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感事——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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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路給我的印象很深，二十多年後我再經過這條街則已變為坦平大道面目全非，但是我還是懷念那久已不複存在的湫隘的陋巷。
我是在這些陋巷中生長大的，這是我的故鄉。
回憶抗戰時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
數日後北大同事張忠绂先生匆匆來告：“有熟人在偵緝隊裡，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
走為上策。
”遂約定翌日早班火車上見面，并通知了葉公超先生同行。
公超提議在火車上不可交談，佯為不識。
在車上我和忠绂坐在一起，公超則遠遠地坐在一隅，真個的若不相識。
在車上不期而遇的還有樊逵羽先生、胡适之太太和另外幾位北大同事。
火車早晨開行，平常三小時左右可到天津，這一天兵車擁擠，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
大家都又餓又累。
雜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國飯店，暫時安歇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前程。
我們是第一批從北平逃出來的學界中人。
我從帝國飯店搬到皇宮飯店，随後搬到友人羅努生、王右家的寓所。
努生有一幅詳細的大地圖，他用大頭針和紙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紅的代表我軍，我們每天晚上一面聽無線電廣播，一面按照當時戰況将紅旗白旗插在地圖上面。
令人喪氣的是津浦線上白旗咄咄逼人，紅旗步步後退。
我們緊張極了，幹着急。
每天下午努生和我到意租界益世報館，努生是《益世報》總編輯，每天要去照料，事實上報館的一切都由總經理生寶堂先生負責。
平津陷落以後報館隻是暫時維持出版，随時有被查禁之虞，因為我們過去一向主張抗日。
到報館去要經過一座橋，橋上有日寇哨檢查行人，但不扣查私人汽車。
有一天上午生寶堂先生坐車過橋去上班，被日兵攔截，押往日軍司令部，司機逃回報館報告，報館當即以電話通知努生勿再冒險過橋，報館業務暫時停頓。
生寶堂夫人是法籍，由法人出面營救亦無下文。
從此生寶堂先生即不知下落。
不知下落便是被害的意思。
抗戰期間多少愛國志士慘遭敵手而默默無聞未得表彰，在我的朋友中生寶堂先生是第一個被害的。
情勢日急，努生、右家和我當即決定，右家留津暫待，努生和我立即繞道青島到濟南遄赴南京向政府報到，我們願意共赴國難。
離開北平的時候我是寫下遺囑才走的，因為我不知道我此後命運如何。
我将盡我一份力量為國家做一點事。
到了南京我很失望，因為經過幾次轟炸，各方面的情形很亂。
有人告訴我們到中研院的一個招待所去，可以會到我們想見的人。
努生和我去到那裡，屋裡擠滿了人，忽警報之聲大作，大家面面相觑，要躲也無處躲，我記得傅孟真先生獨自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樓梯底下，面色凝重地坐在那裡。
在南京周旋了兩天，教育部發給我二百元另嶽陽丸頭等船票一張，教我急速離開南京，在長沙待命。
于是我和努生分手，到長沙待命去了。
說起嶽陽丸，原是日本的商船之一，航行于長江一帶。
漢奸黃秋嶽（行政院參事）走漏消息，日本船艦逃出了江陰要塞，嶽陽丸是極少數沒有逃出的商輪之一，被我扣留。
下關難民擁擠萬狀，好不容易我擠上了船，船上居然還有熟人，楊金甫、俞珊、葉公超、張彭春等，而且船上居然每日開出三餐“大菜”。
國難日殷，再看着船上滿坑滿谷的難民，如何能夠下咽。
三天後，舟泊嶽陽城下。
想起杜工部的詩句：“留滞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鲲鵬。
”亂世羁旅，千古同嗟。
抵長沙後，公超與我下榻青年會。
我偷閑到湘潭訪友，信宿而返。
時樊逵羽先生也到了長沙，在韭菜園賃屋為北大辦事處，我與公超遂遷入其中。
長沙待命日久，無事可做，北大同人亦漸多南下。
我與樊先生先後相繼北上，蓋受同人之托前去接眷。
我不幸搭乘順天輪，到威海衛附近船上發現霍亂，遂在大沽口外被禁二十一天之後方得上岸。
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
我被推選為參政員，于是搭船到香港飛到漢口。
從此我加入參政會連續四屆，直到勝利後參政會結束為止。
參政會是戰時全國團結一緻對外的象征，并無實權。
其成員包括各方面的人，毛澤東、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鄧穎超、秦邦憲、陳紹禹等人也在内。
我在參政會裡隻做了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奉派參加華北慰勞視察團，由重慶出發，而成都，而風翔，而西安，而洛陽，而鄭州，而襄樊，而宜昌，遵水路返重慶，曆時兩個月，訪問了七個集團軍司令部。
時值寒冬，交通不便，柴油破車随時抛錨。
我們臨時決定，團員六人分為兩組，一組留在洛陽，一組渡黃河深入中條山。
我自告奮勇渡河，上山下山騎馬四天，親身體驗了最前線将士抗戰之艱苦。
我對抗戰沒有貢獻，抗戰反倒增長了我的經驗和見識。
我看到了敵人的殘酷，士兵的辛勞，同時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華北鄉下的平民的貧困與愚暗。
至于将來抗戰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局面，沒有人不抱隐憂的。
二 我在漢口的時候，張道藩先生（時任教育部次長）對我說，政府不久就要遷到重慶，參政會除了開會沒有多少事做，他要我參加教育部的“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
委員會分四組：總務、中小學教科書、青年讀物、民衆讀物，以中小學教科書為最繁重。
道藩先生要我擔任教科書組主任，其任務是編印一套教科書，包括國文、史、地、公民四科，供應戰時後方急需。
因為前後方交通梗塞，後方急需适合抗戰情勢的教科用書，非立即趕編不可。
我以缺乏經驗未敢應命，道藩亦頗體諒，他說已聘李清悚先生為副主任，李先生為南京中學校長，不但有行政經驗，而且學識豐富，可資臂助。
我以既到後方，理宜積極參加與抗戰有關之工作，故亦未固辭。
委員會設在重慶兩路口附近山坡上，方在開辦，李先生獨任艱巨，我僅每周上班一天，後因疏散到北碚，我亦随同前去，就每天上班工作了。
事實上，工作全賴清悚先生一人擘畫，我在學習。
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很需要技巧，不是任何學者都可以率爾操觚的。
因為編教科書，一方面需要學識，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理，在編排取舍之間才能合用。
越是低級的教科書，越難編寫。
教科書組前後羅緻的人才，國文國語方面有朱錦江、徐文珊、崔紉秋，公民方面有夏貫中、徐悫、汪經憲，史地方面有蔣子奇、汪紹修、聶家裕、徐世璜、桑繼芬等數十位。
有專門繪圖的人員配合工作。
全套好幾十本書分批克期完稿付印校對，然後供應後方各地學校使用，工作人員緊張無比，幸而大緻說來未辱使命。
首功應屬李清悚先生。
時間匆促，間或偶有小疵，我記得某君在參政會小組會議中大放厥詞，認為這套教科書誤人子弟，舉一個宋朝皇帝的名字有誤為例。
我當即挺身辯護，事後查明原稿不錯，僅是手民之誤，校對疏忽而已。
抗戰期間我有機會參加了這一項工作，私心竊慰，因為這是特為抗戰時期需要而做的。
在抗戰之前數年，國防會議曾撥款由王世傑先生負責主編一套中學教科書，國文由楊振聲、沈從文二先生主編，曆史由吳晗先生主編，公民由陳之邁先生主編，僅完成一部分，交教育部酌量采用。
國文曆史部分稿件，我曾與清悚先生共同看過，佥以為非常高明，但不适于抗戰時期，決定建議不予采用，而重新編寫，對于此事甚感遺憾。
清悚對手吳晗先生之曆史尤為傾服，因為其中甚多創見，可供教師參考。
陳之邁先生之公民則未曾拜讀。
委員會後來與設在白沙之國立編譯館合并，我因事忙辭去教科書組主任。
這時候抗戰已漸近勝利。
有一天王雲五先生約我到重慶白象街商務印書館晤談，我應邀往。
雲五先生的辦公室隻是小屋一間，四壁蕭然，一桌二椅兩張帆布床。
一張是他自己睡覺用的，另一張是他的兒子王學哲先生的。
抗戰時期辦公處所差不多都是這樣簡陋，而雲五先生尤其是書生本色，我甚為欽佩。
他邀我為商務印書館主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
他說他看了我主編的教科書，認為我有了必要的經驗。
據他揣想，勝利之後一定有新的局面展開，中小學教科書大概可以開放民營，所以他要事先準備一套稿件，随時付印應市。
他很爽快，言明報酬若幹，兩年完成。
我們沒有任何手續，一言為定。
我于是又開始約集友人編纂再一套教科書。
這一套書與抗戰無關，較少限制，進行十分順利，如期完成。
不料抗戰勝利之後，大局陡變，教科書仍由政府辦理。
我主編的一大箱書稿隻好束之高閣了。
抗戰八年，我主編了兩套中小學教科書，其中辛苦一言難盡。
茲舉一例。
小學國語之國定本，是由崔紉秋女士執筆的，她比我年長，曾任山東模範國小教師數十年。
國語第一冊第一課是“來，來，來上學”。
有人批評，這幾個字筆畫太多，不便初學。
這批評也有理，我們隻好虛心檢讨。
等我為商務印書館主編教科書的時候，我就邀請一位批評我相當嚴厲的朋友來執筆，這位朋友是著名的文學家，沒想到一個月後把預支稿酬退回，據說第一冊第一課實在編不出來。
于是我又請李長之先生編寫，幾經磋商，第一冊第一課定為“去，去，去上學”，是否稍有進步，我也不知道。
正說明編教科書實在不易，不親自嘗試不知其難。
三 國立編譯館遷到北碚與教科用書編委會合并，由教育部部長自兼館長，原館長陳可忠先生改為副館長。
合并後的組織是：總務組、人文組、自然祖、社會組、教科書組、教育組，另設大學用書編委會、翻譯委員會，全部人員及眷屬約三百人。
我任社會組主任兼翻譯委員會主任。
這兩部分的職務也不輕。
社會組主管的是編寫民衆讀物及劇本的編作。
所謂民衆讀物就是通俗的小冊子，包括鼓詞、歌謠、相聲、小說之類，以宣揚中國文化及鼓勵愛國打擊日寇為主旨。
在這方面，我們完成了二百多種，大量印發各地民衆教育機構。
不知道這算不算“抗戰文藝”，大概宣傳價值大于文藝價值，現在事過境遷，沒有人再肯過問這種作品了。
主持民衆讀物計劃的是王向辰先生，筆名老向，河北保定人，在定縣平教會做過事，深知民間疾苦，筆下也好。
在一起編寫民衆讀物的有蕭柏青、席征庸、王愚、解方等幾位先生。
在戲劇方面，除了閻金锷寫了一本《中國戲劇史》之外，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修訂評劇劇本，把不合理的情節及字句大加修訂，而不害于原劇的趣味與結構，這工作看似容易，實則牽涉很多，大費手腳。
參加此項工作的有姜作棟、林柏年、陳長年、匡直、吳伯威、張景蒼等幾位。
共完成了七十餘種，由正中出版者計四十四種，名為《修訂評劇選》。
我們也注意到場面，所以有“鑼鼓經”之制作，請了專家師傅于大家下班之後敲敲打打起來，一面用較進步的方法做成紀錄。
大家學習的興緻很高，事後也有了實驗的機會。
編譯館為了勞軍演了兩次戲，一是話劇陳綿譯的法國名劇《天網》，演出于露天的北碚民衆會場，由國立劇專畢業的張石流先生導演，演員包括王向辰、蕭柏青、沈蔚德、龔業雅和我。
演出效果自覺不佳，可是觀衆踴躍。
又一次是評劇，我們有現成的場面，隻外約了一位打鼓佬。
行頭難得，在後方隻有王泊生先生山東實驗劇院有完整的衣箱，時王先生不在北碚，我出面向王夫人吳瑞燕女士商借，這衣箱是從不外借的，吳瑞燕女士竟一口答應，無條件地借給我們了。
演戲兩出，一是《九更天》，陳長年主演，他是劇校出身，功夫紮實。
一是《刺虎》，由姜作棟演一隻虎，他的臉譜得自錢金福親授，氣勢非凡，特煩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演費貞娥，唱做俱佳，兩位表演大為成功。
兩劇之間由老舍和我表演了兩段相聲，也引起觀衆的欣賞。
這些活動勉強算是與抗戰有關。
翻譯委員會雖然人手有限，也做了一點事。
一項繁重的工作是英譯《資治通鑒》。
和人文組主任鄭鶴聲先生往複商酌，想譯一部中國曆史，不知譯哪一部好，最後決定譯這編年體的《資治通鑒》。
由楊憲益、戴乃疊夫婦二人負責翻譯，楊先生是牛津留學生，戴女士是著名漢學家之女，二人合作，相得益彰。
戴不需上班，在家工作。
這在編譯館是唯一例外的安排。
《資治通鑒》難譯的地方很多，例如曆代官職的名稱就不易做恰當的翻譯。
工作緩緩進行，到抗戰勝利時完成三分之一弱，以後是否繼續，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如李味農先生譯毛姆孫的《羅馬史》，孫培良先生譯亞裡士多德的《詩學》，王思曾先生譯薩克萊的《紐康氏家傳》，都是有分量的工作，雖與抗戰無關，卻是古典名著。
講到抗戰時期的生活，除了貪官奸商之外，沒有不貧苦的，尤以薪水階級的公教人員為然。
有人感慨地說：“一個人在抗戰時期不能發财，便一輩子不能發财了。
”在物質缺乏通貨膨脹之際，發财易如反掌。
有人囤積螺絲釘，有人囤積顔料，都發了财。
跑國際路線帶些洋貨也發了财。
就是公教人員沒有辦法，中等階級所受打擊最大。
各公共機構都奉命設立消費合作社。
編譯館同人公推我為理事會主席，龔業雅為經理，舒傅俪、朱心泉、何萬全為辦事員。
我們五個人通力合作，抱定涓滴歸公的宗旨為三百左右社員謀取福利。
我們的業務繁雜，主要工作之一是辦理政府頒發的配給物資。
米最重要，每口每月二鬥。
米由船運到北碚江邊，要我們自己去領取運到館址分發，其間頗有耗損。
運到之後，一袋袋的米堆在場上成一小丘，由請來的一位師傅高高地蹲坐在丘巅之上，以他的特殊技巧為大家分米。
盡管他的技術再高，分配下來總還差一點，後來者就要向隅。
為避免這現象，我決定每人于應領之分取出一小碗，以備不足。
有時因為分配完畢之後又多出一些，我便把剩餘部分賣掉，以所得之錢分給大家。
如此大家都沒有異議。
每次看到大家領米，有持洗臉盆的，有拿鐵桶的，有用枕頭套的，分别負米而去，景象非常熱鬧。
為五鬥米折腰，不得不爾。
米多稗及碎石，也未便深責了。
油也是配給的。
人隻有在缺油的時候才知道油的重要。
我小時候，聽說鄉下人吃“錢兒油”，以木簽穿錢孔，伸入油缽中提取油，以為是笑話。
現在才知道油是不容耗費的物資。
領油的人自備容器，大小形狀各異，挹注之間偶有出入勢所難免，以緻引起紛争，我們絕對容忍隻求息事甯人。
油不僅供食用，點燈也要用它。
燈草油燈是我小時最普通的照明用具，如今乃又見之。
兩根燈草，一燈如豆，隻有在讀書寫作或打麻将的時候才肯加上幾根燈草。
重慶有物資局，供應平價物品，局長先是何浩若先生，後為熊祖同先生，都是我的同學。
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是布匹。
公教人員入川，沒有多少行裝，幾年下來最先磨破的是西裝褲。
臀部打的補丁到處可見。
後方最普通的衣料是芝麻呢，乃粗糙的黑白點的布料。
我們從物資局大量購入布匹，以及牙刷毛巾肥皂之類的日用品，運到之日我書寫物品價單，門前若市。
對我們中國人，糖不是必需品，何況四川也産糖，隻是運輸不便。
我們派專人到内江大量采購，搭小船運來，大為人所豔羨。
合作社不以牟利為目的，可是年終還有紅利可分。
平素收支分明，但是月底盤貨清賬，有時常有虧空，賬目難以平衡。
算盤打到深夜，無法結賬，我乃在賬簿上大書“本月虧空若幹元”，作為了結。
這是不合法的，但是合作事業管理局派員前來查賬，竟以此為“不做假賬”之明證，特予褒揚，列為辦理最優。
我們辦合作社，都沒有任何報酬，唯一安慰是得到了社員的絕對信任。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事誠有之。
但這是以某些特殊階級為限，一般公教人員和老百姓在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的壓力之下，糊口不易，遑言緊吃？後方的生活清苦是普遍的事實。
四 遇到敵機空襲采取避難措施，一般人稱之為“跑警報”。
北碚不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經過好幾次空襲。
第一次空襲出于意外，機槍掃射傷了正在體育場上忙碌的郝更生先生。
那時我正在新村的一小樓上瞭望，數着敵機編隊共有幾架，猛聽得咝咝的幾聲劃空而下，緊接着就是嘭嘭的幾聲響，原來是幾顆燃燒彈落下了，沒有造成什麼損失，我在樓前還拾得幾塊炸彈殘片。
又有一次轟炸北碚對岸黃桷樹的複旦大學，當時何浩若先生正和複旦文學院長孫寒冰先生在室内下象棋，一聲爆炸，何浩若鑽到桌下，孫寒冰往屋外跑，才出門就被一塊飛起的巨石砸死！經過幾次轟炸，大家漸有經驗，同時防空洞的挖掘也到處進行。
編譯館有兩個防空洞，可容數百人。
緊急警報一響，大家陸續入洞，有人帶着小竹凳，有人攜着水瓶，有人提着飯盒，有些人手裡還少不得一把芭蕉葉。
有人入洞前先要果腹，也有人入洞前必須如廁。
如果敵機分批來襲，形成疲勞轟炸，情況便很嚴重。
初，記不得是哪一年，大概是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吧，五月三日重慶在轟炸中死傷了一些人，翌日我乘船去探望住在戴家巷二号的一位好友。
到達重慶之後，我先在臨江門夫子廟一帶巡視，看見街上有一列蓋着草席的死屍，每人兩隻光腳都露在外面。
在戴家巷二号坐了不久，警報又嗚嗚響，我們沒有躲避，在客廳裡坐以待彈。
果然一聲巨響屋角塌了下來，塵埃彌漫，我們不約而同地鑽在一張大硬木桌底下。
随後看見火光四起，乃相偕逃出門外，隻見街上人潮洶湧，憲兵大聲吼叫：“到江邊去，到江邊去！”我們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潮前進，天已黑了下來，隻有火光照耀，下陡坡看不見台階，隻好大家手牽着手摸索下坡，汗如雨下，狼狽至極。
摸索到了海棠溪沙洲之上，時已午夜，山城高聳一片火海。
竹築的房屋燒得噼噼啪啪響，有如爆竹。
希臘《荷馬史詩》描寫脫愛城破時的景象不知是不是這個樣子。
看着火勢漸殺，才相率爬坡回去。
戴家巷二号無恙，我在臨江門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保留的一間房子則已門窗洞開全被消防水浸。
這便是有名的五四大轟炸。
經此一炸，大家才認真空防。
我既已疏散到北碚，沒事便不再到重慶。
重慶有一個大隧道，可容一兩千人避難。
有一次敵機肆虐，日夜不停，警憲為維持秩序在洞口大門上鎖。
裡面人多，時間一久，氧氣漸不敷用，起先是油燈一個個地熄滅，随後有人不支，最後大家鼓噪，群起外湧，自相踐踏，出路壅塞，活活窒息而死者千人左右。
警報解除後，有人在某部大樓上俯瞰，見有大車數十輛裝運光溜溜的屍體像死魚一樣。
這一慘案責任好像未加深究，市長記大過一次。
本來我在緻力于莎士比亞的翻譯，一年譯兩出，入川後沒有任何參考書籍可得，僅完成《亨利四世·下篇》一種。
從廣告上看到《亨利四世·上篇》之新集注本出版，我千方百計地懇求有機會出國的至親好友給我購買一冊，他們各自帶回不少洋貨分贈給我，但是不及買書一事。
抗戰時期想要一本書，其難如此！在偶然的情形之下，我譯了《咆哮山莊》小說一冊，又譯了伊利奧特的一個中篇《吉爾菲先生的情史》。
此外便是給劉英士先生主編的《星期評論》寫了一些短文，以後輯成《雅舍小品》。
抗戰八年之中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
就記憶所及，略如本文所述。
慚愧慚愧。
北平年景 過年須要在家鄉裡才有味道。
羁旅凄涼，到了年下隻有長籲短歎的份兒，還能有半點歡樂的心情？而所謂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無雙親，下無兒女，剩下伉俪一對，大眼瞪小眼，相敬如賓，還能制造什麼過年的氣氛，北平遠在天邊，徒萦夢想，童時過年風景，尚可回憶一二。
祭竈過後，年關在迩。
家家忙着把錫香爐、錫蠟簽、錫果盤、錫茶托，從蛛網塵封的箱子裡取出來，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
宮燈、紗燈、牛角燈，一齊出籠。
年貨也是要及早備辦的，這包括廚房裡用的幹貨，拜神祭祖用的蘋果幹果，等等，屋裡供養的牡丹水仙，孩子們吃的粗細雜拌兒。
蜜供是早就在白雲觀訂制好了的，到時候用紙糊的大筐簍一碗一碗裝着送上門來。
家中大小，出出進進，如中風魔。
主婦當然更有額外負擔，要給大家制備新衣新鞋新襪大衫，盡管是布鞋布襪布大衫，總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過年的高潮之一。
祖先的影像懸挂在廳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剛怒目，在香煙缭繞之中，享用蒸煙，這時節孝子賢孫磕頭如搗蒜，其實亦不知所為何來，慎終追遠的意思不能說沒有，不過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點燭、磕頭，緊接着是撤供，圍桌吃年夜飯，來不及慎終追遠。
吃是過年的主要節目。
年菜是标準化了的，家家一律。
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别處理下咽。
一鍋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兒、魚凍兒、肉皮辣醬，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夠。
初一不動刀，初五以前不開市，年菜非囤積集不可，結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後已。
“好吃不過餃子，舒服不過倒着”，這是鄉下人說的話，北平人稱餃子為“煮饽饽”，城裡人也把煮饽饽當作好東西，除了除夕消夜不可少的一頓之外，從初一至少到初三，頓頓煮饽饽，直把人吃得頭昏腦漲。
這種疲勞填充的方法頗有道理，可以使你長期地不敢再對煮饽饽妄動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後明年再說。
除夕消夜的那一頓，還有考究，其中一隻要放一塊銀币，誰吃到那一隻主交好運。
家裡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運地一口咬到，誰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腳，誰都心裡有數。
孩子們須要循規蹈矩，否則便成了野孩子，惟有到了過年時節可以沐恩解禁，任意地做孩子狀。
除夕之夜，院裡撒滿了芝麻稭兒，孩子們踐踏得咯吱咯吱響是為“踩歲”。
鬧得精疲力竭，睡前給大人請安，是為“辭歲”。
大人摸出點什麼作為賞赍，是為“壓歲”。
新正是一年複始，不準說喪氣話，見面要道一聲“新禧”。
房梁上有“對我生财”的橫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萬事如意”的直條，天棚上有“紫氣東來”的鬥方，大門上有“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對聯。
牆上本來不大幹淨的，還可貼上幾張年畫，什麼“招财進寶”、“肥豬拱門”，都可以收補壁之效。
自己心中想要獲得的，寫出來畫出來貼在牆上，俯仰之間仿佛如意算盤業已實現了！ 好好的人家沒有賭博的。
打麻将應該到八大胡同去，在那裡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還有佳麗環列。
但是過年則幾乎家家開賭，推牌九、狀元紅，呼幺喝六，老少鹹宜。
賭禁的開放可以延長到元宵，這是唯一的家庭娛樂。
孩子們玩花炮是沒有膩的。
九隆齋的大花盒，七層的九層的，花樣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
沖天炮、二踢腳、太平花、飛天七響、炮打襄陽，還有我們自以為值得驕傲的可與火箭媲美的“旗火”，從除夕到天亮徹夜不絕。
街上除了油鹽店門上留個小窟窿外，商店都上闆，裡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闆無眼，據說是夥計們在那裡發洩積攢一年的怨氣。
大姑娘小媳婦擦脂抹粉地全出動了，三河縣的老媽兒都在頭上插一朵顫巍巍的紅絨花。
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婦出動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頭小夥子亂鑽亂擠。
于是廠甸擠得水洩不通，海王村裡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着幾個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沒有什麼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裡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裡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
趕着天晴雪霁，滿街泥濘，涼風一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饴。
“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對于大家還是有足夠的誘惑。
此外如财神廟、白雲觀、雍和宮，都是人擠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凍得通紅。
新年狂歡拖到十五。
但是我記得有一年提前結束了幾天，那便是一九一二年，陰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慶聲中，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先生嗾使北軍第三鎮曹锟駐祿米倉部隊嘩變掠劫平津商民兩天，這開國後第一個驚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懷。
記得當時年紀小 我十歲的時候進高小，北京朝陽門内南小街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校。
越是小時候的事情，越是記得清楚。
前幾年一位無名氏先生寄我一張第三小學的大門口的照片，完全是七十多年前的樣子，一點也沒變。
我看了之後，不知是歡喜還是惆怅，總之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猜想到這位無名氏先生是誰，因為他是我的第三小學的同學，雖然先後差了好幾十年。
我曾寫過一篇小文《我在小學》，收在《秋室雜憶》裡，提到教我唱歌的時老師。
現在再談談我小時候唱歌的情形。
我的啟蒙的第一首歌是《春之花》。
調子我還記得，還能哼得上來，歌詞卻記不得了。
頭兩句好像是：“春光明媚好花開，如詩如畫如錦繡。
”唱歌是每周一小時，總在下午，搖鈴前兩名工友擡進教室一架小小的風琴。
當時覺得風琴是很奇妙的東西，老師用兩腳踏着兩塊闆子，鼓動風箱，兩手按鍵盤，其聲嗚嗚然，成為各種調子。
《春之花》的調子很簡單，記得隻有六句，重疊反複，其實隻有三句，但是很好聽。
老師扯着沙啞的嗓音，先唱一遍，然後他唱一句，全班跟着唱一句，然後再全首唱一遍，全班跟着全首唱一遍。
唱過三五遍，搖鈴下課了，校工忙着把風琴擡出去。
這風琴是一寶，各班共用，學生們不準碰一下的。
唱歌這一堂課最輕松，課前不要準備，扯着喉嚨吼就行。
老師也不點名，也不打分數考試。
唱歌和手工一課都是我們最歡迎的，而且老師都很和藹。
有一首歌，調子我也記得，歌詞記得幾句，是這樣開始的： 亞人應種亞洲田， 黃種應享黃海權， 青年，青年， 切莫同種自相殘， 坐教歐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愛錢， 丈夫決不受人憐。
這首歌聲調比《春之花》雄壯，唱起來蠻有勁的，但是不大懂詞的意義。
是誰“同種相殘”？這歌是日本人作的，還是中國人作的，用意何在？怎麼又冒出“不怕死，不愛錢”的話？何謂“不受人憐”？老師不講解，學生也不問，我一直糊塗至今。
但是這首歌我忘不了。
還有所謂軍歌，也是學生們喜歡學着唱的。
當時有些軍隊駐紮在城裡，東城根兒祿米倉就是一個兵營，一隊隊的兵常出來在大街小巷裡快步慢步地走，一面走還一面唱。
我是一放學就回家，不在街上打滾，所以很少遇到隊伍唱歌，可是間接地也聽熟了軍歌的幾個片段，如： 三國戰将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逞英雄。
還有張翼德， 他奶奶的硬是兇， 哇啦哇啦吼兩聲， 吓退了百萬兵。
歌詞很粗淺，合于一般大兵的口味，也投小學生的喜愛，我常聽同學們唱軍歌，自己也不禁地有時哼兩句。
我十四歲進清華中等科，一年級還有音樂，好像是一種課外活動。
教師是一位美國人，MissSeeley，豐姿綽約，是清華園裡出色的人物。
她教我們唱歌，首先是唱校歌，校歌是英文，也有中譯，但是從來沒有人用中文唱校歌。
我不喜歡用英文唱校歌，所以至今我記不得怎樣唱了。
可是我小時嗓音好，調門高，經過測驗就被選入幼年歌唱團，有一次還到城裡青年會做過公開演唱會。
同班的應尚能有音樂天才，唱低音，那天在青年會他塗黑了臉飾一黑人，載歌載舞，口裡唱着—— It'snicetogetup Earlyinthemorning， But，it'snicer tolieinbed． 滿堂喝彩，掌聲如雷，那盛況至今如在目前。
我不久倒嗓喑啞不成聲，遂對唱歌失去興趣。
有些同學喜歡星期日參加一些美國教師家裡的查經班，于是OnwardChristianSoldiers，MarchingastoWar……之類的歌聲洋洋乎盈耳。
“一百零一首名歌”在清華園裡也不時地蕩漾起來。
這皆非我之所好。
我乃漸漸地成為蘭姆所謂“沒有耳朵的人”。
抗戰時期，我已近中年，中年人還唱什麼歌？寓處附近有小學，小學生的歌聲不時地傳送過來。
像“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那首進行曲，聽的回數太多了，沒人教也會唱。
還有一首歌我常聽小學生們唱，我的印象很深： 張老三，我問你： 你的家鄉在哪裡？ 我的家，在山西， 過河還有二十裡。
張老三，我問你： 種田還是做生意？ 這樣的一問一答，張老三終于供出他是布商，而且囤積了不少布匹，赢得不少暴利，于是這首歌的最後幾句是： 一大批，一大批， 囤積在家裡。
你是壞東西， 你真該槍斃！ 這首歌大概對于囤積居奇的奸商以及一般人士發生不小的影響。
抗戰時期也有與抗戰無關的歌大為流行。
例如，《教我如何不想她》雖說是模仿舊曲《四季相思》的意思，格調卻是新的，抑揚頓挫，風靡一時。
使我最難忘的是《記得當時年紀小》一首小歌，作者黃自是清華同學。
我學唱這首歌是在一個溫暖的季秋時節，在重慶南岸海棠山坡上，經朋友指點，反複唱了好幾遍，事隔數十年，仍然萦繞在耳邊。
上文發表後，引起幾位讀者興趣，或來書指正，或予補充。
平群先生和劉濟華先生分别告訴我《黃族應享黃海權》那首歌的全本是這樣寫的： 黃種應享黃海權， 亞人應種亞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種自相殘， 生教歐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愛錢， 丈夫決不受人憐。
縱洪水滔天， 隻手挽狂瀾， 方不負石磐鐵硯， 後哲先賢！ 我還是不大懂，教兒童唱這樣的歌是什麼意思。
有一位來信說此歌是“九一八”以後日本人作的，我想恐怕不對，此歌流行甚早，“九一八”是二十多年後的事。
不過我也疑心到此歌作者用心不善。
小民女士來信補充了《三國戰将勇》那首軍歌的好幾句，但是全文她也記不得了。
我最大的錯誤是
我是在這些陋巷中生長大的，這是我的故鄉。
回憶抗戰時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
數日後北大同事張忠绂先生匆匆來告：“有熟人在偵緝隊裡，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
走為上策。
”遂約定翌日早班火車上見面，并通知了葉公超先生同行。
公超提議在火車上不可交談，佯為不識。
在車上我和忠绂坐在一起，公超則遠遠地坐在一隅，真個的若不相識。
在車上不期而遇的還有樊逵羽先生、胡适之太太和另外幾位北大同事。
火車早晨開行，平常三小時左右可到天津，這一天兵車擁擠，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
大家都又餓又累。
雜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國飯店，暫時安歇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前程。
我們是第一批從北平逃出來的學界中人。
我從帝國飯店搬到皇宮飯店，随後搬到友人羅努生、王右家的寓所。
努生有一幅詳細的大地圖，他用大頭針和紙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紅的代表我軍，我們每天晚上一面聽無線電廣播，一面按照當時戰況将紅旗白旗插在地圖上面。
令人喪氣的是津浦線上白旗咄咄逼人，紅旗步步後退。
我們緊張極了，幹着急。
每天下午努生和我到意租界益世報館，努生是《益世報》總編輯，每天要去照料，事實上報館的一切都由總經理生寶堂先生負責。
平津陷落以後報館隻是暫時維持出版，随時有被查禁之虞，因為我們過去一向主張抗日。
到報館去要經過一座橋，橋上有日寇哨檢查行人，但不扣查私人汽車。
有一天上午生寶堂先生坐車過橋去上班，被日兵攔截，押往日軍司令部，司機逃回報館報告，報館當即以電話通知努生勿再冒險過橋，報館業務暫時停頓。
生寶堂夫人是法籍，由法人出面營救亦無下文。
從此生寶堂先生即不知下落。
不知下落便是被害的意思。
抗戰期間多少愛國志士慘遭敵手而默默無聞未得表彰，在我的朋友中生寶堂先生是第一個被害的。
情勢日急，努生、右家和我當即決定，右家留津暫待，努生和我立即繞道青島到濟南遄赴南京向政府報到，我們願意共赴國難。
離開北平的時候我是寫下遺囑才走的，因為我不知道我此後命運如何。
我将盡我一份力量為國家做一點事。
到了南京我很失望，因為經過幾次轟炸，各方面的情形很亂。
有人告訴我們到中研院的一個招待所去，可以會到我們想見的人。
努生和我去到那裡，屋裡擠滿了人，忽警報之聲大作，大家面面相觑，要躲也無處躲，我記得傅孟真先生獨自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樓梯底下，面色凝重地坐在那裡。
在南京周旋了兩天，教育部發給我二百元另嶽陽丸頭等船票一張，教我急速離開南京，在長沙待命。
于是我和努生分手，到長沙待命去了。
說起嶽陽丸，原是日本的商船之一，航行于長江一帶。
漢奸黃秋嶽（行政院參事）走漏消息，日本船艦逃出了江陰要塞，嶽陽丸是極少數沒有逃出的商輪之一，被我扣留。
下關難民擁擠萬狀，好不容易我擠上了船，船上居然還有熟人，楊金甫、俞珊、葉公超、張彭春等，而且船上居然每日開出三餐“大菜”。
國難日殷，再看着船上滿坑滿谷的難民，如何能夠下咽。
三天後，舟泊嶽陽城下。
想起杜工部的詩句：“留滞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鲲鵬。
”亂世羁旅，千古同嗟。
抵長沙後，公超與我下榻青年會。
我偷閑到湘潭訪友，信宿而返。
時樊逵羽先生也到了長沙，在韭菜園賃屋為北大辦事處，我與公超遂遷入其中。
長沙待命日久，無事可做，北大同人亦漸多南下。
我與樊先生先後相繼北上，蓋受同人之托前去接眷。
我不幸搭乘順天輪，到威海衛附近船上發現霍亂，遂在大沽口外被禁二十一天之後方得上岸。
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
我被推選為參政員，于是搭船到香港飛到漢口。
從此我加入參政會連續四屆，直到勝利後參政會結束為止。
參政會是戰時全國團結一緻對外的象征，并無實權。
其成員包括各方面的人，毛澤東、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鄧穎超、秦邦憲、陳紹禹等人也在内。
我在參政會裡隻做了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奉派參加華北慰勞視察團，由重慶出發，而成都，而風翔，而西安，而洛陽，而鄭州，而襄樊，而宜昌，遵水路返重慶，曆時兩個月，訪問了七個集團軍司令部。
時值寒冬，交通不便，柴油破車随時抛錨。
我們臨時決定，團員六人分為兩組，一組留在洛陽，一組渡黃河深入中條山。
我自告奮勇渡河，上山下山騎馬四天，親身體驗了最前線将士抗戰之艱苦。
我對抗戰沒有貢獻，抗戰反倒增長了我的經驗和見識。
我看到了敵人的殘酷，士兵的辛勞，同時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華北鄉下的平民的貧困與愚暗。
至于将來抗戰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局面，沒有人不抱隐憂的。
二 我在漢口的時候，張道藩先生（時任教育部次長）對我說，政府不久就要遷到重慶，參政會除了開會沒有多少事做，他要我參加教育部的“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
委員會分四組：總務、中小學教科書、青年讀物、民衆讀物，以中小學教科書為最繁重。
道藩先生要我擔任教科書組主任，其任務是編印一套教科書，包括國文、史、地、公民四科，供應戰時後方急需。
因為前後方交通梗塞，後方急需适合抗戰情勢的教科用書，非立即趕編不可。
我以缺乏經驗未敢應命，道藩亦頗體諒，他說已聘李清悚先生為副主任，李先生為南京中學校長，不但有行政經驗，而且學識豐富，可資臂助。
我以既到後方，理宜積極參加與抗戰有關之工作，故亦未固辭。
委員會設在重慶兩路口附近山坡上，方在開辦，李先生獨任艱巨，我僅每周上班一天，後因疏散到北碚，我亦随同前去，就每天上班工作了。
事實上，工作全賴清悚先生一人擘畫，我在學習。
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很需要技巧，不是任何學者都可以率爾操觚的。
因為編教科書，一方面需要學識，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理，在編排取舍之間才能合用。
越是低級的教科書，越難編寫。
教科書組前後羅緻的人才，國文國語方面有朱錦江、徐文珊、崔紉秋，公民方面有夏貫中、徐悫、汪經憲，史地方面有蔣子奇、汪紹修、聶家裕、徐世璜、桑繼芬等數十位。
有專門繪圖的人員配合工作。
全套好幾十本書分批克期完稿付印校對，然後供應後方各地學校使用，工作人員緊張無比，幸而大緻說來未辱使命。
首功應屬李清悚先生。
時間匆促，間或偶有小疵，我記得某君在參政會小組會議中大放厥詞，認為這套教科書誤人子弟，舉一個宋朝皇帝的名字有誤為例。
我當即挺身辯護，事後查明原稿不錯，僅是手民之誤，校對疏忽而已。
抗戰期間我有機會參加了這一項工作，私心竊慰，因為這是特為抗戰時期需要而做的。
在抗戰之前數年，國防會議曾撥款由王世傑先生負責主編一套中學教科書，國文由楊振聲、沈從文二先生主編，曆史由吳晗先生主編，公民由陳之邁先生主編，僅完成一部分，交教育部酌量采用。
國文曆史部分稿件，我曾與清悚先生共同看過，佥以為非常高明，但不适于抗戰時期，決定建議不予采用，而重新編寫，對于此事甚感遺憾。
清悚對手吳晗先生之曆史尤為傾服，因為其中甚多創見，可供教師參考。
陳之邁先生之公民則未曾拜讀。
委員會後來與設在白沙之國立編譯館合并，我因事忙辭去教科書組主任。
這時候抗戰已漸近勝利。
有一天王雲五先生約我到重慶白象街商務印書館晤談，我應邀往。
雲五先生的辦公室隻是小屋一間，四壁蕭然，一桌二椅兩張帆布床。
一張是他自己睡覺用的，另一張是他的兒子王學哲先生的。
抗戰時期辦公處所差不多都是這樣簡陋，而雲五先生尤其是書生本色，我甚為欽佩。
他邀我為商務印書館主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
他說他看了我主編的教科書，認為我有了必要的經驗。
據他揣想，勝利之後一定有新的局面展開，中小學教科書大概可以開放民營，所以他要事先準備一套稿件，随時付印應市。
他很爽快，言明報酬若幹，兩年完成。
我們沒有任何手續，一言為定。
我于是又開始約集友人編纂再一套教科書。
這一套書與抗戰無關，較少限制，進行十分順利，如期完成。
不料抗戰勝利之後，大局陡變，教科書仍由政府辦理。
我主編的一大箱書稿隻好束之高閣了。
抗戰八年，我主編了兩套中小學教科書，其中辛苦一言難盡。
茲舉一例。
小學國語之國定本，是由崔紉秋女士執筆的，她比我年長，曾任山東模範國小教師數十年。
國語第一冊第一課是“來，來，來上學”。
有人批評，這幾個字筆畫太多，不便初學。
這批評也有理，我們隻好虛心檢讨。
等我為商務印書館主編教科書的時候，我就邀請一位批評我相當嚴厲的朋友來執筆，這位朋友是著名的文學家，沒想到一個月後把預支稿酬退回，據說第一冊第一課實在編不出來。
于是我又請李長之先生編寫，幾經磋商，第一冊第一課定為“去，去，去上學”，是否稍有進步，我也不知道。
正說明編教科書實在不易，不親自嘗試不知其難。
三 國立編譯館遷到北碚與教科用書編委會合并，由教育部部長自兼館長，原館長陳可忠先生改為副館長。
合并後的組織是：總務組、人文組、自然祖、社會組、教科書組、教育組，另設大學用書編委會、翻譯委員會，全部人員及眷屬約三百人。
我任社會組主任兼翻譯委員會主任。
這兩部分的職務也不輕。
社會組主管的是編寫民衆讀物及劇本的編作。
所謂民衆讀物就是通俗的小冊子，包括鼓詞、歌謠、相聲、小說之類，以宣揚中國文化及鼓勵愛國打擊日寇為主旨。
在這方面，我們完成了二百多種，大量印發各地民衆教育機構。
不知道這算不算“抗戰文藝”，大概宣傳價值大于文藝價值，現在事過境遷，沒有人再肯過問這種作品了。
主持民衆讀物計劃的是王向辰先生，筆名老向，河北保定人，在定縣平教會做過事，深知民間疾苦，筆下也好。
在一起編寫民衆讀物的有蕭柏青、席征庸、王愚、解方等幾位先生。
在戲劇方面，除了閻金锷寫了一本《中國戲劇史》之外，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修訂評劇劇本，把不合理的情節及字句大加修訂，而不害于原劇的趣味與結構，這工作看似容易，實則牽涉很多，大費手腳。
參加此項工作的有姜作棟、林柏年、陳長年、匡直、吳伯威、張景蒼等幾位。
共完成了七十餘種，由正中出版者計四十四種，名為《修訂評劇選》。
我們也注意到場面，所以有“鑼鼓經”之制作，請了專家師傅于大家下班之後敲敲打打起來，一面用較進步的方法做成紀錄。
大家學習的興緻很高，事後也有了實驗的機會。
編譯館為了勞軍演了兩次戲，一是話劇陳綿譯的法國名劇《天網》，演出于露天的北碚民衆會場，由國立劇專畢業的張石流先生導演，演員包括王向辰、蕭柏青、沈蔚德、龔業雅和我。
演出效果自覺不佳，可是觀衆踴躍。
又一次是評劇，我們有現成的場面，隻外約了一位打鼓佬。
行頭難得，在後方隻有王泊生先生山東實驗劇院有完整的衣箱，時王先生不在北碚，我出面向王夫人吳瑞燕女士商借，這衣箱是從不外借的，吳瑞燕女士竟一口答應，無條件地借給我們了。
演戲兩出，一是《九更天》，陳長年主演，他是劇校出身，功夫紮實。
一是《刺虎》，由姜作棟演一隻虎，他的臉譜得自錢金福親授，氣勢非凡，特煩國立禮樂館的張充和女士演費貞娥，唱做俱佳，兩位表演大為成功。
兩劇之間由老舍和我表演了兩段相聲，也引起觀衆的欣賞。
這些活動勉強算是與抗戰有關。
翻譯委員會雖然人手有限，也做了一點事。
一項繁重的工作是英譯《資治通鑒》。
和人文組主任鄭鶴聲先生往複商酌，想譯一部中國曆史，不知譯哪一部好，最後決定譯這編年體的《資治通鑒》。
由楊憲益、戴乃疊夫婦二人負責翻譯，楊先生是牛津留學生，戴女士是著名漢學家之女，二人合作，相得益彰。
戴不需上班，在家工作。
這在編譯館是唯一例外的安排。
《資治通鑒》難譯的地方很多，例如曆代官職的名稱就不易做恰當的翻譯。
工作緩緩進行，到抗戰勝利時完成三分之一弱，以後是否繼續，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如李味農先生譯毛姆孫的《羅馬史》，孫培良先生譯亞裡士多德的《詩學》，王思曾先生譯薩克萊的《紐康氏家傳》，都是有分量的工作，雖與抗戰無關，卻是古典名著。
講到抗戰時期的生活，除了貪官奸商之外，沒有不貧苦的，尤以薪水階級的公教人員為然。
有人感慨地說：“一個人在抗戰時期不能發财，便一輩子不能發财了。
”在物質缺乏通貨膨脹之際，發财易如反掌。
有人囤積螺絲釘，有人囤積顔料，都發了财。
跑國際路線帶些洋貨也發了财。
就是公教人員沒有辦法，中等階級所受打擊最大。
各公共機構都奉命設立消費合作社。
編譯館同人公推我為理事會主席，龔業雅為經理，舒傅俪、朱心泉、何萬全為辦事員。
我們五個人通力合作，抱定涓滴歸公的宗旨為三百左右社員謀取福利。
我們的業務繁雜，主要工作之一是辦理政府頒發的配給物資。
米最重要，每口每月二鬥。
米由船運到北碚江邊，要我們自己去領取運到館址分發，其間頗有耗損。
運到之後，一袋袋的米堆在場上成一小丘，由請來的一位師傅高高地蹲坐在丘巅之上，以他的特殊技巧為大家分米。
盡管他的技術再高，分配下來總還差一點，後來者就要向隅。
為避免這現象，我決定每人于應領之分取出一小碗，以備不足。
有時因為分配完畢之後又多出一些，我便把剩餘部分賣掉，以所得之錢分給大家。
如此大家都沒有異議。
每次看到大家領米，有持洗臉盆的，有拿鐵桶的，有用枕頭套的，分别負米而去，景象非常熱鬧。
為五鬥米折腰，不得不爾。
米多稗及碎石，也未便深責了。
油也是配給的。
人隻有在缺油的時候才知道油的重要。
我小時候，聽說鄉下人吃“錢兒油”，以木簽穿錢孔，伸入油缽中提取油，以為是笑話。
現在才知道油是不容耗費的物資。
領油的人自備容器，大小形狀各異，挹注之間偶有出入勢所難免，以緻引起紛争，我們絕對容忍隻求息事甯人。
油不僅供食用，點燈也要用它。
燈草油燈是我小時最普通的照明用具，如今乃又見之。
兩根燈草，一燈如豆，隻有在讀書寫作或打麻将的時候才肯加上幾根燈草。
重慶有物資局，供應平價物品，局長先是何浩若先生，後為熊祖同先生，都是我的同學。
最重要的物品之一是布匹。
公教人員入川，沒有多少行裝，幾年下來最先磨破的是西裝褲。
臀部打的補丁到處可見。
後方最普通的衣料是芝麻呢，乃粗糙的黑白點的布料。
我們從物資局大量購入布匹，以及牙刷毛巾肥皂之類的日用品，運到之日我書寫物品價單，門前若市。
對我們中國人，糖不是必需品，何況四川也産糖，隻是運輸不便。
我們派專人到内江大量采購，搭小船運來，大為人所豔羨。
合作社不以牟利為目的，可是年終還有紅利可分。
平素收支分明，但是月底盤貨清賬，有時常有虧空，賬目難以平衡。
算盤打到深夜，無法結賬，我乃在賬簿上大書“本月虧空若幹元”，作為了結。
這是不合法的，但是合作事業管理局派員前來查賬，竟以此為“不做假賬”之明證，特予褒揚，列為辦理最優。
我們辦合作社，都沒有任何報酬，唯一安慰是得到了社員的絕對信任。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事誠有之。
但這是以某些特殊階級為限，一般公教人員和老百姓在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的壓力之下，糊口不易，遑言緊吃？後方的生活清苦是普遍的事實。
四 遇到敵機空襲采取避難措施，一般人稱之為“跑警報”。
北碚不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經過好幾次空襲。
第一次空襲出于意外，機槍掃射傷了正在體育場上忙碌的郝更生先生。
那時我正在新村的一小樓上瞭望，數着敵機編隊共有幾架，猛聽得咝咝的幾聲劃空而下，緊接着就是嘭嘭的幾聲響，原來是幾顆燃燒彈落下了，沒有造成什麼損失，我在樓前還拾得幾塊炸彈殘片。
又有一次轟炸北碚對岸黃桷樹的複旦大學，當時何浩若先生正和複旦文學院長孫寒冰先生在室内下象棋，一聲爆炸，何浩若鑽到桌下，孫寒冰往屋外跑，才出門就被一塊飛起的巨石砸死！經過幾次轟炸，大家漸有經驗，同時防空洞的挖掘也到處進行。
編譯館有兩個防空洞，可容數百人。
緊急警報一響，大家陸續入洞，有人帶着小竹凳，有人攜着水瓶，有人提着飯盒，有些人手裡還少不得一把芭蕉葉。
有人入洞前先要果腹，也有人入洞前必須如廁。
如果敵機分批來襲，形成疲勞轟炸，情況便很嚴重。
初，記不得是哪一年，大概是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吧，五月三日重慶在轟炸中死傷了一些人，翌日我乘船去探望住在戴家巷二号的一位好友。
到達重慶之後，我先在臨江門夫子廟一帶巡視，看見街上有一列蓋着草席的死屍，每人兩隻光腳都露在外面。
在戴家巷二号坐了不久，警報又嗚嗚響，我們沒有躲避，在客廳裡坐以待彈。
果然一聲巨響屋角塌了下來，塵埃彌漫，我們不約而同地鑽在一張大硬木桌底下。
随後看見火光四起，乃相偕逃出門外，隻見街上人潮洶湧，憲兵大聲吼叫：“到江邊去，到江邊去！”我們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潮前進，天已黑了下來，隻有火光照耀，下陡坡看不見台階，隻好大家手牽着手摸索下坡，汗如雨下，狼狽至極。
摸索到了海棠溪沙洲之上，時已午夜，山城高聳一片火海。
竹築的房屋燒得噼噼啪啪響，有如爆竹。
希臘《荷馬史詩》描寫脫愛城破時的景象不知是不是這個樣子。
看着火勢漸殺，才相率爬坡回去。
戴家巷二号無恙，我在臨江門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保留的一間房子則已門窗洞開全被消防水浸。
這便是有名的五四大轟炸。
經此一炸，大家才認真空防。
我既已疏散到北碚，沒事便不再到重慶。
重慶有一個大隧道，可容一兩千人避難。
有一次敵機肆虐，日夜不停，警憲為維持秩序在洞口大門上鎖。
裡面人多，時間一久，氧氣漸不敷用，起先是油燈一個個地熄滅，随後有人不支，最後大家鼓噪，群起外湧，自相踐踏，出路壅塞，活活窒息而死者千人左右。
警報解除後，有人在某部大樓上俯瞰，見有大車數十輛裝運光溜溜的屍體像死魚一樣。
這一慘案責任好像未加深究，市長記大過一次。
本來我在緻力于莎士比亞的翻譯，一年譯兩出，入川後沒有任何參考書籍可得，僅完成《亨利四世·下篇》一種。
從廣告上看到《亨利四世·上篇》之新集注本出版，我千方百計地懇求有機會出國的至親好友給我購買一冊，他們各自帶回不少洋貨分贈給我，但是不及買書一事。
抗戰時期想要一本書，其難如此！在偶然的情形之下，我譯了《咆哮山莊》小說一冊，又譯了伊利奧特的一個中篇《吉爾菲先生的情史》。
此外便是給劉英士先生主編的《星期評論》寫了一些短文，以後輯成《雅舍小品》。
抗戰八年之中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
就記憶所及，略如本文所述。
慚愧慚愧。
北平年景 過年須要在家鄉裡才有味道。
羁旅凄涼，到了年下隻有長籲短歎的份兒，還能有半點歡樂的心情？而所謂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無雙親，下無兒女，剩下伉俪一對，大眼瞪小眼，相敬如賓，還能制造什麼過年的氣氛，北平遠在天邊，徒萦夢想，童時過年風景，尚可回憶一二。
祭竈過後，年關在迩。
家家忙着把錫香爐、錫蠟簽、錫果盤、錫茶托，從蛛網塵封的箱子裡取出來，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
宮燈、紗燈、牛角燈，一齊出籠。
年貨也是要及早備辦的，這包括廚房裡用的幹貨，拜神祭祖用的蘋果幹果，等等，屋裡供養的牡丹水仙，孩子們吃的粗細雜拌兒。
蜜供是早就在白雲觀訂制好了的，到時候用紙糊的大筐簍一碗一碗裝着送上門來。
家中大小，出出進進，如中風魔。
主婦當然更有額外負擔，要給大家制備新衣新鞋新襪大衫，盡管是布鞋布襪布大衫，總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過年的高潮之一。
祖先的影像懸挂在廳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剛怒目，在香煙缭繞之中，享用蒸煙，這時節孝子賢孫磕頭如搗蒜，其實亦不知所為何來，慎終追遠的意思不能說沒有，不過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點燭、磕頭，緊接着是撤供，圍桌吃年夜飯，來不及慎終追遠。
吃是過年的主要節目。
年菜是标準化了的，家家一律。
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别處理下咽。
一鍋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兒、魚凍兒、肉皮辣醬，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夠。
初一不動刀，初五以前不開市，年菜非囤積集不可，結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後已。
“好吃不過餃子，舒服不過倒着”，這是鄉下人說的話，北平人稱餃子為“煮饽饽”，城裡人也把煮饽饽當作好東西，除了除夕消夜不可少的一頓之外，從初一至少到初三，頓頓煮饽饽，直把人吃得頭昏腦漲。
這種疲勞填充的方法頗有道理，可以使你長期地不敢再對煮饽饽妄動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後明年再說。
除夕消夜的那一頓，還有考究，其中一隻要放一塊銀币，誰吃到那一隻主交好運。
家裡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運地一口咬到，誰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腳，誰都心裡有數。
孩子們須要循規蹈矩，否則便成了野孩子，惟有到了過年時節可以沐恩解禁，任意地做孩子狀。
除夕之夜，院裡撒滿了芝麻稭兒，孩子們踐踏得咯吱咯吱響是為“踩歲”。
鬧得精疲力竭，睡前給大人請安，是為“辭歲”。
大人摸出點什麼作為賞赍，是為“壓歲”。
新正是一年複始，不準說喪氣話，見面要道一聲“新禧”。
房梁上有“對我生财”的橫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萬事如意”的直條，天棚上有“紫氣東來”的鬥方，大門上有“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對聯。
牆上本來不大幹淨的，還可貼上幾張年畫，什麼“招财進寶”、“肥豬拱門”，都可以收補壁之效。
自己心中想要獲得的，寫出來畫出來貼在牆上，俯仰之間仿佛如意算盤業已實現了！ 好好的人家沒有賭博的。
打麻将應該到八大胡同去，在那裡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還有佳麗環列。
但是過年則幾乎家家開賭，推牌九、狀元紅，呼幺喝六，老少鹹宜。
賭禁的開放可以延長到元宵，這是唯一的家庭娛樂。
孩子們玩花炮是沒有膩的。
九隆齋的大花盒，七層的九層的，花樣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
沖天炮、二踢腳、太平花、飛天七響、炮打襄陽，還有我們自以為值得驕傲的可與火箭媲美的“旗火”，從除夕到天亮徹夜不絕。
街上除了油鹽店門上留個小窟窿外，商店都上闆，裡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闆無眼，據說是夥計們在那裡發洩積攢一年的怨氣。
大姑娘小媳婦擦脂抹粉地全出動了，三河縣的老媽兒都在頭上插一朵顫巍巍的紅絨花。
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婦出動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頭小夥子亂鑽亂擠。
于是廠甸擠得水洩不通，海王村裡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着幾個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沒有什麼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裡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裡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
趕着天晴雪霁，滿街泥濘，涼風一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饴。
“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對于大家還是有足夠的誘惑。
此外如财神廟、白雲觀、雍和宮，都是人擠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凍得通紅。
新年狂歡拖到十五。
但是我記得有一年提前結束了幾天，那便是一九一二年，陰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慶聲中，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先生嗾使北軍第三鎮曹锟駐祿米倉部隊嘩變掠劫平津商民兩天，這開國後第一個驚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懷。
記得當時年紀小 我十歲的時候進高小，北京朝陽門内南小街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校。
越是小時候的事情，越是記得清楚。
前幾年一位無名氏先生寄我一張第三小學的大門口的照片，完全是七十多年前的樣子，一點也沒變。
我看了之後，不知是歡喜還是惆怅，總之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猜想到這位無名氏先生是誰，因為他是我的第三小學的同學，雖然先後差了好幾十年。
我曾寫過一篇小文《我在小學》，收在《秋室雜憶》裡，提到教我唱歌的時老師。
現在再談談我小時候唱歌的情形。
我的啟蒙的第一首歌是《春之花》。
調子我還記得，還能哼得上來，歌詞卻記不得了。
頭兩句好像是：“春光明媚好花開，如詩如畫如錦繡。
”唱歌是每周一小時，總在下午，搖鈴前兩名工友擡進教室一架小小的風琴。
當時覺得風琴是很奇妙的東西，老師用兩腳踏着兩塊闆子，鼓動風箱，兩手按鍵盤，其聲嗚嗚然，成為各種調子。
《春之花》的調子很簡單，記得隻有六句，重疊反複，其實隻有三句，但是很好聽。
老師扯着沙啞的嗓音，先唱一遍，然後他唱一句，全班跟着唱一句，然後再全首唱一遍，全班跟着全首唱一遍。
唱過三五遍，搖鈴下課了，校工忙着把風琴擡出去。
這風琴是一寶，各班共用，學生們不準碰一下的。
唱歌這一堂課最輕松，課前不要準備，扯着喉嚨吼就行。
老師也不點名，也不打分數考試。
唱歌和手工一課都是我們最歡迎的，而且老師都很和藹。
有一首歌，調子我也記得，歌詞記得幾句，是這樣開始的： 亞人應種亞洲田， 黃種應享黃海權， 青年，青年， 切莫同種自相殘， 坐教歐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愛錢， 丈夫決不受人憐。
這首歌聲調比《春之花》雄壯，唱起來蠻有勁的，但是不大懂詞的意義。
是誰“同種相殘”？這歌是日本人作的，還是中國人作的，用意何在？怎麼又冒出“不怕死，不愛錢”的話？何謂“不受人憐”？老師不講解，學生也不問，我一直糊塗至今。
但是這首歌我忘不了。
還有所謂軍歌，也是學生們喜歡學着唱的。
當時有些軍隊駐紮在城裡，東城根兒祿米倉就是一個兵營，一隊隊的兵常出來在大街小巷裡快步慢步地走，一面走還一面唱。
我是一放學就回家，不在街上打滾，所以很少遇到隊伍唱歌，可是間接地也聽熟了軍歌的幾個片段，如： 三國戰将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逞英雄。
還有張翼德， 他奶奶的硬是兇， 哇啦哇啦吼兩聲， 吓退了百萬兵。
歌詞很粗淺，合于一般大兵的口味，也投小學生的喜愛，我常聽同學們唱軍歌，自己也不禁地有時哼兩句。
我十四歲進清華中等科，一年級還有音樂，好像是一種課外活動。
教師是一位美國人，MissSeeley，豐姿綽約，是清華園裡出色的人物。
她教我們唱歌，首先是唱校歌，校歌是英文，也有中譯，但是從來沒有人用中文唱校歌。
我不喜歡用英文唱校歌，所以至今我記不得怎樣唱了。
可是我小時嗓音好，調門高，經過測驗就被選入幼年歌唱團，有一次還到城裡青年會做過公開演唱會。
同班的應尚能有音樂天才，唱低音，那天在青年會他塗黑了臉飾一黑人，載歌載舞，口裡唱着—— It'snicetogetup Earlyinthemorning， But，it'snicer tolieinbed． 滿堂喝彩，掌聲如雷，那盛況至今如在目前。
我不久倒嗓喑啞不成聲，遂對唱歌失去興趣。
有些同學喜歡星期日參加一些美國教師家裡的查經班，于是OnwardChristianSoldiers，MarchingastoWar……之類的歌聲洋洋乎盈耳。
“一百零一首名歌”在清華園裡也不時地蕩漾起來。
這皆非我之所好。
我乃漸漸地成為蘭姆所謂“沒有耳朵的人”。
抗戰時期，我已近中年，中年人還唱什麼歌？寓處附近有小學，小學生的歌聲不時地傳送過來。
像“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那首進行曲，聽的回數太多了，沒人教也會唱。
還有一首歌我常聽小學生們唱，我的印象很深： 張老三，我問你： 你的家鄉在哪裡？ 我的家，在山西， 過河還有二十裡。
張老三，我問你： 種田還是做生意？ 這樣的一問一答，張老三終于供出他是布商，而且囤積了不少布匹，赢得不少暴利，于是這首歌的最後幾句是： 一大批，一大批， 囤積在家裡。
你是壞東西， 你真該槍斃！ 這首歌大概對于囤積居奇的奸商以及一般人士發生不小的影響。
抗戰時期也有與抗戰無關的歌大為流行。
例如，《教我如何不想她》雖說是模仿舊曲《四季相思》的意思，格調卻是新的，抑揚頓挫，風靡一時。
使我最難忘的是《記得當時年紀小》一首小歌，作者黃自是清華同學。
我學唱這首歌是在一個溫暖的季秋時節，在重慶南岸海棠山坡上，經朋友指點，反複唱了好幾遍，事隔數十年，仍然萦繞在耳邊。
上文發表後，引起幾位讀者興趣，或來書指正，或予補充。
平群先生和劉濟華先生分别告訴我《黃族應享黃海權》那首歌的全本是這樣寫的： 黃種應享黃海權， 亞人應種亞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種自相殘， 生教歐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愛錢， 丈夫決不受人憐。
縱洪水滔天， 隻手挽狂瀾， 方不負石磐鐵硯， 後哲先賢！ 我還是不大懂，教兒童唱這樣的歌是什麼意思。
有一位來信說此歌是“九一八”以後日本人作的，我想恐怕不對，此歌流行甚早，“九一八”是二十多年後的事。
不過我也疑心到此歌作者用心不善。
小民女士來信補充了《三國戰将勇》那首軍歌的好幾句，但是全文她也記不得了。
我最大的錯誤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