了，辮子不梳好是不準出屋門的。
所以早起急于梳辮子，而母親忙，匆匆地給我梳，揪得頭皮疼。
我非常厭惡這根豬尾巴。
父親讀《揚州十日記》《大義覺迷錄》之類的書，常把滿軍入關之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事講給我們聽，我們對于辮子益發沒有好感。
革命後把辮子一刀兩斷，十分快意。
那時候北平的新式理發館隻有東總布胡同西口路北一處，座椅兩張。
我第一次到那裡剪發，連揪帶剪，相當痛，而且頭發渣順着脖子掉下去。
民國以前，我的家是純粹舊式的。
孩子不是一家之主，是受氣包兒。
家規很嚴。
門房、下房，根本不許孩子涉足其間。
爺爺奶奶住的上房，無事也不準進去，父親的書房也是禁地，佛堂更不用說。
所以孩子們活動的空間有限。
室内遊戲以在炕上攀登被窩垛為主，再不就是用窗簾布挂在幾張桌前做成小屋狀，鑽進去坐着，彼此做客互訪為樂。
玩具是有的，不外乎“打糖鑼兒的”擔子上買來的泥巴制的小蠟簽兒之類，從隆福寺買來的小“空竹”算是上品了。
我記得兒時的服裝，最簡單不過。
夏天似乎永遠是一身竹布褲褂，白布是禁忌。
冬天自然是大棉襖小棉襖，穿得滾圓臃腫。
鞋子襪子都是自家做的，自古以來不就是以“青鞋布襪”作為高人雅士的标識嗎？我們在童年時就有了那樣的打扮。
進了清華之後，才鬥膽自主寫信到天津郵購了一雙白帆布鞋，才買了洋襪子穿。
暑假把一雙手工做的布襪子原樣帶回家，被母親發現，才停止了布襪的供應。
布鞋、毛窩，一直在腳上穿着，皮鞋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小孩子哪有不饞的？早晨燒餅油條或是三角饅頭，然後一頓面一頓飯，三餐無缺，要想吃零食不大容易。
門口零食小販是不許照顧的，有時候偷着吃“果子幹”、“玻璃粉”或是買串糖葫蘆，被發現便不免要挨罵。
所以我出去到大鹁鴿市進陶氏學堂的時候，看見賣漿米藕的小販，駐足而觀，幾乎饞死，豁出兩天不吃燒餅油條積了兩個銅闆才得買了一小碟吃。
我的一個弟弟想吃肉，有一天情不自已地問出一句使母親心酸的話：“媽，小炸丸子賣多少錢一碟？” 革命以後，情況不同了。
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
我們可以穿白布衫褲，可以随時在院子裡拍皮球、放風筝、耍金箍棒，可以逛隆福寺吃“驢打滾兒”、“艾窩窩”。
父親也帶我們擠廠甸。
念字号兒，描紅模子，讀商務出版的“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開門見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這一套啟蒙教育，都是在炕桌上，在母親的笤帚疙瘩的威吓下，順利進行的。
我們沒受過體罰。
我比較頑皮淘氣，可是也沒挨過打。
我愛發問，我讀過“一老人，入市中，買魚兩尾，步行回家”之後，曾經發問：“為什麼買魚兩尾就不許他回家？” 父親給我們訂了一份商務的《兒童畫報》，卷末有一欄繪一空白輪廓，要小讀者運用想象力在其中填畫一件彩色的實物。
寄了去如果中選則有獎。
我得了好幾次獎，大概我是屬于“小時了了”那一類型。
上房後炕的炕案上有一箱裝訂成冊的《吳友如畫寶》，雖然說明文字未必能看得懂，畫中大意往往能體會到一大部分，幫助我了解社會人生不淺。
性的知識，我便是在八九歲時從吳友如的幾期畫報中領悟到的。
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概。
我在小學 我在六七歲的時候開始描紅模子，念字号兒。
所謂“紅模子”就是紅色的單張字帖，小孩子用毛筆蘸墨把紅字塗黑即可。
帖上的字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以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之類。
描紅模子很容易描成墨豬，要練得一筆下去就橫平豎直才算得功夫。
所謂“字号兒”就是小方紙片，我父親在每張紙片上寫一個字，每天要我認幾個字，逐日複習。
後來書局印售成盒“看圖識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畫，就更有趣了，我們弟兄姊妹一大群，圍坐在一張炕上的矮桌周邊寫字認字，有說有笑。
有一次我一拱腿，把炕桌翻到地上去。
母親經常坐在炕沿上，一面做活計，一面看着我們，身邊少不了一把炕苕帚，那苕帚若是倒握着在小小的腦袋上敲一記是很痛的。
在那時體罰是最簡捷了當的教學法。
不久，我們住的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開了一個學堂，離我家隻有四五個門。
校門橫楣有磚刻的五個福字，故稱之為五福門。
後院有一棵合歡樹，俗稱馬纓花，落花滿地，孩子們搶着拾起來玩，每天早晨誰先到校誰就可以撿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習慣，所以我總是拾得最多。
有一天我一覺醒來，窗棂上有一格已經有了陽光，急得直哭，母親匆忙給我梳小辮，打發我上學，不大工夫我就回轉了，學堂尚未開門。
在這學堂我學得了什麼已不記得，隻記得開學那一天，學生們都穿戴一色的纓帽呢靴站在院裡，隻見穿戴整齊的翎頂袍褂的提調學監們搖搖擺擺地走到前面，對着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領導全體行三跪九叩禮。
在這個學堂裡渾渾噩噩地過了一陣。
不知怎麼，這學校關門大吉。
于是家裡請了一位教師，賈文斌先生，字憲章，密雲縣人，口音有一點怯，是一名拔貢。
我的二姐、大哥和我三個人在西院書房受教于這位老師。
所用課本已經是新編的國文教科書，從“人、手、足、刀、尺”起，到“一人二手，開門見山”，以至于“司馬光幼時……”。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一段就沒有經曆過。
賈老師的教學法是傳統的“念背打”三部曲，但是第三部“打”從未實行過。
不過有一次我們惹得他生了大氣，那是我背書時背不出來，二姐偷偷舉起書本給我看，老師本來是背對着我們的，陡然回頭撞見，氣得滿面通紅，但是沒有動用桌上放着的精工雕刻的一把戒尺。
還有一次也是二姐惹出來的，書房有一座大鐘，每天下午鐘鳴四下就放學，我們時常暗自把時針向前撥快十來分鐘。
老師漸漸覺得座鐘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陽光照在窗紙上的陰影用朱筆畫一道線，陰影沒移到線上是不放學的。
日久季節變換陰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動，朱筆線也就一條條地加多。
二姐想到了一個方法，趁老師不在屋裡替他加上一條線，果然我們提早放學了，試行幾次之後又被老師發現，我們都受了一頓訓斥。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進了大鹁鴿市的陶氏學堂。
陶是陶端方，在當時是滿清政府裡的一位比較有知識的人，對于金石頗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曆任要職，聲勢煊赫，還知道開辦洋學堂，很難為他了。
學堂之設主要的是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為他家人口衆多，不過也附帶着招收外面的學生，收費甚昂，故有貴族學堂之稱。
父親要我們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學費負擔投入當時公認最好的學校，事實上卻大失所望。
所謂新式的洋學堂，隻是徒有其表。
我在這學堂讀了一年可以說什麼也沒有學到，除非是讓我認識了一些醜惡腐敗的現象。
陶氏學堂是私立貴族學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階級原無足異。
但是有些現象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陶氏子弟上課時随身攜帶老媽子，聽講之間可以喚老媽子外出買來一壺酸梅湯送到桌下慢慢飲用。
聽先生講書，随時可以寫個紙條，搓成一個紙團，丢到老師講台上去，代替口頭發問，老師不以為忤。
陶氏子弟個個恣肆驕縱，橫沖直撞，記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飛揚跋扈。
他們在課堂内外，成群地呼嘯出入，動辄動手打人，大家為之側目。
國文老師是一位南方人，已不記得他的姓名，教我們讀詩經。
他根據他的祖傳秘方，教我們讀，教我們背誦，就是不講解，當然即使講解也不是兒童所能領略。
他領頭扯着嗓子喊“擊鼓其镗”，我們全班跟着喊“擊鼓其镗”，然後我們一句句地循聲朗誦“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他老先生喉嚨啞了，便喚一位班長之類的學生代他吼叫。
一首詩朗誦過幾十遍，深深地記入在我們的腦子裡，迄今有些首詩我能記得清清楚楚。
腦子裡記若幹首詩當然是好事，但是付了多大的代價！一部分童時寶貴的光陰是這樣耗去的！ 有趣的是體操一課。
所謂體操，就是兵操。
夏季制服是白帆布制的，草帽，白線襪，黑皂鞋。
褲腿旁邊各有一條紅帶，衣服上有黃銅紐扣。
辮子則需盤起來扣在草帽底下。
我的父母瞞着祖父母給我們做了制服，因為祖父母的見解是屬于更老一代的，他們無法理解在家裡沒有喪事的時候孩子們可以穿白衣白褲。
因此我們受到嚴重的警告，穿好操衣之後要罩上一件竹布大褂，白色褲腳管要高高地卷起來，才可以從屋裡走到院裡，下學回家時依然要偷偷摸摸溜到屋裡趕快換裝。
在民元以前我平時沒有穿過白布衣褲。
武昌起義，鼙鼓之聲動地而來，随後端方遇害，陶氏學堂當然立即瓦解，陶氏子弟之在課堂内喝酸梅湯的那幾位以後也不知下落如何了。
這時節，祖父母相繼逝世，父親做了一件大事，全家剪小辮子。
在剪辮子那一天，父親對我們講了一大套話，平素看的《大義覺迷錄》《揚州十日記》供給他不少憤慨的資料，我們對于這污髒麻煩的辮子本來就十分厭惡，巴不得把它齊根剪去，但是在發動并州快剪之際，我們的二舅爹爹還忍不住泫然流涕。
民國成立，薄海騰歡，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項城袁世凱先生不願到南京去就職，嗾使第三鎮曹锟駐祿米倉部隊于陰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變，大燒大搶，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計其數。
我亦躬逢其盛。
兵變過後很久，家裡情形逐漸穩定，我才有機會進入公立第三小學。
公立第三小學在東城根新鮮胡同，是當時辦得比較良好的學校，離我家又近，所以父親決定要我和大哥投入該校。
校長赫杏村先生，旗人，精明強幹，聲若洪鐘。
我和大哥都編入高小一年級，主任教師是周士菜先生，号香如，山西人，年紀不大，約三十幾歲，但是蓄了小胡子，道貌岸然。
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啟蒙業師。
他教我們國文、曆史、地理、習字。
他的教學方法非常認真負責。
在史地方面于課本之外另編補充教材，每次上課之前密密匝匝地寫滿了兩塊大黑闆，要我們抄寫，月終呈繳核閱。
例如曆史一科，鴻門之宴、垓下之圍、淝水之戰、安史之亂、黃袍加身、明末三案，諸如此類的史料都有比較詳細的補充。
材料很平常，可是他肯費心講授，而且不占用上課時間去寫黑闆。
對于習字一項，他特别注意。
他用黑闆槽裡積存的粉筆屑，和水作泥，用筆蘸着寫字在黑闆上作為示範，灰泥幹了之後顯得特别的黑白分明，而且粗細停勻，筆意畢現，周老師的字屬于柳公權一派，瘦勁方正。
他要我們寫得橫平豎直，規規矩矩。
同時他也沒有忽略行草的書法，我們每人都備有一本草書千字文拓本，與楷書對照。
我從此學得初步的草書寫法，其中一部分終身未曾忘。
大字之外還要寫“白折子”，折子裡面夾上一張烏絲格，作為練習小楷之用。
他知道我們小學畢業之後能升學的不多，所以在此三年之内基礎必須打好，而習字是基本技能之一。
周老師也還負起訓育的責任，那時候訓育叫作修身。
我記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節，例如紐扣是否扣好，頭發是否梳齊，以及說話的腔調，走路的姿勢，無一不加指點。
他要求于我們的很多，誰的筆記本子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
我的課業本子永遠不敢不保持整潔。
老師本人即是一個榜樣。
他布衣布履，纖塵不染，走起路來目不斜視，邁大步昂首前進，幾乎兩步一丈。
講起話來和顔悅色，但是永無戲言。
在我們心目中他幾乎是一個完人。
我父親很敬重周老師的為人，在我們畢業之後特别請他到家裡為我的弟弟妹妹補課多年，後來還請他租用我們的鄰院作為我們的鄰居。
我的弟弟妹妹都受業于周老師，至少我們寫的字都像是周老師的筆法。
小學有英文一課，事實上我未進小學之前就已開始從父親學習英文了。
我父親是同文館第一期學生，所以懂些英文，庚子年亂起辍學的。
小學的英文老師是王德先生，字仰臣。
我們用的課本是《華英初階》，教授的方法是由拼音開始，ba、be、bi、bo、bu，然後就是死背字句，記得第三課就有一句Isheofus？“彼乃我輩中人否？”這一句我背得滾瓜爛熟。
老師一提Isheofus？我馬上就回答出“彼乃我輩中人否？”老師大為驚異，其實我在家裡早已學過了。
這樣教學的方法使初學英文的人費時很多，但未養成初步的語言習慣，實在是精力的浪費。
後來老師換了一位程洵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學生，有時穿着半身西裝，英語發音也比較流利正确一些。
我因為預先學過一些英文，所以在班上特感輕松，老師也特别嘉勉。
臨畢業時程老師送我一本原版的馬考萊《英國史》，這本書當時還不能看懂，後來卻也變成對我有用的一本參考書。
體操老師錫福先生，字輔臣，旗人。
他有一副蒼老而沙啞的喉嚨，喊起立正、稍息、槍上肩、槍放下的時候很是威風。
排起隊來我是末尾，排頭的一位有我兩個高。
老師特别喜歡我們這一班，因為我們平常把槍擦得亮，服裝整齊一些，而且開正步的時候特别用力踏地作響，給老師作面子。
學校在新鮮胡同東口路南，操場在西口路北，我們排隊到操場去的時候精神抖擻，有時遇到操場上還有别班同學上操未散，我們便更着力操演，逼得其他各班隻有木然呆立瞠目贊歎的份兒。
半小時操後，時常是踢足球，操場不畫線，豎起竹竿便是球門，一半人臂纏紅布，笛聲一響便踢起球來，高頭大馬橫沖直撞，像我這樣的隻能退避三舍以免受傷。
結果是鳴笛收隊皆大歡喜。
我的算術，像“雞兔同籠”一類的題目我認為是專門用來折磨孩子的，因為當時想雞兔是不會同籠的，即使同籠亦無須又數頭又數腳，一眼看上去就會知道是幾隻雞幾隻兔。
現在我當然明白，是我自己笨，怨不得誰。
手工課也不容易應付，不是抟泥，就是削竹，最可怕的是編紙，用修腳刀把彩色紙劃出線條，然後再用别種彩色紙條編織上去，真需要鬼斧神工，在這方面常常由我的大姐幫忙，教手工的老師患嚴重口吃，結結巴巴的惹人笑。
教理化的李秉衡老師，保定府人，曾經表演氫二氧一變成水，水沒有變出來，玻璃瓶炸得粉碎，但是有一次卻變成功了。
有一次表演冷縮熱脹，一隻燒得滾燙的鋼珠，被一位多事的同學伸手抓了起來，燙得滿手掌溜漿大泡。
教唱歌的是一位時老師，他沒有歌喉，但是會按風琴，他教我們唱的《春之花》我至今不能忘。
有一次遠足是三年中一件大事。
事先籌劃了很久，決定目的地為東直門外的自來水廠。
這一天特别起了個大早，晨曦未上就趕到了學校，大家啜柳葉湯果腹，柳葉湯就是細長菱形薄面片加菜煮成的一種平民食品，但這是學校裡難得一遇的曠典，免費供應，大家都很高興，有人連罄數碗。
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向步軍統領衙門借了六位喇叭手，改着我們學校的制服，排在我們隊伍前面開道，六隻亮晶晶的喇叭上挂着紅綢彩，滴滴答答地吹起來，招搖過市，好不威風！由新鮮胡同走到東直門外，約有四五裡之遙，往返将近十裡。
自來水廠沒有什麼可看的，雖然那龐大的水池水塔以前都沒有見過。
這是我第一次徒步走出北京城牆，有久困出柙之感。
午間歸來，兩腿清酸。
下次作文的題目是《遠足記》，文章交卷此一盛舉才算是功德圓滿。
我們一班二十幾人，如今音容笑貌尚存腦海者不及半數，姓名未忘者更是寥寥可數了。
年齡最大身體最高的是一位名叫連祥的同學，約在二十開外，濃眉大眼，膀大腰圓，吹喇叭踢足球都是好手，腦袋後面留着一根三寸多長的小辮，用紅繩紮緊，挺然翹然地立在後腦勺子上，像是一根小紅蘿蔔。
聽說他以後當步兵去了。
一位功課好而态度又最安詳的是常禧，後來冠姓栾，他是我們的班長，周老師很器重他，後來聽周老師說他在江西某處任商務印書館分館經理。
還有嶽廉識君，後來進了交通部。
我們同學絕大部分都是貧寒子弟，畢業之後各自東西，以我所知道的有人投軍，有人擔筐賣杏，能升學的極少。
我們在校的時候都相處得很好，有兩種風氣使我感到困惑。
一個是喜歡打鬥，動辄揮拳使絆，鬧得桌翻椅倒。
有一位同學長相不讨人喜歡，滿臉疙瘩噜蘇，綽号“小炸丸子”，他經常是幾個好鬧事的同學們欺弄的對象，有多少次被擡到講台桌上，手腳被人按住，有人扯下他的褲子，大家輪流在他的褲裆裡吐一口痰！還有一位同學名叫馬玉岐，因為宗教的關系飲食習慣與别人不同，幾個不講理的同學便使用武力強迫他吃下他們不吃的東西，經常要釀出事端。
在這樣尚武的環境之中我小心翼翼，有時還不能免于受人欺淩。
自衛的能力之養成，無論是鬥智還是鬥力，都需要實際體驗，我相信我們的小學是很好的訓練場所。
另一件使我困惑的事是大家之口出穢言的習慣。
有些人各自秉承家教，不隻是“三字經”常挂在嘴邊，高談闊論起來其内容往往涉及“素女經”，而且有幾位特别大膽的還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見所聞的實例不厭其詳地描寫出來。
講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津津有味。
學校好幾百人共用一個廁所，其環境之髒可想，但是有些同學們如廁之後其嘴巴比那環境還髒。
所以我視如廁為畏途。
性教育在一群孩子們中間自由傳播，這種情形當時在公立小學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賜了。
我在第三小學讀了三年，每天早晨和我哥哥步行到校，無間風雪。
天氣不好的時候要穿家中自制的帶釘的油鞋，手中舉着雨傘，途中經常要遇到一隻惡犬，多少要受到騷擾，最好的時候是适值它在安睡，我們就悄悄地溜過去了，那時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要養狗并且縱容它與人為難。
内政部門口站崗和巡捕半醒半睡地拄着上刺刀的步槍靠在牆垛上，時常對我們颔首微笑，我們覺得受寵若驚，久之也搭讪着說兩句話。
出内政部街東口往北轉，進入南小街子，無分晴雨永遠有泥濘車轍，其深常在尺許。
街邊有羊肉床子，時常遇到宰羊，我們就駐足而視，看着綿羊一聲不響在引頸就戮。
羊肉包子的味道熱騰騰地四溢。
賣螺絲轉兒油炸鬼的，賣甜漿粥的，賣烤白薯的，賣糖耳朵的，一路上左右皆是。
再向東一轉就進入新鮮胡同了，一眼可以望得見城牆根，常常看見有人提籠架鳥從那邊溜達着走過來。
這一段路給我的印象很深，二十多年後我再經過這條街則已變為坦平大道面目全非，但是我還是懷念那久已不複存在的湫隘的陋巷。
我是在這些陋巷中生長大的，這是我的故鄉。
民國四年我畢業的時候，主管教育的京師學務局（局長為德彥）令饬舉行會考，把所有各小學應屆畢業的學生三數百人聚集在我們第三小學，考國文習字圖畫數科，名之曰觀摩會，事關學校榮譽，大家都興奮。
國文試題記得是“諸生試各言爾志”，事有湊巧這個題目我們以前作過，而且以前作的時候，好多同學都是說将來要“效命疆場，馬革裹屍”。
我其實并無意步武馬援，但是我也摭拾了這兩句豪語。
事後聽主考的人說：第三小學的一班學生有一半要“馬革裹屍”，是佳話還是笑談也就很難分辨了。
我在打草稿的時候，一時興起，使出了周老師所傳授的草書千字文的筆法，寫得雖然說不上龍飛蛇舞，卻也自覺得應手得心，正趕上局長大人親自監考經過我的桌旁，看見我寫得好大個的草書，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圖畫考的是自由畫，我們一班最近畫過一張松鶴圖，記憶猶新，大家不約而同都依樣葫蘆，斜着一根松枝，上面立着一隻振翅欲飛的仙鶴，章法不錯。
我本來喜歡圖畫，父親給我的《芥子園畫譜》也發生了作用，我所畫的松鶴圖總算是盡力為之了。
榜發之後，我和哥哥以及栾常禧君都高居榜首，榮譽屬于第三小學。
我得到的獎品最多，是一張褒獎狀，一部成親王的巾箱帖，一個墨盒，一副筆架以及筆墨之類。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如今想想這話頗有道理。
我的暑假是怎樣過的 兒時英文作文教師喜歡出的作文題目之一，便是“我的暑假是怎樣過的”。
記得當時抓耳撓腮，搜索枯腸，窘困萬狀，但仍不能不湊出幾百字塞責交卷。
小孩子的暑假還有什麼新鮮的過法？總不外吃喝玩樂。
要撰文記述，自不免覺得枯澀乏味。
現在我年近五十，仍操粉筆生涯，躬逢抗戰勝利，又遇戡亂建國，今年暑假是怎樣過去的，頗覺得有一點迷迷糊糊。
眼看着就要開學，于是自動地給自己出下這樣一個題目，擇記幾件小事，都平凡瑣屑無比，并不驚人，總算給我的暑假做一結束。
暑假伊始，我本來是立有大志的，其規模雖然比不上什麼三年計劃五年計劃之類，卻也條舉目張，要克期計功。
現在加以清算，我的暑假作業怕是不能及格了。
推其原因，當然照例是“環境不良，心緒惡劣”八個字。
其實環境也不算太不良，雖然每天清晨飛機一群擦着房檐過去，有時郊外隐聞炮聲，還有時要在街頭打死幾個學生頒布戒嚴令，但是究竟從來沒有炮彈碎片落在自己頭上，這環境也可以算得是很安谧了。
心緒确是近于惡劣，但也是自找，既無疾病纏綿，亦無斷炊情事，如果稍微相信一點唯物論，大可以思想前進，絕無苦悶。
可惜的是，自己隐隐然還有一顆心，外界的波瀾不能不掀動内心的蕩漾，極小的一件事也可以使人終日寡歡，所以工作成績也就微小得不值一提了。
一放暑假，一群孩子背着鋪蓋卷回家，這是一厄！一家團聚，應該是一種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但是憑空忽來壯丁就食，家庭收支立刻發現赤字，難以彌補。
而贍養義務又是義不容辭的。
這是頗費周章的一件事。
可恨的是，孩子們既無楊朱的技能，又無顔回的操守，粗茶淡飯之後，一個個地唉聲歎氣，嚷着“嘴裡要淡出鳥兒來”！在我這一方面，生活也大受幹擾，好像是有一群流亡學生侵入住宅，吃起東西來像一隊蝗蟲，談天說笑像是一塘青蛙，出出進進，熙熙攘攘，清早起來馬桶永遠有人占着座兒，衣服襪子書籍紙筆狼藉滿屋好像是才遭洗劫，一張報紙揉得稀爛，彼此之間有時還要制造摩擦。
饒這樣，還不敢盼着暑假早日結束，暑假一終止，另一災難到來，學雜膳宿，共二十七袋面！ 還有一樁年年暑期裡逃不脫的罪過。
學校要招生。
招生要監考，監考也不要緊，頂多是考生打翻墨水壺的時候你站遠點，免得濺一腿，考生問“抄題不抄題”的時候使你惡心一下。
考完要看卷子，看卷子也不要緊，捏着鼻子看，總有看完的一天，離奇的答案有時使人笑得肚子疼，離奇的試題有時使人不好意思笑出聲來，都還有趣。
最傷腦筋的是，招生之際總有幾位親友手提着兩罐茶葉一筐水果登門拜訪，扭扭捏捏地說孩子要考您那個大學您那個系，求您多多關照。
好像那個學房鋪是我開的似的！如果我開誠布公地對他說，我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題目不是一個人出，卷子不是一個人看，其間還有彌封暗碼，最後還要開會公決，要想舞一點弊是幾乎不可能的，這套話算是白說，他死也不信。
“大家都是中國人，打什麼官腔？”“你這是推托，幹脆說不管好了，不夠朋友！”“幫人一步忙，就怕樹葉兒打了腦袋？”再說就更不好聽了，“誰沒有兒女？誰也保不住不求人。
這點小事都不肯為力，‘房頂開門，六親不認’！”如果我答應下來，榜發之時十九是名落孫山，沒臉見人。
這樣的苦頭我年年都要吃，一年一度，牢不可破，能推的推了，不能推的昧着良心答應下來，反正結果是得罪人。
今年得高人指點，應付較為得宜。
接受請托之際，還他一個模棱答案：“您老的事我還能不盡力！您真是太見外了。
不過有一句話得說在前頭。
令郎的成績若是差個一星半點的，十分八分的，兄弟有個小面子，這事算包在我身上了，準保能給取上，不過，若是差得太多，公事上可交代不下去，莫怪我力不從心。
”對方聽了覺得入情入理，一定滿意。
之後，對方還照例要來一封八行書，幾回電話，一再叮咛，這都不慌。
等到快發榜的前夕，可要把握時機，少不得要到學校裡鑽營一番，如果确知考取了，趕快在榜發之前至少十分鐘打一電話給他老人家：“恭喜！令郎的成績好，倒不是小弟的力量……”他一定認為是你的力量。
他相信人情，面子。
如果沒有考取，不怕，也在發榜之前十分鐘打一電話，雖然是噩耗，而能在發榜之前就得到消息，這人情是托到家了。
事後再趕快抄一張他這位世兄的成績表：“英文零分，數學兩分，國文十五分……實在沒有辦法，抱歉之至！”這辦法不得罪人。
還有更難應付的問題，一到暑假，正是“畢業即失業”的季候，年輕小夥子總覺得教書的先生許有點辦法，于是前來登門拜谒，請求介紹職業。
其實教書的先生正是因為在人事上毫無辦法，所以才來教書，否則早就學優而仕了。
所以每有學生一手持履曆片，一手拿點什麼小小的禮物之類，我一見便傷心不隻從一處來，一面痛恨自己的不中用，一面惋惜來者之找錯了人。
長夏無俚，難道沒有一點賞心樂事？當然也有。
晚飯後，瓜棚豆架（确切地說，今年我家瓜無棚豆無架，全是就地擦的），泡上一大壺酽茶，一家人分據幾把破藤椅，乘涼閑話，直聊到星稀鬥橫風輕露重，然後貿貿然踱到屋裡倒頭便睡——這是一天裡最快活的一段時間。
白天就沒有這樣清閑，多少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多少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把你的時間切得寸斷，把你的心戳成馬蜂窩！你休想安心，休想放心，休想專心，更休想開心！ 有人主張暑假裡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避暑，什麼北戴河、青島，都是好地方，至不濟到郊外山上租幾間屋子，也可暫避塵嚣。
這種主張當然是非常正确，誰也不預備反駁。
北戴河、青島如今都不景氣，而且離前線也太近，殊非養生之道，遠不及莫幹山、廬山。
我今年避暑的所在，和幾十年來的一樣，是在紅塵萬丈火傘高張的城裡，風景差一點，可是也并未中暑。
我的暑假就這樣地過去了，好歹把孩子們打發上學了，明年的暑假能不能這樣平安度過，誰知道？ 清華八年 一 我自民國四年進清華學校讀書，民國十二年畢業，整整八年的工夫在清華園裡度過。
人的一生沒有幾個八年，何況是正在寶貴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現在回想已經有些模糊，如夢如煙，但是較為突出的印象則尚未磨滅。
有人說，人在開始喜歡回憶的時候便是開始老的時候。
我現在開始回憶了。
民國四年，我十四歲，在北京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畢業，我的父親接受朋友的勸告要我投考清華學校。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我是一個古老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街頭闖蕩過，這時候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八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離鄉背井到新大陸去負笈求學，更是難以設想的事。
所以父親這一決定下來，母親急得直哭。
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
學校的創立乃是由于民國紀元前四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帶着深刻的國恥的意味。
所以這學校的學制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
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
楊沄先生來信說，《張老三》是抗戰名曲《河邊對口唱》，全文如下： ［對唱］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 我的家，在山西，過河還有三百裡。
我問你，在家裡，種田還是做生意？ 拿鋤頭，耕田地，種的高梁和玉米。
為什麼，到此地，河邊流浪受孤凄？ 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無消息。
張老三，莫傷悲，我的命運不如你。
為什麼，王老七，你的家鄉在何地？ 在東此，做生意，家鄉八年無消息。
這該說，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
［合唱］仇和恨，在心裡，奔騰如同黃河水！ 黃河邊，定主意，咱們一同打回去！ 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遊擊！ 從今後，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 據楊先生說這歌曲是《黃河大合唱》中的一段，乃光未然（張光年）作詞，冼星海作曲，于民國二十八年在延安完成，此曲在台灣為禁歌。
顯然的不是我文中所謂打擊囤積的奸商的歌，我之所以有此錯誤，乃因這不是我童年唱過的歌，而是後來聽孩子們常唱的，其歌唱的調子又好像和那打擊奸商的歌有些相近，所以我就把兩個歌聯在一起了。
我的女兒文薔來信告訴我，打擊奸商的歌她是唱過的，其歌詞大概是這樣的—— 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 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積在家裡！隻為你，發财肥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全不理， 你這壞東西，你這壞東西， 真是該槍斃！ 嗨！你這壞東西！ 嗨！你真該槍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補記 七六年四月四日《中華日報·副刊》王令娴女士一篇文章也提到《你這個壞東西》這首歌，記得更完全，如下： 你，你，你， 你這個壞東西！ 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夠用喲， 你一大批，一大批， 囤積在家裡。
隻管你發财，肥了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全不理。
壞東西，壞東西， 囤積居奇，搗亂金融，破壞抗戰。
都是你！ 你的罪名和漢奸一樣的。
别人在抗戰裡， 出錢又出力唷！ 隻有你，整天地在錢上打主意。
想一想，你自己， 是要錢做什麼呢！ 到頭來你一個錢也帶不進棺材裡。
你這個壞東西！ 童年生活 我的童年生活，隻模糊地記得一些事。
北平有一童謠： 小小子兒， 坐門墩兒， 哭哭啼啼地想媳婦兒。
娶了媳婦兒幹什麼呀？ 點燈，說話兒； 吹燈，做伴兒； 早晨起來梳小辮兒。
梳小辮兒是一天中第一件大事。
我是在民國元年才把小辮兒剪了去的。
那時候我的辮子已有一尺多長，睡一夜覺，辮子往往就松散了，辮子不梳好是不準出屋門的。
所以早起急于梳辮子，而母親忙，匆匆地給我梳，揪得頭皮疼。
我非常厭惡這根豬尾巴。
父親讀《揚州十日記》《大義覺迷錄》之類的書，常把滿軍入關之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事講給我們聽，我們對于辮子益發沒有好感。
革命後把辮子一刀兩斷，十分快意。
那時候北平的新式理發館隻有東總布胡同西口路北一處，座椅兩張。
我第一次到那裡剪發，連揪帶剪，相當痛，而且頭發渣順着脖子掉下去。
民國以前，我的家是純粹舊式的。
孩子不是一家之主，是受氣包兒。
家規很嚴。
門房、下房，根本不許孩子涉足其間。
爺爺奶奶住的上房，無事也不準進去，父親的書房也是禁地，佛堂更不用說。
所以孩子們活動的空間有限。
室内遊戲以在炕上攀登被窩垛為主，再不就是用窗簾布挂在幾張桌前做成小屋狀，鑽進去坐着，彼此做客互訪為樂。
玩具是有的，不外乎“打糖鑼兒的”擔子上買來的泥巴制的小蠟簽兒之類，從隆福寺買來的小“空竹”算是上品了。
我記得兒時的服裝，最簡單不過。
夏天似乎永遠是一身竹布褲褂，白布是禁忌。
冬天自然是大棉襖小棉襖，穿得滾圓臃腫。
鞋子襪子都是自家做的，自古以來不就是以“青鞋布襪”作為高人雅士的标識嗎？我們在童年時就有了那樣的打扮。
進了清華之後，才鬥膽自主寫信到天津郵購了一雙白帆布鞋，才買了洋襪子穿。
暑假把一雙手工做的布襪子原樣帶回家，被母親發現，才停止了布襪的供應。
布鞋、毛窩，一直在腳上穿着，皮鞋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小孩子哪有不饞的？早晨燒餅油條或是三角饅頭，然後一頓面一頓飯，三餐無缺，要想吃零食不大容易。
門口零食小販是不許照顧的，有時候偷着吃“果子幹”、“玻璃粉”或是買串糖葫蘆，被發現便不免要挨罵。
所以我出去到大鹁鴿市進陶氏學堂的時候，看見賣漿米藕的小販，駐足而觀，幾乎饞死，豁出兩天不吃燒餅油條積了兩個銅闆才得買了一小碟吃。
我的一個弟弟想吃肉，有一天情不自已地問出一句使母親心酸的話：“媽，小炸丸子賣多少錢一碟？” 革命以後，情況不同了。
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
我們可以穿白布衫褲，可以随時在院子裡拍皮球、放風筝、耍金箍棒，可以逛隆福寺吃“驢打滾兒”、“艾窩窩”。
父親也帶我們擠廠甸。
念字号兒，描紅模子，讀商務出版的“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開門見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這一套啟蒙教育，都是在炕桌上，在母親的笤帚疙瘩的威吓下，順利進行的。
我們沒受過體罰。
我比較頑皮淘氣，可是也沒挨過打。
我愛發問，我讀過“一老人，入市中，買魚兩尾，步行回家”之後，曾經發問：“為什麼買魚兩尾就不許他回家？” 父親給我們訂了一份商務的《兒童畫報》，卷末有一欄繪一空白輪廓，要小讀者運用想象力在其中填畫一件彩色的實物。
寄了去如果中選則有獎。
我得了好幾次獎，大概我是屬于“小時了了”那一類型。
上房後炕的炕案上有一箱裝訂成冊的《吳友如畫寶》，雖然說明文字未必能看得懂，畫中大意往往能體會到一大部分，幫助我了解社會人生不淺。
性的知識，我便是在八九歲時從吳友如的幾期畫報中領悟到的。
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大概。
我在小學 我在六七歲的時候開始描紅模子，念字号兒。
所謂“紅模子”就是紅色的單張字帖，小孩子用毛筆蘸墨把紅字塗黑即可。
帖上的字不外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以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之類。
描紅模子很容易描成墨豬，要練得一筆下去就橫平豎直才算得功夫。
所謂“字号兒”就是小方紙片，我父親在每張紙片上寫一個字，每天要我認幾個字，逐日複習。
後來書局印售成盒“看圖識字”，一面是字，一面是畫，就更有趣了，我們弟兄姊妹一大群，圍坐在一張炕上的矮桌周邊寫字認字，有說有笑。
有一次我一拱腿，把炕桌翻到地上去。
母親經常坐在炕沿上，一面做活計，一面看着我們，身邊少不了一把炕苕帚，那苕帚若是倒握着在小小的腦袋上敲一記是很痛的。
在那時體罰是最簡捷了當的教學法。
不久，我們住的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開了一個學堂，離我家隻有四五個門。
校門橫楣有磚刻的五個福字，故稱之為五福門。
後院有一棵合歡樹，俗稱馬纓花，落花滿地，孩子們搶着拾起來玩，每天早晨誰先到校誰就可以撿到最好的花，我有早起的習慣，所以我總是拾得最多。
有一天我一覺醒來，窗棂上有一格已經有了陽光，急得直哭，母親匆忙給我梳小辮，打發我上學，不大工夫我就回轉了，學堂尚未開門。
在這學堂我學得了什麼已不記得，隻記得開學那一天，學生們都穿戴一色的纓帽呢靴站在院裡，隻見穿戴整齊的翎頂袍褂的提調學監們搖搖擺擺地走到前面，對着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領導全體行三跪九叩禮。
在這個學堂裡渾渾噩噩地過了一陣。
不知怎麼，這學校關門大吉。
于是家裡請了一位教師，賈文斌先生，字憲章，密雲縣人，口音有一點怯，是一名拔貢。
我的二姐、大哥和我三個人在西院書房受教于這位老師。
所用課本已經是新編的國文教科書，從“人、手、足、刀、尺”起，到“一人二手，開門見山”，以至于“司馬光幼時……”。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一段就沒有經曆過。
賈老師的教學法是傳統的“念背打”三部曲，但是第三部“打”從未實行過。
不過有一次我們惹得他生了大氣，那是我背書時背不出來，二姐偷偷舉起書本給我看，老師本來是背對着我們的，陡然回頭撞見，氣得滿面通紅，但是沒有動用桌上放着的精工雕刻的一把戒尺。
還有一次也是二姐惹出來的，書房有一座大鐘，每天下午鐘鳴四下就放學，我們時常暗自把時針向前撥快十來分鐘。
老師漸漸覺得座鐘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陽光照在窗紙上的陰影用朱筆畫一道線，陰影沒移到線上是不放學的。
日久季節變換陰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動，朱筆線也就一條條地加多。
二姐想到了一個方法，趁老師不在屋裡替他加上一條線，果然我們提早放學了，試行幾次之後又被老師發現，我們都受了一頓訓斥。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進了大鹁鴿市的陶氏學堂。
陶是陶端方，在當時是滿清政府裡的一位比較有知識的人，對于金石頗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曆任要職，聲勢煊赫，還知道開辦洋學堂，很難為他了。
學堂之設主要的是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為他家人口衆多，不過也附帶着招收外面的學生，收費甚昂，故有貴族學堂之稱。
父親要我們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學費負擔投入當時公認最好的學校，事實上卻大失所望。
所謂新式的洋學堂，隻是徒有其表。
我在這學堂讀了一年可以說什麼也沒有學到，除非是讓我認識了一些醜惡腐敗的現象。
陶氏學堂是私立貴族學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階級原無足異。
但是有些現象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陶氏子弟上課時随身攜帶老媽子，聽講之間可以喚老媽子外出買來一壺酸梅湯送到桌下慢慢飲用。
聽先生講書，随時可以寫個紙條，搓成一個紙團，丢到老師講台上去，代替口頭發問，老師不以為忤。
陶氏子弟個個恣肆驕縱，橫沖直撞，記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飛揚跋扈。
他們在課堂内外，成群地呼嘯出入，動辄動手打人，大家為之側目。
國文老師是一位南方人，已不記得他的姓名，教我們讀詩經。
他根據他的祖傳秘方，教我們讀，教我們背誦，就是不講解，當然即使講解也不是兒童所能領略。
他領頭扯着嗓子喊“擊鼓其镗”，我們全班跟着喊“擊鼓其镗”，然後我們一句句地循聲朗誦“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他老先生喉嚨啞了，便喚一位班長之類的學生代他吼叫。
一首詩朗誦過幾十遍，深深地記入在我們的腦子裡，迄今有些首詩我能記得清清楚楚。
腦子裡記若幹首詩當然是好事，但是付了多大的代價！一部分童時寶貴的光陰是這樣耗去的！ 有趣的是體操一課。
所謂體操，就是兵操。
夏季制服是白帆布制的，草帽，白線襪，黑皂鞋。
褲腿旁邊各有一條紅帶，衣服上有黃銅紐扣。
辮子則需盤起來扣在草帽底下。
我的父母瞞着祖父母給我們做了制服，因為祖父母的見解是屬于更老一代的，他們無法理解在家裡沒有喪事的時候孩子們可以穿白衣白褲。
因此我們受到嚴重的警告，穿好操衣之後要罩上一件竹布大褂，白色褲腳管要高高地卷起來，才可以從屋裡走到院裡，下學回家時依然要偷偷摸摸溜到屋裡趕快換裝。
在民元以前我平時沒有穿過白布衣褲。
武昌起義，鼙鼓之聲動地而來，随後端方遇害，陶氏學堂當然立即瓦解，陶氏子弟之在課堂内喝酸梅湯的那幾位以後也不知下落如何了。
這時節，祖父母相繼逝世，父親做了一件大事，全家剪小辮子。
在剪辮子那一天，父親對我們講了一大套話，平素看的《大義覺迷錄》《揚州十日記》供給他不少憤慨的資料，我們對于這污髒麻煩的辮子本來就十分厭惡，巴不得把它齊根剪去，但是在發動并州快剪之際，我們的二舅爹爹還忍不住泫然流涕。
民國成立，薄海騰歡，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項城袁世凱先生不願到南京去就職，嗾使第三鎮曹锟駐祿米倉部隊于陰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變，大燒大搶，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計其數。
我亦躬逢其盛。
兵變過後很久，家裡情形逐漸穩定，我才有機會進入公立第三小學。
公立第三小學在東城根新鮮胡同，是當時辦得比較良好的學校，離我家又近，所以父親決定要我和大哥投入該校。
校長赫杏村先生，旗人，精明強幹，聲若洪鐘。
我和大哥都編入高小一年級，主任教師是周士菜先生，号香如，山西人，年紀不大，約三十幾歲，但是蓄了小胡子，道貌岸然。
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啟蒙業師。
他教我們國文、曆史、地理、習字。
他的教學方法非常認真負責。
在史地方面于課本之外另編補充教材，每次上課之前密密匝匝地寫滿了兩塊大黑闆，要我們抄寫，月終呈繳核閱。
例如曆史一科，鴻門之宴、垓下之圍、淝水之戰、安史之亂、黃袍加身、明末三案，諸如此類的史料都有比較詳細的補充。
材料很平常，可是他肯費心講授，而且不占用上課時間去寫黑闆。
對于習字一項，他特别注意。
他用黑闆槽裡積存的粉筆屑，和水作泥，用筆蘸着寫字在黑闆上作為示範，灰泥幹了之後顯得特别的黑白分明，而且粗細停勻，筆意畢現，周老師的字屬于柳公權一派，瘦勁方正。
他要我們寫得橫平豎直，規規矩矩。
同時他也沒有忽略行草的書法，我們每人都備有一本草書千字文拓本，與楷書對照。
我從此學得初步的草書寫法，其中一部分終身未曾忘。
大字之外還要寫“白折子”，折子裡面夾上一張烏絲格，作為練習小楷之用。
他知道我們小學畢業之後能升學的不多，所以在此三年之内基礎必須打好，而習字是基本技能之一。
周老師也還負起訓育的責任，那時候訓育叫作修身。
我記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節，例如紐扣是否扣好，頭發是否梳齊，以及說話的腔調，走路的姿勢，無一不加指點。
他要求于我們的很多，誰的筆記本子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
我的課業本子永遠不敢不保持整潔。
老師本人即是一個榜樣。
他布衣布履，纖塵不染，走起路來目不斜視，邁大步昂首前進，幾乎兩步一丈。
講起話來和顔悅色，但是永無戲言。
在我們心目中他幾乎是一個完人。
我父親很敬重周老師的為人，在我們畢業之後特别請他到家裡為我的弟弟妹妹補課多年，後來還請他租用我們的鄰院作為我們的鄰居。
我的弟弟妹妹都受業于周老師，至少我們寫的字都像是周老師的筆法。
小學有英文一課，事實上我未進小學之前就已開始從父親學習英文了。
我父親是同文館第一期學生，所以懂些英文，庚子年亂起辍學的。
小學的英文老師是王德先生，字仰臣。
我們用的課本是《華英初階》，教授的方法是由拼音開始，ba、be、bi、bo、bu，然後就是死背字句，記得第三課就有一句Isheofus？“彼乃我輩中人否？”這一句我背得滾瓜爛熟。
老師一提Isheofus？我馬上就回答出“彼乃我輩中人否？”老師大為驚異，其實我在家裡早已學過了。
這樣教學的方法使初學英文的人費時很多，但未養成初步的語言習慣，實在是精力的浪費。
後來老師換了一位程洵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學生，有時穿着半身西裝，英語發音也比較流利正确一些。
我因為預先學過一些英文，所以在班上特感輕松，老師也特别嘉勉。
臨畢業時程老師送我一本原版的馬考萊《英國史》，這本書當時還不能看懂，後來卻也變成對我有用的一本參考書。
體操老師錫福先生，字輔臣，旗人。
他有一副蒼老而沙啞的喉嚨，喊起立正、稍息、槍上肩、槍放下的時候很是威風。
排起隊來我是末尾，排頭的一位有我兩個高。
老師特别喜歡我們這一班，因為我們平常把槍擦得亮，服裝整齊一些，而且開正步的時候特别用力踏地作響，給老師作面子。
學校在新鮮胡同東口路南，操場在西口路北，我們排隊到操場去的時候精神抖擻，有時遇到操場上還有别班同學上操未散，我們便更着力操演，逼得其他各班隻有木然呆立瞠目贊歎的份兒。
半小時操後，時常是踢足球，操場不畫線，豎起竹竿便是球門，一半人臂纏紅布，笛聲一響便踢起球來，高頭大馬橫沖直撞，像我這樣的隻能退避三舍以免受傷。
結果是鳴笛收隊皆大歡喜。
我的算術，像“雞兔同籠”一類的題目我認為是專門用來折磨孩子的，因為當時想雞兔是不會同籠的，即使同籠亦無須又數頭又數腳，一眼看上去就會知道是幾隻雞幾隻兔。
現在我當然明白，是我自己笨，怨不得誰。
手工課也不容易應付，不是抟泥，就是削竹，最可怕的是編紙，用修腳刀把彩色紙劃出線條，然後再用别種彩色紙條編織上去，真需要鬼斧神工，在這方面常常由我的大姐幫忙，教手工的老師患嚴重口吃，結結巴巴的惹人笑。
教理化的李秉衡老師，保定府人，曾經表演氫二氧一變成水，水沒有變出來，玻璃瓶炸得粉碎，但是有一次卻變成功了。
有一次表演冷縮熱脹，一隻燒得滾燙的鋼珠，被一位多事的同學伸手抓了起來，燙得滿手掌溜漿大泡。
教唱歌的是一位時老師，他沒有歌喉，但是會按風琴，他教我們唱的《春之花》我至今不能忘。
有一次遠足是三年中一件大事。
事先籌劃了很久，決定目的地為東直門外的自來水廠。
這一天特别起了個大早，晨曦未上就趕到了學校，大家啜柳葉湯果腹，柳葉湯就是細長菱形薄面片加菜煮成的一種平民食品，但這是學校裡難得一遇的曠典，免費供應，大家都很高興，有人連罄數碗。
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向步軍統領衙門借了六位喇叭手，改着我們學校的制服，排在我們隊伍前面開道，六隻亮晶晶的喇叭上挂着紅綢彩，滴滴答答地吹起來，招搖過市，好不威風！由新鮮胡同走到東直門外，約有四五裡之遙，往返将近十裡。
自來水廠沒有什麼可看的，雖然那龐大的水池水塔以前都沒有見過。
這是我第一次徒步走出北京城牆，有久困出柙之感。
午間歸來，兩腿清酸。
下次作文的題目是《遠足記》，文章交卷此一盛舉才算是功德圓滿。
我們一班二十幾人，如今音容笑貌尚存腦海者不及半數，姓名未忘者更是寥寥可數了。
年齡最大身體最高的是一位名叫連祥的同學，約在二十開外，濃眉大眼，膀大腰圓，吹喇叭踢足球都是好手，腦袋後面留着一根三寸多長的小辮，用紅繩紮緊，挺然翹然地立在後腦勺子上，像是一根小紅蘿蔔。
聽說他以後當步兵去了。
一位功課好而态度又最安詳的是常禧，後來冠姓栾，他是我們的班長，周老師很器重他，後來聽周老師說他在江西某處任商務印書館分館經理。
還有嶽廉識君，後來進了交通部。
我們同學絕大部分都是貧寒子弟，畢業之後各自東西，以我所知道的有人投軍，有人擔筐賣杏，能升學的極少。
我們在校的時候都相處得很好，有兩種風氣使我感到困惑。
一個是喜歡打鬥，動辄揮拳使絆，鬧得桌翻椅倒。
有一位同學長相不讨人喜歡，滿臉疙瘩噜蘇，綽号“小炸丸子”，他經常是幾個好鬧事的同學們欺弄的對象，有多少次被擡到講台桌上，手腳被人按住，有人扯下他的褲子，大家輪流在他的褲裆裡吐一口痰！還有一位同學名叫馬玉岐，因為宗教的關系飲食習慣與别人不同，幾個不講理的同學便使用武力強迫他吃下他們不吃的東西，經常要釀出事端。
在這樣尚武的環境之中我小心翼翼，有時還不能免于受人欺淩。
自衛的能力之養成，無論是鬥智還是鬥力，都需要實際體驗，我相信我們的小學是很好的訓練場所。
另一件使我困惑的事是大家之口出穢言的習慣。
有些人各自秉承家教，不隻是“三字經”常挂在嘴邊，高談闊論起來其内容往往涉及“素女經”，而且有幾位特别大膽的還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見所聞的實例不厭其詳地描寫出來。
講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津津有味。
學校好幾百人共用一個廁所，其環境之髒可想，但是有些同學們如廁之後其嘴巴比那環境還髒。
所以我視如廁為畏途。
性教育在一群孩子們中間自由傳播，這種情形當時在公立小學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賜了。
我在第三小學讀了三年，每天早晨和我哥哥步行到校，無間風雪。
天氣不好的時候要穿家中自制的帶釘的油鞋，手中舉着雨傘，途中經常要遇到一隻惡犬，多少要受到騷擾，最好的時候是适值它在安睡，我們就悄悄地溜過去了，那時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要養狗并且縱容它與人為難。
内政部門口站崗和巡捕半醒半睡地拄着上刺刀的步槍靠在牆垛上，時常對我們颔首微笑，我們覺得受寵若驚，久之也搭讪着說兩句話。
出内政部街東口往北轉，進入南小街子，無分晴雨永遠有泥濘車轍，其深常在尺許。
街邊有羊肉床子，時常遇到宰羊，我們就駐足而視，看着綿羊一聲不響在引頸就戮。
羊肉包子的味道熱騰騰地四溢。
賣螺絲轉兒油炸鬼的，賣甜漿粥的，賣烤白薯的，賣糖耳朵的，一路上左右皆是。
再向東一轉就進入新鮮胡同了，一眼可以望得見城牆根，常常看見有人提籠架鳥從那邊溜達着走過來。
這一段路給我的印象很深，二十多年後我再經過這條街則已變為坦平大道面目全非，但是我還是懷念那久已不複存在的湫隘的陋巷。
我是在這些陋巷中生長大的，這是我的故鄉。
民國四年我畢業的時候，主管教育的京師學務局（局長為德彥）令饬舉行會考，把所有各小學應屆畢業的學生三數百人聚集在我們第三小學，考國文習字圖畫數科，名之曰觀摩會，事關學校榮譽，大家都興奮。
國文試題記得是“諸生試各言爾志”，事有湊巧這個題目我們以前作過，而且以前作的時候，好多同學都是說将來要“效命疆場，馬革裹屍”。
我其實并無意步武馬援，但是我也摭拾了這兩句豪語。
事後聽主考的人說：第三小學的一班學生有一半要“馬革裹屍”，是佳話還是笑談也就很難分辨了。
我在打草稿的時候，一時興起，使出了周老師所傳授的草書千字文的筆法，寫得雖然說不上龍飛蛇舞，卻也自覺得應手得心，正趕上局長大人親自監考經過我的桌旁，看見我寫得好大個的草書，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圖畫考的是自由畫，我們一班最近畫過一張松鶴圖，記憶猶新，大家不約而同都依樣葫蘆，斜着一根松枝，上面立着一隻振翅欲飛的仙鶴，章法不錯。
我本來喜歡圖畫，父親給我的《芥子園畫譜》也發生了作用，我所畫的松鶴圖總算是盡力為之了。
榜發之後，我和哥哥以及栾常禧君都高居榜首，榮譽屬于第三小學。
我得到的獎品最多，是一張褒獎狀，一部成親王的巾箱帖，一個墨盒，一副筆架以及筆墨之類。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如今想想這話頗有道理。
我的暑假是怎樣過的 兒時英文作文教師喜歡出的作文題目之一，便是“我的暑假是怎樣過的”。
記得當時抓耳撓腮，搜索枯腸，窘困萬狀，但仍不能不湊出幾百字塞責交卷。
小孩子的暑假還有什麼新鮮的過法？總不外吃喝玩樂。
要撰文記述，自不免覺得枯澀乏味。
現在我年近五十，仍操粉筆生涯，躬逢抗戰勝利，又遇戡亂建國，今年暑假是怎樣過去的，頗覺得有一點迷迷糊糊。
眼看着就要開學，于是自動地給自己出下這樣一個題目，擇記幾件小事，都平凡瑣屑無比，并不驚人，總算給我的暑假做一結束。
暑假伊始，我本來是立有大志的，其規模雖然比不上什麼三年計劃五年計劃之類，卻也條舉目張，要克期計功。
現在加以清算，我的暑假作業怕是不能及格了。
推其原因，當然照例是“環境不良，心緒惡劣”八個字。
其實環境也不算太不良，雖然每天清晨飛機一群擦着房檐過去，有時郊外隐聞炮聲，還有時要在街頭打死幾個學生頒布戒嚴令，但是究竟從來沒有炮彈碎片落在自己頭上，這環境也可以算得是很安谧了。
心緒确是近于惡劣，但也是自找，既無疾病纏綿，亦無斷炊情事，如果稍微相信一點唯物論，大可以思想前進，絕無苦悶。
可惜的是，自己隐隐然還有一顆心，外界的波瀾不能不掀動内心的蕩漾，極小的一件事也可以使人終日寡歡，所以工作成績也就微小得不值一提了。
一放暑假，一群孩子背着鋪蓋卷回家，這是一厄！一家團聚，應該是一種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但是憑空忽來壯丁就食，家庭收支立刻發現赤字，難以彌補。
而贍養義務又是義不容辭的。
這是頗費周章的一件事。
可恨的是，孩子們既無楊朱的技能，又無顔回的操守，粗茶淡飯之後，一個個地唉聲歎氣，嚷着“嘴裡要淡出鳥兒來”！在我這一方面，生活也大受幹擾，好像是有一群流亡學生侵入住宅，吃起東西來像一隊蝗蟲，談天說笑像是一塘青蛙，出出進進，熙熙攘攘，清早起來馬桶永遠有人占着座兒，衣服襪子書籍紙筆狼藉滿屋好像是才遭洗劫，一張報紙揉得稀爛，彼此之間有時還要制造摩擦。
饒這樣，還不敢盼着暑假早日結束，暑假一終止，另一災難到來，學雜膳宿，共二十七袋面！ 還有一樁年年暑期裡逃不脫的罪過。
學校要招生。
招生要監考，監考也不要緊，頂多是考生打翻墨水壺的時候你站遠點，免得濺一腿，考生問“抄題不抄題”的時候使你惡心一下。
考完要看卷子，看卷子也不要緊，捏着鼻子看，總有看完的一天，離奇的答案有時使人笑得肚子疼，離奇的試題有時使人不好意思笑出聲來，都還有趣。
最傷腦筋的是，招生之際總有幾位親友手提着兩罐茶葉一筐水果登門拜訪，扭扭捏捏地說孩子要考您那個大學您那個系，求您多多關照。
好像那個學房鋪是我開的似的！如果我開誠布公地對他說，我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題目不是一個人出，卷子不是一個人看，其間還有彌封暗碼，最後還要開會公決，要想舞一點弊是幾乎不可能的，這套話算是白說，他死也不信。
“大家都是中國人，打什麼官腔？”“你這是推托，幹脆說不管好了，不夠朋友！”“幫人一步忙，就怕樹葉兒打了腦袋？”再說就更不好聽了，“誰沒有兒女？誰也保不住不求人。
這點小事都不肯為力，‘房頂開門，六親不認’！”如果我答應下來，榜發之時十九是名落孫山，沒臉見人。
這樣的苦頭我年年都要吃，一年一度，牢不可破，能推的推了，不能推的昧着良心答應下來，反正結果是得罪人。
今年得高人指點，應付較為得宜。
接受請托之際，還他一個模棱答案：“您老的事我還能不盡力！您真是太見外了。
不過有一句話得說在前頭。
令郎的成績若是差個一星半點的，十分八分的，兄弟有個小面子，這事算包在我身上了，準保能給取上，不過，若是差得太多，公事上可交代不下去，莫怪我力不從心。
”對方聽了覺得入情入理，一定滿意。
之後，對方還照例要來一封八行書，幾回電話，一再叮咛，這都不慌。
等到快發榜的前夕，可要把握時機，少不得要到學校裡鑽營一番，如果确知考取了，趕快在榜發之前至少十分鐘打一電話給他老人家：“恭喜！令郎的成績好，倒不是小弟的力量……”他一定認為是你的力量。
他相信人情，面子。
如果沒有考取，不怕，也在發榜之前十分鐘打一電話，雖然是噩耗，而能在發榜之前就得到消息，這人情是托到家了。
事後再趕快抄一張他這位世兄的成績表：“英文零分，數學兩分，國文十五分……實在沒有辦法，抱歉之至！”這辦法不得罪人。
還有更難應付的問題，一到暑假，正是“畢業即失業”的季候，年輕小夥子總覺得教書的先生許有點辦法，于是前來登門拜谒，請求介紹職業。
其實教書的先生正是因為在人事上毫無辦法，所以才來教書，否則早就學優而仕了。
所以每有學生一手持履曆片，一手拿點什麼小小的禮物之類，我一見便傷心不隻從一處來，一面痛恨自己的不中用，一面惋惜來者之找錯了人。
長夏無俚，難道沒有一點賞心樂事？當然也有。
晚飯後，瓜棚豆架（确切地說，今年我家瓜無棚豆無架，全是就地擦的），泡上一大壺酽茶，一家人分據幾把破藤椅，乘涼閑話，直聊到星稀鬥橫風輕露重，然後貿貿然踱到屋裡倒頭便睡——這是一天裡最快活的一段時間。
白天就沒有這樣清閑，多少雞毛蒜皮的瑣碎事，多少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人，把你的時間切得寸斷，把你的心戳成馬蜂窩！你休想安心，休想放心，休想專心，更休想開心！ 有人主張暑假裡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避暑，什麼北戴河、青島，都是好地方，至不濟到郊外山上租幾間屋子，也可暫避塵嚣。
這種主張當然是非常正确，誰也不預備反駁。
北戴河、青島如今都不景氣，而且離前線也太近，殊非養生之道，遠不及莫幹山、廬山。
我今年避暑的所在，和幾十年來的一樣，是在紅塵萬丈火傘高張的城裡，風景差一點，可是也并未中暑。
我的暑假就這樣地過去了，好歹把孩子們打發上學了，明年的暑假能不能這樣平安度過，誰知道？ 清華八年 一 我自民國四年進清華學校讀書，民國十二年畢業，整整八年的工夫在清華園裡度過。
人的一生沒有幾個八年，何況是正在寶貴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現在回想已經有些模糊，如夢如煙，但是較為突出的印象則尚未磨滅。
有人說，人在開始喜歡回憶的時候便是開始老的時候。
我現在開始回憶了。
民國四年，我十四歲，在北京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畢業，我的父親接受朋友的勸告要我投考清華學校。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我是一個古老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街頭闖蕩過，這時候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八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離鄉背井到新大陸去負笈求學，更是難以設想的事。
所以父親這一決定下來，母親急得直哭。
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
學校的創立乃是由于民國紀元前四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帶着深刻的國恥的意味。
所以這學校的學制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
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