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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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恒，不過數月即圈完矣。
若看注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
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将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
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恒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緻諸弟函） 此處他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說得很詳盡，并且做出有恒的樣，為他諸弟們規畫出有恒的方案。
這種方案，不但他的諸弟可以受益，即我們現在還是可以依此做去。
他所舉有志有識有恒，自然都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不過“有識”不是初學所可驟幾，所以他平常教人，總是以立志有恒為最要。
然而我以為果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時時不斷的與古人為俦，當然會知道學問無盡，不緻以一得自足。
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所慮者就是立志未必堅定，見左右前後，與我相仿佛者，皆得奧援而騰達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過了，或望其速成，或誘于勢力，或竟棄其所學而另覓蹊徑，都叫做無志，都叫做無恒，就會不免于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了。
他寫此信，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時候，也可以說正是他發憤立志，發憤持恒的時候。
我們看他幾個月内，做了許多功課，我們或者會驚疑他是天才獨厚吧？其實不是，絕不是，他的資質，并不過人，他惟一長處，就是他那副誠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孳孳不懈，無稍間斷的精神。
每日看廿頁書，并不算是難事，然而我們就不能有他那樣成績，便是因為我們缺少他那副有恒的精神。
假如我們也立定志向，要持之以恒，每日看廿頁書，幾個月後，成績也定可觀。
而況年年如此，終身如此，何患無所精進？荀子曰：“無冥冥之事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曾氏此時，正是勵志潛修，冥冥惛惛的時期；凡他後來那些昭昭之明、赫赫之功，都是這時候做成的基礎。
即他諸弟後日功業，也很得力此時的乃兄教導。
故凡有志于盛德大業者，不可不立定堅卓的志向，尤不可不持之以無稍間斷的恒心！ 有了堅卓的志向，不斷的恒心，然後感覺自己理不充，識不遠，才不足以應用，那麼可以談讀書問題了。
這時候去讀書，才是正當的需要，才不至于借書中之義以濟其私而滿其欲。
即就讀書本身來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其了解力，運用力，都必較茫無目标者，為強且大；不過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
其中萬徑千蹊，莫知所适，在讀書之前，苟不指以正當途徑，則将以羊腸為大道，以斷港絕潢為終南捷徑，則将皓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故在立志、有恒兩問題決定之後，還要辨明應該采取什麼趨向，這可算是讀書第三個先決問題。
他關于這個問題在全書中說的最多，茲就其告直隸士子者，略述如下： 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
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
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
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偏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
擇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于義理之學。
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
為義理之學者，蓋将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于倫紀。
夫使舉世皆無憾于倫紀，雖唐虞之世，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
程朱諸子，遺書俱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緻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緻用。
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這一段話拿現在目光驟然看去，或要覺得有些迂腐了吧？其實所謂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難道不是萬古不變之真理？難道不是人類應有的基本行為？普通人或因環境關系，教育關系，而未能完全如此，讀書負先知先覺之責者，當然應該以此為急務。
蓋自一般腐儒，以規行矩步坐屍立齊種種形式，自矜為義理之學，而其心術有時乃不堪聞問。
于是義理二字，變成迂腐虛僞之名詞，提及義理二字，或者就會引起人們聯想到那種迂拘腐朽的形态，實在這不是義理之過，假義理以欺世盜名者之過。
義理的内容，就是立身為人之道，成己成物之方，至于用何方式以立身為人，以成己成物，則盡可随時代以變遷，随環境以變遷，要其歸則始于正己，終于濟世，如百川異派，同達于海而已，初不必拘于一定方式，一定途徑。
他所謂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緻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緻用，昔人所謂學有本源，便是指此。
有了這個本源，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所謂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則天下無往而非學，無事而非學了。
到此時，雖曰六經皆我注腳，亦無不可。
以上所舉這三個先決問題，他全書之中，并未這樣明白的告訴我們。
不過在他言論中歸納起來，可以得到這三點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
我以為此事于讀書為學之始，關系極大，故于其讀書方法之先，述此章以為冠，是否郢書燕說，則不暇問了。
第十一章讀書方法 觀察一個人的讀書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讀書興趣和其造詣的淺深。
這句話固然未可當作絕對的标準，但是大緻是無甚差誤的。
從前塾師教小學生死讀《大學》、《中庸》一類深奧的書，并教以先要“安詳恭敬”（朱熹語），不從，則臨之以夏楚，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乃視讀書為畏途。
這是方法影響到他的讀書興趣。
因為沒有良好的方法，而書又不可不讀，于是有一些學者盡量的死讀書，讀死書，到頭童齒豁，而數百字時文，乃有未通順者。
或讀書數十百卷，而無一句足資應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犧牲品。
曾氏為時代所限，積習所限，其所舉讀書方法，當然與現代教育理論猶未免于差池，然
若看注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
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将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
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恒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緻諸弟函） 此處他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說得很詳盡，并且做出有恒的樣，為他諸弟們規畫出有恒的方案。
這種方案，不但他的諸弟可以受益，即我們現在還是可以依此做去。
他所舉有志有識有恒，自然都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不過“有識”不是初學所可驟幾，所以他平常教人，總是以立志有恒為最要。
然而我以為果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時時不斷的與古人為俦，當然會知道學問無盡，不緻以一得自足。
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所慮者就是立志未必堅定，見左右前後，與我相仿佛者，皆得奧援而騰達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過了，或望其速成，或誘于勢力，或竟棄其所學而另覓蹊徑，都叫做無志，都叫做無恒，就會不免于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了。
他寫此信，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時候，也可以說正是他發憤立志，發憤持恒的時候。
我們看他幾個月内，做了許多功課，我們或者會驚疑他是天才獨厚吧？其實不是，絕不是，他的資質，并不過人，他惟一長處，就是他那副誠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孳孳不懈，無稍間斷的精神。
每日看廿頁書，并不算是難事，然而我們就不能有他那樣成績，便是因為我們缺少他那副有恒的精神。
假如我們也立定志向，要持之以恒，每日看廿頁書，幾個月後，成績也定可觀。
而況年年如此，終身如此，何患無所精進？荀子曰：“無冥冥之事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曾氏此時，正是勵志潛修，冥冥惛惛的時期；凡他後來那些昭昭之明、赫赫之功，都是這時候做成的基礎。
即他諸弟後日功業，也很得力此時的乃兄教導。
故凡有志于盛德大業者，不可不立定堅卓的志向，尤不可不持之以無稍間斷的恒心！ 有了堅卓的志向，不斷的恒心，然後感覺自己理不充，識不遠，才不足以應用，那麼可以談讀書問題了。
這時候去讀書，才是正當的需要，才不至于借書中之義以濟其私而滿其欲。
即就讀書本身來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其了解力，運用力，都必較茫無目标者，為強且大；不過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
其中萬徑千蹊，莫知所适，在讀書之前，苟不指以正當途徑，則将以羊腸為大道，以斷港絕潢為終南捷徑，則将皓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故在立志、有恒兩問題決定之後，還要辨明應該采取什麼趨向，這可算是讀書第三個先決問題。
他關于這個問題在全書中說的最多，茲就其告直隸士子者，略述如下： 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
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
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
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偏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
擇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于義理之學。
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
為義理之學者，蓋将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于倫紀。
夫使舉世皆無憾于倫紀，雖唐虞之世，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
程朱諸子，遺書俱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緻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緻用。
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這一段話拿現在目光驟然看去，或要覺得有些迂腐了吧？其實所謂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難道不是萬古不變之真理？難道不是人類應有的基本行為？普通人或因環境關系，教育關系，而未能完全如此，讀書負先知先覺之責者，當然應該以此為急務。
蓋自一般腐儒，以規行矩步坐屍立齊種種形式，自矜為義理之學，而其心術有時乃不堪聞問。
于是義理二字，變成迂腐虛僞之名詞，提及義理二字，或者就會引起人們聯想到那種迂拘腐朽的形态，實在這不是義理之過，假義理以欺世盜名者之過。
義理的内容，就是立身為人之道，成己成物之方，至于用何方式以立身為人，以成己成物，則盡可随時代以變遷，随環境以變遷，要其歸則始于正己，終于濟世，如百川異派，同達于海而已，初不必拘于一定方式，一定途徑。
他所謂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緻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緻用，昔人所謂學有本源，便是指此。
有了這個本源，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所謂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則天下無往而非學，無事而非學了。
到此時，雖曰六經皆我注腳，亦無不可。
以上所舉這三個先決問題，他全書之中，并未這樣明白的告訴我們。
不過在他言論中歸納起來，可以得到這三點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
我以為此事于讀書為學之始，關系極大，故于其讀書方法之先，述此章以為冠，是否郢書燕說，則不暇問了。
第十一章讀書方法 觀察一個人的讀書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讀書興趣和其造詣的淺深。
這句話固然未可當作絕對的标準，但是大緻是無甚差誤的。
從前塾師教小學生死讀《大學》、《中庸》一類深奧的書，并教以先要“安詳恭敬”（朱熹語），不從，則臨之以夏楚，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乃視讀書為畏途。
這是方法影響到他的讀書興趣。
因為沒有良好的方法，而書又不可不讀，于是有一些學者盡量的死讀書，讀死書，到頭童齒豁，而數百字時文，乃有未通順者。
或讀書數十百卷，而無一句足資應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犧牲品。
曾氏為時代所限，積習所限，其所舉讀書方法，當然與現代教育理論猶未免于差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