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西洋人團體生活之發展及轉變

西洋人之團體生活，遠者且不說它。我們從中古封建社會說起，那便是團體生活最嚴重最堅強之時代。第一表現在宗教上，教會之于教徒，好比今日國家之于國民，宗教彼此間對抗相争，較之今日國際間還要激烈。政治上則有大大小小無數封建單位，并且政治與宗教牽混糾纏，更增加了團體間之對抗相争。經濟上則一農村就是一團體，自給自足。工商各業，各有其行會，亦都是堅強之團體，内則統制，外則對抗，還有工商業集中在都市，每一都市，也是一團體，特别像所謂“自由都市”者，直等于一小國家。凡此種種，皆為中國所無。

    “争之與群，乃同時并見之二物”——孟德斯鸠語。因鬥争而有團體，因團體而有鬥争。鬥争與團體相聯，此即西洋人自古迄今的生活。反之，中國人都生活于散漫和平之中；愈和平，愈散漫；愈散漫，愈和平。在對抗相争之兩團體，便各自養成其人之公共觀念，法治精神，紀律習慣，組織能力；反之，在家族生活特重之中國人則不能成功。

    精細分别言之，則紀律習慣，公共觀念，養成較早，而組織能力，法治精神，則有待于近代進步的團體之出現。進步的團體與未進步的團體，如何分别？團體内多數人居于被動地位，即是未進步的團體。進步雲者，即是多數人從被動轉入主動，團體内人人自覺地參加公共生活是也。此種進步或轉變，發生于中古後半期。例如：工商業之行會，地方自主之都市，皆其發祥地。至近年，一面有民族國家，一面有法治憲政，而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