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倡導時期的詩歌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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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詩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
我國的新的詩歌，是在與反對者的戰鬥中成長起來的，是像“洪水猛獸”一樣地出現在反對者面前的(1)。
新詩之所以要遭到猛烈的反對，那原因是很多的：（一）舊詩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有光彩的一個部門，舊詩的形式和格律，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了不可搖撼、不可變更的“金科玉律”，因此，當本時期的新詩以從來未有的新姿态出現的時候，許多人囿于傳統、因襲的觀念，就很自然地不容易接受它了；（二）其他文學樣式，例如小說，在我國古典文學中，已經出現了許多白話作品，而且這些作品已經取得了很高的評價，在詩歌方面，雖然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過所謂的“詩界革命”，但黃遵憲一般人并未以自己的作品來實踐“我手寫我口”的主張，他們所寫的依然是“舊詩”而不是“新詩”，因此，在本時期出現的新詩，便好像成了“絕無依傍”的東西，一般人不理解傳統與革新的正确關系，自然認為是“離經叛道”，要竭盡全力來反對它了。
但上述兩點，還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三）新詩之所以“新”，并不全在于表現形式方面；而是在于本時期出現的新詩，已經開始具有着新的思想内容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大衆化的最初傾向、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為其主要内容的；同時，由于文學革命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的偉大影響和推動，又是在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實際領導和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的，所以，從五四運動時期起，我們的新文學又不能不具有着社會主義的因素，而且還是沿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繼續向前發展的。
這種情形，在新詩方面也是毫不例外的。
本時期的新詩，在内容方面說，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其最主要的方面。
而“怎樣從舊鐐铐裡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則是在表現工具和形式上的大衆化的最初傾向。
本時期許多人提倡詩的“平民化”，主張“恢複詩的共和國”，就是反映和代表這種傾向的。
同時，從新詩運動開始，就出了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
雖然“初期新詩人大約對于勞苦的人實生活知道的太少，隻憑着信仰的理論或主義發揮，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沒力量”(2)。
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地違反着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動搖着它的統治基礎的。
本時期新的詩歌之所以被封建複古主義者目為“洪水猛獸”而遭到猛烈反對，這便是最真實、最主要的原因。
本時期的詩歌，我們應當首先提起新詩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來。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在文學創作上，緻力的方面是很廣的，但他的作品，無論小說或戲劇，全部洋溢着強烈的詩的情趣；我們可以這樣說，郭沫若主要地是以一個詩人的身分出現在我國現代文學的曆史上的。
如果說魯迅以他的深入刻劃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奠定了現代中國小說的堅實基礎，那麼，郭沫若就以他的熱烈的、反抗的、充滿着浪漫主義激情和理想的詩歌開辟了現代中國詩歌的廣闊天地。
他雖然不是中國第一個寫新詩的人，但他卻是中國第一個新詩人。
他的《女神》帶着我國詩歌前所未有的豐富的情感、想象和色彩，第一個歌唱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憤怒和反抗。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是“五四”時代的産物，其中的詩歌大都寫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三年裡。
《女神》代表了詩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和詩人對于大自然的熱情頌贊，也充分體現了五四運動時期對于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腐朽思想的沖擊反抗，以及對于新的社會理想的熱烈追求的時代精神。
《女神》的出現，顯示了詩人無比豐富的創作才能，确立了他作為詩人的不朽的地位。
作者曾經這樣說到他自己：“我是一個偏于主觀的人……想象力比觀察力強。
……我又是一個沖動性強的人。
……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沖動在那裡跳躍。
我一有了沖動的時候，就好象一匹奔馬，我在沖動窒息了的時候，又象一隻死了的河豚。
”(3)他又曾經這樣說到他自己對于詩的理解：“詩不是‘做’出來的，隻是‘寫’出來的。
”“隻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的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
”(4)這裡說明的正是詩人和他的詩的特點：詩是詩人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是詩人的理想和人格的完整體現。
在這一點上，《女神》這本詩集對于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和創作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代表意義。
然而《女神》的意義和價值，還不僅在于他體現和代表了作者在某一時期的思想特點，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體現和代表的作者的思想，是與時代共同着脈搏，與人民共同着憂樂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在《女神》前面，有一首《序詩》，我們是可以把它當作全集的主旨來看的： 《女神》喲！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燃燒點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們的心弦撥動， 把他們的智光點燃吧！ 這就告訴了我們，《女神》的産生是為了“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女神之再生》）。
這就是作者“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這就是作者的“生底顫動”和“靈的喊叫”。
《女神》的思想上的價值是從這裡産生出來的；《女神》的美學上的光輝也主要地是從這裡産生出來的。
詩人首先把他的詩奉獻給了他的多災多難的祖國，奉獻給了他的饑寒交迫的人民： 不願久偷生， 但願轟烈死。
願将一己命， 救彼蒼生起！ （《棠棣之花》） 這是聶嫈的激昂慷慨的聲音，也應當就是作者衷心的呼聲。
在另一首詩——《爐中煤》中，作者更在扶桑島上對遙遠的祖國訴說着他的燃燒着的心靈；在《晨安》中，作者遙望他的“年青的祖國”、“新生的同胞”、“浩蕩蕩的南方的揚子江”、“凍結着的北方的黃河
新詩之所以要遭到猛烈的反對，那原因是很多的：（一）舊詩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有光彩的一個部門，舊詩的形式和格律，在一般人心目中，已成了不可搖撼、不可變更的“金科玉律”，因此，當本時期的新詩以從來未有的新姿态出現的時候，許多人囿于傳統、因襲的觀念，就很自然地不容易接受它了；（二）其他文學樣式，例如小說，在我國古典文學中，已經出現了許多白話作品，而且這些作品已經取得了很高的評價，在詩歌方面，雖然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過所謂的“詩界革命”，但黃遵憲一般人并未以自己的作品來實踐“我手寫我口”的主張，他們所寫的依然是“舊詩”而不是“新詩”，因此，在本時期出現的新詩，便好像成了“絕無依傍”的東西，一般人不理解傳統與革新的正确關系，自然認為是“離經叛道”，要竭盡全力來反對它了。
但上述兩點，還不是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三）新詩之所以“新”，并不全在于表現形式方面；而是在于本時期出現的新詩，已經開始具有着新的思想内容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大衆化的最初傾向、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為其主要内容的；同時，由于文學革命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的偉大影響和推動，又是在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實際領導和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的，所以，從五四運動時期起，我們的新文學又不能不具有着社會主義的因素，而且還是沿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繼續向前發展的。
這種情形，在新詩方面也是毫不例外的。
本時期的新詩，在内容方面說，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其最主要的方面。
而“怎樣從舊鐐铐裡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則是在表現工具和形式上的大衆化的最初傾向。
本時期許多人提倡詩的“平民化”，主張“恢複詩的共和國”，就是反映和代表這種傾向的。
同時，從新詩運動開始，就出了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
雖然“初期新詩人大約對于勞苦的人實生活知道的太少，隻憑着信仰的理論或主義發揮，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沒力量”(2)。
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地違反着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動搖着它的統治基礎的。
本時期新的詩歌之所以被封建複古主義者目為“洪水猛獸”而遭到猛烈反對，這便是最真實、最主要的原因。
本時期的詩歌，我們應當首先提起新詩的奠基作——郭沫若的《女神》來。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在文學創作上，緻力的方面是很廣的，但他的作品，無論小說或戲劇，全部洋溢着強烈的詩的情趣；我們可以這樣說，郭沫若主要地是以一個詩人的身分出現在我國現代文學的曆史上的。
如果說魯迅以他的深入刻劃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奠定了現代中國小說的堅實基礎，那麼，郭沫若就以他的熱烈的、反抗的、充滿着浪漫主義激情和理想的詩歌開辟了現代中國詩歌的廣闊天地。
他雖然不是中國第一個寫新詩的人，但他卻是中國第一個新詩人。
他的《女神》帶着我國詩歌前所未有的豐富的情感、想象和色彩，第一個歌唱了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憤怒和反抗。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是“五四”時代的産物，其中的詩歌大都寫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三年裡。
《女神》代表了詩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和詩人對于大自然的熱情頌贊，也充分體現了五四運動時期對于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腐朽思想的沖擊反抗，以及對于新的社會理想的熱烈追求的時代精神。
《女神》的出現，顯示了詩人無比豐富的創作才能，确立了他作為詩人的不朽的地位。
作者曾經這樣說到他自己：“我是一個偏于主觀的人……想象力比觀察力強。
……我又是一個沖動性強的人。
……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沖動在那裡跳躍。
我一有了沖動的時候，就好象一匹奔馬，我在沖動窒息了的時候，又象一隻死了的河豚。
”(3)他又曾經這樣說到他自己對于詩的理解：“詩不是‘做’出來的，隻是‘寫’出來的。
”“隻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的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
”(4)這裡說明的正是詩人和他的詩的特點：詩是詩人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是詩人的理想和人格的完整體現。
在這一點上，《女神》這本詩集對于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和創作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代表意義。
然而《女神》的意義和價值，還不僅在于他體現和代表了作者在某一時期的思想特點，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體現和代表的作者的思想，是與時代共同着脈搏，與人民共同着憂樂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在《女神》前面，有一首《序詩》，我們是可以把它當作全集的主旨來看的： 《女神》喲！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 你去，去尋那與我的燃燒點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愛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們的心弦撥動， 把他們的智光點燃吧！ 這就告訴了我們，《女神》的産生是為了“要去創造些新的光明”，“要去創造些新的溫熱”，“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女神之再生》）。
這就是作者“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這就是作者的“生底顫動”和“靈的喊叫”。
《女神》的思想上的價值是從這裡産生出來的；《女神》的美學上的光輝也主要地是從這裡産生出來的。
詩人首先把他的詩奉獻給了他的多災多難的祖國，奉獻給了他的饑寒交迫的人民： 不願久偷生， 但願轟烈死。
願将一己命， 救彼蒼生起！ （《棠棣之花》） 這是聶嫈的激昂慷慨的聲音，也應當就是作者衷心的呼聲。
在另一首詩——《爐中煤》中，作者更在扶桑島上對遙遠的祖國訴說着他的燃燒着的心靈；在《晨安》中，作者遙望他的“年青的祖國”、“新生的同胞”、“浩蕩蕩的南方的揚子江”、“凍結着的北方的黃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