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禮記今注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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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五先生為推行中華文化,選擇了若幹種足以代表中華文化的典籍,拟用現代的觀點和語言加以注釋,并做翻譯;冀使多忙少暇的現代人,容易了解中華文化的實質;同時亦使先人的德業日新又新。
當時,老先生把計劃中的工作,分一部分讓我們嘗試,那就是現在寫成的這一部《禮記》的今注今譯。
說到《禮記》這部書,原隻是儒家經典的一部分,而且,在早還隻是那些經典中屬于“禮經”的一部分。
禮經的傳授,倘依時代先後排列:西漢講《儀禮》,東漢兼講《周禮》,差不多到了三國以後才始講《禮記》。
換言之:《禮記》一書取得經典地位,是較晚的事。
然而,《儀禮》《周禮》二書所記載的,都隻是上古的禮俗儀式和一套理想的建國制度。
儀式和當時的生活習慣關系密切,經過時移世變,即在儒家的理論上,亦認為可以“與民變革”的,更不消說,在現實生活中時有事實上的改變。
因此,《儀禮》《周禮》二書所記載的東西,和人們的常識日漸疏遠,差不多到了唐代,有的學者竟直率地承認它“難讀”。
學者們尚且如此,則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之了。
當然,這裡面重要的原因,乃是那些儀文制度,多已不見于後代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亦漸不為一般人所了解。
如果要問儒者們為什麼要記載而且傳授那些不為後世所實行的儀文制度?這确是極重要的一點。
我們知道: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為後代執政者所尊重,在于他們不但有淑世拯人的抱負,同時還想拿出一套可以實行的具體辦法。
隻可惜他們生存的時代很古,那是個農業的封建時代。
他們在那樣的生活環境中,能選擇參考和可依據的生活行為資料,就隻有那些現實的東西。
他們在那種環境中,要依其理想來選擇一套可以輔導人們走向健康幸福的生活之路,遂亦隻有那些禮俗儀文了。
那些禮俗儀文,由後人看來,雖有許多是落伍的、不合實際的,然而,這都無關緊要。
而最要緊的,乃在他們欲借助于那些禮俗儀文以達成淑世拯人的理想。
他們早就說過禮俗儀文可以随時變革,唯獨不可變的,就是他們要用和平的教育方法,造就每個人健全的心理和合理的行為。
這樣,由擴充小我而為大我,由個人至于整個人類。
這是他們的理想,亦即他們所稱為“義”者。
他們說:“禮也者,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當時,老先生把計劃中的工作,分一部分讓我們嘗試,那就是現在寫成的這一部《禮記》的今注今譯。
說到《禮記》這部書,原隻是儒家經典的一部分,而且,在早還隻是那些經典中屬于“禮經”的一部分。
禮經的傳授,倘依時代先後排列:西漢講《儀禮》,東漢兼講《周禮》,差不多到了三國以後才始講《禮記》。
換言之:《禮記》一書取得經典地位,是較晚的事。
然而,《儀禮》《周禮》二書所記載的,都隻是上古的禮俗儀式和一套理想的建國制度。
儀式和當時的生活習慣關系密切,經過時移世變,即在儒家的理論上,亦認為可以“與民變革”的,更不消說,在現實生活中時有事實上的改變。
因此,《儀禮》《周禮》二書所記載的東西,和人們的常識日漸疏遠,差不多到了唐代,有的學者竟直率地承認它“難讀”。
學者們尚且如此,則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之了。
當然,這裡面重要的原因,乃是那些儀文制度,多已不見于後代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亦漸不為一般人所了解。
如果要問儒者們為什麼要記載而且傳授那些不為後世所實行的儀文制度?這确是極重要的一點。
我們知道: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為後代執政者所尊重,在于他們不但有淑世拯人的抱負,同時還想拿出一套可以實行的具體辦法。
隻可惜他們生存的時代很古,那是個農業的封建時代。
他們在那樣的生活環境中,能選擇參考和可依據的生活行為資料,就隻有那些現實的東西。
他們在那種環境中,要依其理想來選擇一套可以輔導人們走向健康幸福的生活之路,遂亦隻有那些禮俗儀文了。
那些禮俗儀文,由後人看來,雖有許多是落伍的、不合實際的,然而,這都無關緊要。
而最要緊的,乃在他們欲借助于那些禮俗儀文以達成淑世拯人的理想。
他們早就說過禮俗儀文可以随時變革,唯獨不可變的,就是他們要用和平的教育方法,造就每個人健全的心理和合理的行為。
這樣,由擴充小我而為大我,由個人至于整個人類。
這是他們的理想,亦即他們所稱為“義”者。
他們說:“禮也者,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