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念人——所有記憶都不會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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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
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于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
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想我的母親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
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于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
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我的母親姓沈，杭州人。
世居城内上羊市街。
我在幼時曾侍母歸甯，時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
外祖父入學後，沒有更進一步的功名，但是課子女讀書甚嚴。
我的母親教導我們讀書啟蒙，嘗說起她小時苦讀的情形。
她同我的兩位舅父一起冬夜讀書，冷得腿腳僵凍，取大竹簍一，實以敗絮，三個人伸足其中以取暖。
我當時聽得惕然心驚，遂不敢荒嬉。
我的母親來我家時年甫十八九，以後操持家務盡瘁終身，不複有暇進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親的劬育之勞可想而知。
我記得我母親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給我們幾個較小的孩子們洗澡。
我怕肥皂水流到眼裡，我怕癢，總是躲躲閃閃，總是格格地笑個不住，母親沒有工夫和我們糾纏，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邊洗邊打邊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裡雖然有火爐，睡時被褥還是涼似鐵。
尤其是鑽進被窩之後，脖子後面透風，冷氣順着脊背吹了進來。
我們幾個孩子睡一個大炕，頭朝外，一排四個被窩。
母親每晚看到我們鑽進了被窩，吱吱喳喳地笑語不停，便走過來把油燈吹熄，然後給我們一個個的把脖子後面的棉被塞緊，被窩立刻暖和起來，不知不覺地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母親用的是什麼手法，隻知道她塞棉被帶給我無可言說的溫暖舒适，我至今想起來還是快樂的，可是那個感受不可複得了。
我從小不喜歡喧鬧。
祖父母生日照例院裡搭台唱傀儡戲或灤州影戲。
一過八點我便掉頭而去進屋睡覺。
母親得暇便取出一個大簸籮，裡面裝的是針線剪尺一類的縫紉器材，她要做一些縫縫連連的工作，這時候我總是一聲不響地偎在她的身旁，她趕我走我也不走，有時候竟睡着了。
母親說我乖，也說我孤僻。
如今想想，一個人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偎在母親身旁？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我母親好像是沒有時候睡覺。
天亮就要起來，給我們梳小辮是一樁大事，一根一根地梳個沒完。
她自己要梳頭，我記得她用一把抿子蘸着刨花水，把頭發弄得锃光大亮。
然後她就要一聽上房有動靜便急忙前去當差。
蓋碗茶、燕窩、蓮子、點心，都有人預備好了，但是需要她去雙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則要兒媳婦做什麼？在公婆面前，兒媳婦是永遠站着，沒有座位的。
足足地站幾個鐘頭下來，不是纏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紀大，不過午夜不安歇，兒媳婦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
她困極了，有時候回到房裡來不及脫衣服倒下便睡着了。
雖然如此，母親從來沒有發過一句怨言。
到了民元前幾年，祖父母相繼去世，我母親才稍得清閑，然而主持家政教養兒女也夠她勞苦的了。
她抽暇隔幾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幾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親愛她的家鄉。
在北京住了幾十年，鄉音不能完全改掉。
我們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說成“金”，她有時也跟我們學，總是學不好，她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有時學着說杭州話，她說難聽死了，像是門口兒賣筍尖的小販說的話。
我想一般人都會同意，凡是自己母親做的菜永遠是最好吃的。
我的母親平常不下廚房，但是她高興的時候，尤其是父親親自到市場買回魚鮮或其他南貨的時候，在父親特煩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
這時候我們就有福了。
我十四歲離家到清華，每星期回家一天，母親就特别疼愛我，幾乎很少例外地要親自給我炒一盤冬筍木耳韭菜黃肉絲，起鍋時澆一勺花雕酒，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
但是這一盤菜一定要母親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樣了。
我母親喜歡在高興的時候喝幾盅酒。
冬天午後圍爐的時候，她常要我們打電話到長發叫五斤花雕，綠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張毛邊紙，溫熱了倒在茶杯裡和我們共飲。
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兒的”，買些幹癟的花生吃則更有味。
我和兩位姐姐陪母親一頓吃完那一罐酒。
後來我在四川獨居無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當做晚飯，朋友們笑我吃“花酒”，其實是我母親留下的作風。
我自從入了清華，以後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候就少了。
抗戰前後各有三年和母親住在一起。
母親晚年喜歡聽評劇，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為離家近，打個電話給賣飛票的，總有好的座位。
我很後悔，我沒能分出時間陪她聽戲，隻是由我的姐姐弟弟們陪她消遣。
我父親曾對我說，我們的家所以成為一個家，我們幾個孩子所以能成為人，全是靠了我母親的辛勞維護。
一九四九年以後，音訊中斷，直等到恢複聯系，才知道母親早已棄養，享壽九十歲。
西俗，母親節佩紅康乃馨，如不确知母親是否尚在則佩紅白康乃馨各一。
如今我隻有佩白康乃馨的份兒了，養生送死，兩俱有虧，慘痛慘痛！ 我的一位國文老師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遇見一位國文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記他。
先生姓徐，名鏡澄，我們給他取的綽号是“徐老虎”，因為他兇。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腦袋的輪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為漫畫的對象。
頭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臉形卻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齋志異繪圖中的夜叉的模樣。
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過分地集中在臉上很小的一塊區域裡。
他戴一副墨晶眼鏡，銀絲小鏡框，這兩塊黑色便成了他臉上最顯著的特征。
我常給他漫畫，勾一個輪廓，中間點上兩塊橢圓形的黑塊，便惟妙惟肖。
他的身材高大，但是兩肩總是聳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紅，像酒糟的，鼻孔裡常常地藏着兩筒清水鼻涕，不時地吸溜着，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有闆有眼有節奏，也有時忘了吸溜，走了闆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兩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
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袍，好像是在給誰穿孝，袍子在整潔的階段時我沒有趕得上看見，餘生也晚，我看見那袍子的時候即已油漬斑斓。
他經常是仰着頭，邁着八字步，兩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兒似的。
我很難得看見他笑，如果笑起來，是獰笑，樣子更兇。
我的學校很特殊的。
上午的課全是用英語講授，下午的課全是國語講授。
上午的課很嚴，三日一問，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課稀松，成績與畢業無關。
所以每到下午上國文之類的課程，學生們便不踴躍，課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員用拿毛筆的姿勢舉着鉛筆點名的時候，學生卻個個都到了，因為一個學生不隻答一聲到。
真到了的學生，一部分從事午睡，微發鼾聲，一部分看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玉梨魂》之類，一部分寫“父母親大人膝下”式的家書，一部分幹脆瞪着大眼發呆，神遊八表。
有時候逗先生開玩笑。
國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舉人。
他們授課也不過是奉行故事，樂得敷敷衍衍。
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兇，老是繃着臉，老是開口就罵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當防衛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兩盅，搖搖擺擺地進了課堂。
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筆在黑闆上寫了兩個字，題目尚未寫完，當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這吸溜之際，一位性急的同學發問了：“這題目怎樣講呀？”老先生轉過身來，冷笑兩聲，勃然大怒：“題目還沒有寫完，寫完了當然還要講，沒寫完你為什麼就要問？……”滔滔不絕地吼叫起來，大家都為之愕然。
這時候我可按捺不住了。
我一向是個上午搗亂下午安分的學生，我覺得現在受了無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辯了幾句。
這一下我可惹了禍，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潑在我的頭上了。
他在講台上來回踱着，吸溜一下鼻涕，罵我一句，足足罵了我一個鐘頭，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一句： “×××！你是什麼東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這一句頗為同學們所傳誦。
誰和我有點争論遇到糾纏不清的時候，都會引用這一句“你是什麼東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
當時我看形勢不妙，也就沒有再多說，讓下課鈴結束了先生的怒罵。
但是從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認識我了。
酒醒之後，他給我批改作文特别詳盡。
批改之不足，還特别的當面加以解釋，我這一個“一眼望到底”的學生，居然成為一個受益最多的學生了。
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有古文，有白話，油印分發給大家。
《林琴南緻蔡孑民書》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
此外如吳敬恒的《上下古今談》，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以及張東荪的《時事新報》社論，他也選了不少。
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
我對于國文的興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講圖文之前，先要介紹作者，而且介紹得很親切，例如他講張東荪的文字時，便說：“張東荪這個人，我倒和他一桌吃過飯……”這樣的話是相當的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吃驚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否則怎樣會能夠和張東荪一桌上吃過飯！ 徐先生于介紹作者之後，朗誦全文一遍。
這一遍朗誦可很有意思。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不論是古文或白話，一字不苟地吟詠一番，好像是演員在背台詞，他把文字裡的蘊藏着的意義好像都給宣洩出來了。
他念得有腔有調，有闆有眼，有情感，有氣勢，有抑揚頓挫，我們聽了之後，好像是已經理會到原文的意義的一半了。
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那也許是過分誇張，但必須可以琅琅上口，那卻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
普通的批語“清通”、“尚可”、“氣盛言宜”，他是不用的。
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頁整頁地勾；洋洋千餘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後，所餘無幾了。
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地被他幾杠子就給抹了。
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一會兒，他說：“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你的原文是軟趴趴的，冗長，懈咣咣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并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
”我仔細一揣摩，果然。
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在這删削之間現出他的功夫。
如果我以後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于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徐先生教我許多作文的技巧。
他告訴我：“作文忌用過多的虛字。
”該轉的地方，硬轉；該接的地方，硬接。
文章便顯着樸拙而有力。
他告訴我，文章的
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于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
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想我的母親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是神聖的。
我寫過一些雜憶的文字，不曾寫過我的父母，因為關于這個題目我不敢輕易下筆。
小民女士逼我寫幾句話，辭不獲已，謹先略述二三小事以應，然已臨文不勝風木之悲。
我的母親姓沈，杭州人。
世居城内上羊市街。
我在幼時曾侍母歸甯，時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
外祖父入學後，沒有更進一步的功名，但是課子女讀書甚嚴。
我的母親教導我們讀書啟蒙，嘗說起她小時苦讀的情形。
她同我的兩位舅父一起冬夜讀書，冷得腿腳僵凍，取大竹簍一，實以敗絮，三個人伸足其中以取暖。
我當時聽得惕然心驚，遂不敢荒嬉。
我的母親來我家時年甫十八九，以後操持家務盡瘁終身，不複有暇進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親的劬育之勞可想而知。
我記得我母親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給我們幾個較小的孩子們洗澡。
我怕肥皂水流到眼裡，我怕癢，總是躲躲閃閃，總是格格地笑個不住，母親沒有工夫和我們糾纏，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邊洗邊打邊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裡雖然有火爐，睡時被褥還是涼似鐵。
尤其是鑽進被窩之後，脖子後面透風，冷氣順着脊背吹了進來。
我們幾個孩子睡一個大炕，頭朝外，一排四個被窩。
母親每晚看到我們鑽進了被窩，吱吱喳喳地笑語不停，便走過來把油燈吹熄，然後給我們一個個的把脖子後面的棉被塞緊，被窩立刻暖和起來，不知不覺地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母親用的是什麼手法，隻知道她塞棉被帶給我無可言說的溫暖舒适，我至今想起來還是快樂的，可是那個感受不可複得了。
我從小不喜歡喧鬧。
祖父母生日照例院裡搭台唱傀儡戲或灤州影戲。
一過八點我便掉頭而去進屋睡覺。
母親得暇便取出一個大簸籮，裡面裝的是針線剪尺一類的縫紉器材，她要做一些縫縫連連的工作，這時候我總是一聲不響地偎在她的身旁，她趕我走我也不走，有時候竟睡着了。
母親說我乖，也說我孤僻。
如今想想，一個人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偎在母親身旁？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我母親好像是沒有時候睡覺。
天亮就要起來，給我們梳小辮是一樁大事，一根一根地梳個沒完。
她自己要梳頭，我記得她用一把抿子蘸着刨花水，把頭發弄得锃光大亮。
然後她就要一聽上房有動靜便急忙前去當差。
蓋碗茶、燕窩、蓮子、點心，都有人預備好了，但是需要她去雙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則要兒媳婦做什麼？在公婆面前，兒媳婦是永遠站着，沒有座位的。
足足地站幾個鐘頭下來，不是纏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紀大，不過午夜不安歇，兒媳婦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
她困極了，有時候回到房裡來不及脫衣服倒下便睡着了。
雖然如此，母親從來沒有發過一句怨言。
到了民元前幾年，祖父母相繼去世，我母親才稍得清閑，然而主持家政教養兒女也夠她勞苦的了。
她抽暇隔幾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幾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親愛她的家鄉。
在北京住了幾十年，鄉音不能完全改掉。
我們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說成“金”，她有時也跟我們學，總是學不好，她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有時學着說杭州話，她說難聽死了，像是門口兒賣筍尖的小販說的話。
我想一般人都會同意，凡是自己母親做的菜永遠是最好吃的。
我的母親平常不下廚房，但是她高興的時候，尤其是父親親自到市場買回魚鮮或其他南貨的時候，在父親特煩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
這時候我們就有福了。
我十四歲離家到清華，每星期回家一天，母親就特别疼愛我，幾乎很少例外地要親自給我炒一盤冬筍木耳韭菜黃肉絲，起鍋時澆一勺花雕酒，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
但是這一盤菜一定要母親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樣了。
我母親喜歡在高興的時候喝幾盅酒。
冬天午後圍爐的時候，她常要我們打電話到長發叫五斤花雕，綠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張毛邊紙，溫熱了倒在茶杯裡和我們共飲。
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兒的”，買些幹癟的花生吃則更有味。
我和兩位姐姐陪母親一頓吃完那一罐酒。
後來我在四川獨居無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當做晚飯，朋友們笑我吃“花酒”，其實是我母親留下的作風。
我自從入了清華，以後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候就少了。
抗戰前後各有三年和母親住在一起。
母親晚年喜歡聽評劇，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為離家近，打個電話給賣飛票的，總有好的座位。
我很後悔，我沒能分出時間陪她聽戲，隻是由我的姐姐弟弟們陪她消遣。
我父親曾對我說，我們的家所以成為一個家，我們幾個孩子所以能成為人，全是靠了我母親的辛勞維護。
一九四九年以後，音訊中斷，直等到恢複聯系，才知道母親早已棄養，享壽九十歲。
西俗，母親節佩紅康乃馨，如不确知母親是否尚在則佩紅白康乃馨各一。
如今我隻有佩白康乃馨的份兒了，養生送死，兩俱有虧，慘痛慘痛！ 我的一位國文老師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遇見一位國文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記他。
先生姓徐，名鏡澄，我們給他取的綽号是“徐老虎”，因為他兇。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腦袋的輪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為漫畫的對象。
頭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臉形卻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齋志異繪圖中的夜叉的模樣。
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過分地集中在臉上很小的一塊區域裡。
他戴一副墨晶眼鏡，銀絲小鏡框，這兩塊黑色便成了他臉上最顯著的特征。
我常給他漫畫，勾一個輪廓，中間點上兩塊橢圓形的黑塊，便惟妙惟肖。
他的身材高大，但是兩肩總是聳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紅，像酒糟的，鼻孔裡常常地藏着兩筒清水鼻涕，不時地吸溜着，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有闆有眼有節奏，也有時忘了吸溜，走了闆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兩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
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袍，好像是在給誰穿孝，袍子在整潔的階段時我沒有趕得上看見，餘生也晚，我看見那袍子的時候即已油漬斑斓。
他經常是仰着頭，邁着八字步，兩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兒似的。
我很難得看見他笑，如果笑起來，是獰笑，樣子更兇。
我的學校很特殊的。
上午的課全是用英語講授，下午的課全是國語講授。
上午的課很嚴，三日一問，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課稀松，成績與畢業無關。
所以每到下午上國文之類的課程，學生們便不踴躍，課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員用拿毛筆的姿勢舉着鉛筆點名的時候，學生卻個個都到了，因為一個學生不隻答一聲到。
真到了的學生，一部分從事午睡，微發鼾聲，一部分看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玉梨魂》之類，一部分寫“父母親大人膝下”式的家書，一部分幹脆瞪着大眼發呆，神遊八表。
有時候逗先生開玩笑。
國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舉人。
他們授課也不過是奉行故事，樂得敷敷衍衍。
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兇，老是繃着臉，老是開口就罵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當防衛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兩盅，搖搖擺擺地進了課堂。
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筆在黑闆上寫了兩個字，題目尚未寫完，當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這吸溜之際，一位性急的同學發問了：“這題目怎樣講呀？”老先生轉過身來，冷笑兩聲，勃然大怒：“題目還沒有寫完，寫完了當然還要講，沒寫完你為什麼就要問？……”滔滔不絕地吼叫起來，大家都為之愕然。
這時候我可按捺不住了。
我一向是個上午搗亂下午安分的學生，我覺得現在受了無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辯了幾句。
這一下我可惹了禍，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潑在我的頭上了。
他在講台上來回踱着，吸溜一下鼻涕，罵我一句，足足罵了我一個鐘頭，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一句： “×××！你是什麼東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這一句頗為同學們所傳誦。
誰和我有點争論遇到糾纏不清的時候，都會引用這一句“你是什麼東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
當時我看形勢不妙，也就沒有再多說，讓下課鈴結束了先生的怒罵。
但是從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認識我了。
酒醒之後，他給我批改作文特别詳盡。
批改之不足，還特别的當面加以解釋，我這一個“一眼望到底”的學生，居然成為一個受益最多的學生了。
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有古文，有白話，油印分發給大家。
《林琴南緻蔡孑民書》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
此外如吳敬恒的《上下古今談》，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以及張東荪的《時事新報》社論，他也選了不少。
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
我對于國文的興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講圖文之前，先要介紹作者，而且介紹得很親切，例如他講張東荪的文字時，便說：“張東荪這個人，我倒和他一桌吃過飯……”這樣的話是相當的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吃驚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否則怎樣會能夠和張東荪一桌上吃過飯！ 徐先生于介紹作者之後，朗誦全文一遍。
這一遍朗誦可很有意思。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不論是古文或白話，一字不苟地吟詠一番，好像是演員在背台詞，他把文字裡的蘊藏着的意義好像都給宣洩出來了。
他念得有腔有調，有闆有眼，有情感，有氣勢，有抑揚頓挫，我們聽了之後，好像是已經理會到原文的意義的一半了。
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那也許是過分誇張，但必須可以琅琅上口，那卻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
普通的批語“清通”、“尚可”、“氣盛言宜”，他是不用的。
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頁整頁地勾；洋洋千餘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後，所餘無幾了。
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地被他幾杠子就給抹了。
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一會兒，他說：“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你的原文是軟趴趴的，冗長，懈咣咣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并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
”我仔細一揣摩，果然。
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在這删削之間現出他的功夫。
如果我以後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于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徐先生教我許多作文的技巧。
他告訴我：“作文忌用過多的虛字。
”該轉的地方，硬轉；該接的地方，硬接。
文章便顯着樸拙而有力。
他告訴我，文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