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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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及其他首都各校的學生三千餘人所舉行的遊行示威,就動機與結果言,有雙重的意義:一為愛國運動,一為新文化運動。

    時間雖已過了二十九年,我們今日紀念五四,不僅是例行故事的紀念,就那雙重的關系講,五四仍有活的意義,仍大有紀念的價值。

     愛國運動的五四,是由外交的刺激所引起。

    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日本乘着國際的空隙,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并強迫自顧不暇的協約國承認它得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

    在戰事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中,中國雖以戰勝國之一的資格出席,但發現強國之間的秘密協定是支配國際的最大力量,戰勝戰敗的關系反居次要,我們的代表雖然力争,仍不能改變山東問題的強權政治條款。

    當時普遍全國的憂郁憤慨之情,我們這有過類似經驗的第二次大戰後的一代國人,應當不難想象與了解。

    但空的憂憤無濟于事,代表全國把憂憤之情發洩為有效的行動的,是當時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所在地的青年學子。

    他們本于愛國的純誠,無需任何人鼓勵或領導,完全自動的聚有三千人之衆,到總統府請願,并到英美法意各公使館,表示國民的真正意見。

    首都的學生登高一呼,全國各界群起響應,上海學界首先繼北京後而罷課,全埠的商界并聯合罷市,無組織與無從用行動表示态度的一般人民,也無不對學生完全同情。

    宣傳的技術,當時尚未發達;謠言的制造,也尚未成為群衆運動的工具。

    學生所得的普遍同情,是完全自發的。

    也正因如此,所以效力特别大,到六月十一日,政府隻得順從輿情,罷免親日的曹章陸三人,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在國民的督促與援助之下,也得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是國民外交成功的顯著例證;無論今日或千秋之下,隻要是一個中國人,必都承認這是學生運動的一大功績。

     專就愛國的意義言,五四運動已是不朽。

    但以五四為機緣,引起對于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這就是所謂新文化運動。

    少數人雖然在言語上或行動上不免走極端,但運動的主流是正當的與健全的,在蔡孑民,胡适之,及其他各位大師的領導之下,智識青年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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