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道家的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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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道家的哲學。
中國的哲學隻有道家的體系最完備。
它的認識論，它的宇宙觀乃至它的人生觀，都是從一個體系演繹出來的。
我們研究道家哲學有一個困難，不易對付，便是《老子》這部書，究竟是什麼時候産生的。
如果産生在儒家的《論語》以前，或産生在儒家的《論語》以後，或産生在戰國之初，或産生在戰國之末，無論在哪一時代，都于道家思想的說明，有極大的關系。
這樣看來，關于《老子》産生年代的說明，倒是一個先決問題。
這一點說明了，就不難找到它的思想發展的體系了。
這一點說明了，才好說明道家思想的社會背景。
一、《老子》的産生年代及其思想的來源 《老子》這部書究竟是何人作的？他出生于什麼年代？他的思想的來源是怎樣？真是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認《老子》為老子所作，旋即自己提出兩個疑問。
他說：“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是又疑《老子》為老萊子所作。
他又說：“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穆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
世莫知其然否。
”是又疑《老子》為太史儋所作。
我們看他那篇《列傳》，分明拿不定《老子》究竟是何人所作，因而有那些迷離惝怳之辭。
一般人談到《老子》的，大半根據司馬遷這篇列傳，現在司馬遷自己尚不免惝怳其辭，于是問題就加多了。
推測《老子》的作者和成書的年代，便有種種的不同了。
大約計之，有八種： 第一，确定《老子》為老聃所作。
這是一種最普遍的看法，不過解釋有不同。
第二，斷定《老子》為太史儋所作。
這是因為：一、司馬遷所撰列傳中提過“儋即老子”的話；二、聃、儋音同字通；三、聃為周柱下史，儋亦周之史官；四、從太史儋推算世系，不至大相刺謬。
第三，斷定《老子》為李耳所作。
這是将老聃和李耳看作兩人；前者為傳說中的人物，後者為曆史上的人物。
其所以混作一人，認為是司馬遷的錯誤。
第四，推定《老子》為老萊子所作。
這是因為司馬遷自身已疑老子即老萊子。
第五，推定《老子》為老彭所作。
這是因為孔子曾說過“竊比于我老彭”的話，在可信的《論語》中，除老彭外，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先輩，可以和老子的姓氏相适合的。
況且《老子》書中，常稱引古語，如“古之善為道者”，“古之善為士者”，正是“信而好古”。
難道不是老彭的思想麼？ 第六，推定《老子》為戰國初年的作品。
這是因為書中提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的話，又提到“兩者各得其所欲”的話，以為是戰國初年的口氣。
第七，推定《老子》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這是因為書中的思想系統、文字語氣以及其他種種關系，非到戰國末年便不容易出現。
第八，推定《老子》是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約有三百多年的學說的集成品，并非出于一人手筆。
這是因為在《老子》書中，有楊朱的貴生，宋钘的非鬥，老聃的柔弱，關尹的清虛，慎到、莊周的棄知去己，戰國末年的重農愚民的思想以及兒良的兵家言。
我覺得上面幾種見解中，在七、八兩種是可注意的。
關于作者的推定，各持一說，這是很難得有定論的。
至于《老子》産生的年代，我以為由思想體系發展的路徑去推定，也是一種正當的方法。
如《孟子》後于《論語》，裡面有許多思想要點可以知道是由《論語》發展到《孟子》。
又如《中庸》後于《孟子》，裡面有許多思想要點可以知道是由《孟子》發展到《中庸》。
這樣看來，《老子》一書是在《莊子》之前，或在《莊子》之後，也是決定《老子》産生年代的分界線。
因為中國的哲學，體系最完備而含義最精的無過于這兩部書。
這兩部書的先後，如果任意位置，那就道家思想的體系，根本無法弄明白。
這兩部書的先後位置決定了，那就《老子》産生年代也可以決定十之八九了。
我是主張《老子》産生在《莊子》之後的。
我想從思想體系決定它們的先後，其理由在第二段以後詳說。
在上面所述第八種見解中，以為《老子》一書是各種思想的集成品，這話頗有見地。
我們知道，凡是富有高深哲理的書，幾乎都是各種思想的集成品。
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普羅泰戈拉和蘇格拉底四家思想的集成品麼？康德的《三大批判》，不是柏拉圖、亞裡士多德、洛克、休谟、萊布尼茨、沃爾夫乃至盧梭、福祿特爾各家思想的集成品麼？黑格爾的《大論理學》，不是赫拉克利特、芝諾、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乃至康德、費希特諸人思想的集成品麼？現在講到《老子》，我們知道《老子》一書，是有它的最完備的宇宙觀的，當然也不能說不是各家思想的集成品。
《呂氏春秋·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骈貴齊，陽生貴己，孫膑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這些思想，無論反面正面，在《老子》書中都包含着，又安知不是這些思想的集成品？不過《老子》思想的主源，在我看來，還是儒家，更其是儒家的《論語》。
其理由也在第二段以後說明。
我們對思想的檢讨，注重在思想體系，不能用東鱗西爪的方法，說某點出自東家，某點又出自西家。
所謂集大成乃是集體系的大成，不是胡亂雜湊。
胡亂雜湊，決不能成功一個整然的體系，更不能成功一種最完備的宇宙觀。
二、道家的自然主義 現在先說明《老子》思想的主源。
《論語》中記孔子的話。
說道：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幾句話，我認為是《老子》一書的主腦。
《老子》的根本思想，是“無為而無不為”。
所謂“天何言哉”不是“無為”的思想麼？在“天何言哉”的條件之下，卻能“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是“無為而無不為”麼？《老子》言天，純主自然，所謂“天地不仁”，便是說天無意志，天不作威福，這不是“天何言哉”的注釋麼？《孟子》紹述孔子的思想，也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緻而至者命也”的話，都有“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
不過孔、孟僅啟示一個輪廓，《老子》書中便用全力發揮這個意思。
原來，孔子的思想有許多地方是贊美自然的。
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叫他們各述自己的志願，而曾皙一人所述與其餘三人完全不同。
曾皙說道：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論語·先進》） 孔子聽了這段話，歎了一聲長氣，特别地贊美曾皙。
這是對自然主義的贊美。
又有一次，孔子發出一種“無為”的主張，說道：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論語·衛靈公》） 這也是對自然主義的贊美。
《老子》這部書正是發揮“無為而治”的思想的。
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所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都是一貫的理論。
《論語》上所說的都不過是個引線，而《老子》一書，便用全力說明，都可以見到《老子》之導源于《論語》。
還有，《老子》中頗富于辯證法的思想。
它認道是變動的，發展的。
這層意思，《論語》中也有明白的表示。
有一次，孔子在一條小河上，看到那滾滾不絕的河水，便發歎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逝者”便是流轉變動的現象，“不舍晝夜”，乃是永遠的流轉變動。
這兩句話，竟成了一部道家哲學。
《老子》是把道當作一種過程，引申到軌道、法則的意思。
它這樣說：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所謂“大曰逝”，是說宇宙之流轉變動，不是“逝者如斯夫”的意思麼？又所謂“逝曰遠”，是說宇宙永遠流轉變動，不是“不舍晝夜”的意思麼？《老子》講道，體系嚴密，不像《論語》僅僅提出一個引線而已。
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曾有過這樣的話： 人不能兩次立足于同一河流之中，因為水是流轉變動的。
他這句簡單的話，後來竟給予黑格爾一個絕大的暗示，成就他的辯證法。
我們知道思想體系的發展總是由簡而繁，由淺而深的。
《論語》之影響《老子》，和赫拉克利特之影響黑格爾正相類。
所以我說《論語》是《老子》思想的主源。
以上說明了兩點，一是自然主義，一是辯證法。
這兩點我認為是道家哲學的神髓。
但這兩點都在《論語》上提示過的。
不過《論語》僅僅給予一個提示，而發揚光大的，乃是道家哲學。
現在将道家的自然主義，作一系統的講述。
我認為道家的自然主義的思想，是由楊子而莊子，由莊子而《老子》，一步一步地發展出來的。
“道家”這個名稱，雖是起于秦以後，可是在秦以前走向自然主義的道路的，隻有這三家為最顯著。
現在我們先說楊子的思想。
楊朱在周、秦與儒墨相颉颃。
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可見楊朱在當時的思想界是很有威權的。
不過關于楊朱的思想很不容易考見，因為他沒有著述遺留下來。
我們現在隻能從周、秦舊著中所記載他的言行斷片，推測他的思想。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孟子》書中兩次提了“為我”，究竟“為我”應作如何的解釋，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輕下判斷的問題。
《呂氏春秋》有“陽生貴己”之語，或者“為我”即是“貴己”之意，然而這種判斷，仍然是不确定的。
《淮南子·氾論訓》有雲：“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所謂“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這就比“為我”“貴己”的意思确定多了。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這和儒家尚仁義的思想，墨家尚同的思想，确實有很大的區别。
因為這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
“為我”“貴己”所表現個人主義的色彩，是十分濃厚的。
這種學說在動亂的社會中容易受人歡迎，宜乎在當時能吸引許多的信奉者。
“全性保真”，同時又為自然主義的主眼。
因為道家一派的自然主義，就在“全性保真”。
“全性保真”，在《莊子》書中有一度的發揮，在《老子》書中，更作一種系統的說明。
而且都是從“不以物累形”去貫徹“全性保真”的主旨的，足見楊朱在道家不愧為一個開創的人。
崔述在《洙泗考信錄》卷一裡面說道： 《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托，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托之黃帝，《六韬》托之太公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為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朱也，猶之乎不辟神農而辟許行也。
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辟之而獨歸罪于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
人但知為黃、老而不複知其出于楊氏，遂有以楊、墨為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辟楊、墨者，楊子雲雲：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
蓋皆不知世所傳為黃、老之言者即“為我”之說也。
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為異端之魁。
嗚呼，冤矣。
崔述認《老子》一書都是根據楊朱的思想，不可謂非大膽的主張，但對“《道德五千言》為楊朱之徒所僞托”，不曾有所說明，所以尚不能引起社會上多大的注意。
《老子》一書，是楊朱思想的放大，我以為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老子》是一部有思想體系的書，它的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乃是它的骨幹，這就不得不溯源于《論語》了。
可是由楊子到《老子》，當中有一個橋梁，這便是《莊子》。
因為不經過《莊子》，則《老子》便不會達到體系完整，内容充實的地步。
就認識論的内容說，《莊子》比《老子》充實，若就宇宙觀的整個體系說，《老子》便比《莊子》強遠了。
《老子》是集《論語》、楊子為我說和《莊子》之大成的，所以它論述的對象特别地大。
現在論述道家的宇宙觀，就先從莊子說起。
《莊子·天下》篇雖非莊子所自作
中國的哲學隻有道家的體系最完備。
它的認識論，它的宇宙觀乃至它的人生觀，都是從一個體系演繹出來的。
我們研究道家哲學有一個困難，不易對付，便是《老子》這部書，究竟是什麼時候産生的。
如果産生在儒家的《論語》以前，或産生在儒家的《論語》以後，或産生在戰國之初，或産生在戰國之末，無論在哪一時代，都于道家思想的說明，有極大的關系。
這樣看來，關于《老子》産生年代的說明，倒是一個先決問題。
這一點說明了，就不難找到它的思想發展的體系了。
這一點說明了，才好說明道家思想的社會背景。
一、《老子》的産生年代及其思想的來源 《老子》這部書究竟是何人作的？他出生于什麼年代？他的思想的來源是怎樣？真是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認《老子》為老子所作，旋即自己提出兩個疑問。
他說：“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是又疑《老子》為老萊子所作。
他又說：“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穆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
世莫知其然否。
”是又疑《老子》為太史儋所作。
我們看他那篇《列傳》，分明拿不定《老子》究竟是何人所作，因而有那些迷離惝怳之辭。
一般人談到《老子》的，大半根據司馬遷這篇列傳，現在司馬遷自己尚不免惝怳其辭，于是問題就加多了。
推測《老子》的作者和成書的年代，便有種種的不同了。
大約計之，有八種： 第一，确定《老子》為老聃所作。
這是一種最普遍的看法，不過解釋有不同。
第二，斷定《老子》為太史儋所作。
這是因為：一、司馬遷所撰列傳中提過“儋即老子”的話；二、聃、儋音同字通；三、聃為周柱下史，儋亦周之史官；四、從太史儋推算世系，不至大相刺謬。
第三，斷定《老子》為李耳所作。
這是将老聃和李耳看作兩人；前者為傳說中的人物，後者為曆史上的人物。
其所以混作一人，認為是司馬遷的錯誤。
第四，推定《老子》為老萊子所作。
這是因為司馬遷自身已疑老子即老萊子。
第五，推定《老子》為老彭所作。
這是因為孔子曾說過“竊比于我老彭”的話，在可信的《論語》中，除老彭外，再也不容易找到一位先輩，可以和老子的姓氏相适合的。
況且《老子》書中，常稱引古語，如“古之善為道者”，“古之善為士者”，正是“信而好古”。
難道不是老彭的思想麼？ 第六，推定《老子》為戰國初年的作品。
這是因為書中提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的話，又提到“兩者各得其所欲”的話，以為是戰國初年的口氣。
第七，推定《老子》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這是因為書中的思想系統、文字語氣以及其他種種關系，非到戰國末年便不容易出現。
第八，推定《老子》是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約有三百多年的學說的集成品，并非出于一人手筆。
這是因為在《老子》書中，有楊朱的貴生，宋钘的非鬥，老聃的柔弱，關尹的清虛，慎到、莊周的棄知去己，戰國末年的重農愚民的思想以及兒良的兵家言。
我覺得上面幾種見解中，在七、八兩種是可注意的。
關于作者的推定，各持一說，這是很難得有定論的。
至于《老子》産生的年代，我以為由思想體系發展的路徑去推定，也是一種正當的方法。
如《孟子》後于《論語》，裡面有許多思想要點可以知道是由《論語》發展到《孟子》。
又如《中庸》後于《孟子》，裡面有許多思想要點可以知道是由《孟子》發展到《中庸》。
這樣看來，《老子》一書是在《莊子》之前，或在《莊子》之後，也是決定《老子》産生年代的分界線。
因為中國的哲學，體系最完備而含義最精的無過于這兩部書。
這兩部書的先後，如果任意位置，那就道家思想的體系，根本無法弄明白。
這兩部書的先後位置決定了，那就《老子》産生年代也可以決定十之八九了。
我是主張《老子》産生在《莊子》之後的。
我想從思想體系決定它們的先後，其理由在第二段以後詳說。
在上面所述第八種見解中，以為《老子》一書是各種思想的集成品，這話頗有見地。
我們知道，凡是富有高深哲理的書，幾乎都是各種思想的集成品。
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普羅泰戈拉和蘇格拉底四家思想的集成品麼？康德的《三大批判》，不是柏拉圖、亞裡士多德、洛克、休谟、萊布尼茨、沃爾夫乃至盧梭、福祿特爾各家思想的集成品麼？黑格爾的《大論理學》，不是赫拉克利特、芝諾、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乃至康德、費希特諸人思想的集成品麼？現在講到《老子》，我們知道《老子》一書，是有它的最完備的宇宙觀的，當然也不能說不是各家思想的集成品。
《呂氏春秋·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骈貴齊，陽生貴己，孫膑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這些思想，無論反面正面，在《老子》書中都包含着，又安知不是這些思想的集成品？不過《老子》思想的主源，在我看來，還是儒家，更其是儒家的《論語》。
其理由也在第二段以後說明。
我們對思想的檢讨，注重在思想體系，不能用東鱗西爪的方法，說某點出自東家，某點又出自西家。
所謂集大成乃是集體系的大成，不是胡亂雜湊。
胡亂雜湊，決不能成功一個整然的體系，更不能成功一種最完備的宇宙觀。
二、道家的自然主義 現在先說明《老子》思想的主源。
《論語》中記孔子的話。
說道：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幾句話，我認為是《老子》一書的主腦。
《老子》的根本思想，是“無為而無不為”。
所謂“天何言哉”不是“無為”的思想麼？在“天何言哉”的條件之下，卻能“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是“無為而無不為”麼？《老子》言天，純主自然，所謂“天地不仁”，便是說天無意志，天不作威福，這不是“天何言哉”的注釋麼？《孟子》紹述孔子的思想，也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緻而至者命也”的話，都有“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
不過孔、孟僅啟示一個輪廓，《老子》書中便用全力發揮這個意思。
原來，孔子的思想有許多地方是贊美自然的。
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叫他們各述自己的志願，而曾皙一人所述與其餘三人完全不同。
曾皙說道：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論語·先進》） 孔子聽了這段話，歎了一聲長氣，特别地贊美曾皙。
這是對自然主義的贊美。
又有一次，孔子發出一種“無為”的主張，說道：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論語·衛靈公》） 這也是對自然主義的贊美。
《老子》這部書正是發揮“無為而治”的思想的。
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所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都是一貫的理論。
《論語》上所說的都不過是個引線，而《老子》一書，便用全力說明，都可以見到《老子》之導源于《論語》。
還有，《老子》中頗富于辯證法的思想。
它認道是變動的，發展的。
這層意思，《論語》中也有明白的表示。
有一次，孔子在一條小河上，看到那滾滾不絕的河水，便發歎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逝者”便是流轉變動的現象，“不舍晝夜”，乃是永遠的流轉變動。
這兩句話，竟成了一部道家哲學。
《老子》是把道當作一種過程，引申到軌道、法則的意思。
它這樣說：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所謂“大曰逝”，是說宇宙之流轉變動，不是“逝者如斯夫”的意思麼？又所謂“逝曰遠”，是說宇宙永遠流轉變動，不是“不舍晝夜”的意思麼？《老子》講道，體系嚴密，不像《論語》僅僅提出一個引線而已。
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曾有過這樣的話： 人不能兩次立足于同一河流之中，因為水是流轉變動的。
他這句簡單的話，後來竟給予黑格爾一個絕大的暗示，成就他的辯證法。
我們知道思想體系的發展總是由簡而繁，由淺而深的。
《論語》之影響《老子》，和赫拉克利特之影響黑格爾正相類。
所以我說《論語》是《老子》思想的主源。
以上說明了兩點，一是自然主義，一是辯證法。
這兩點我認為是道家哲學的神髓。
但這兩點都在《論語》上提示過的。
不過《論語》僅僅給予一個提示，而發揚光大的，乃是道家哲學。
現在将道家的自然主義，作一系統的講述。
我認為道家的自然主義的思想，是由楊子而莊子，由莊子而《老子》，一步一步地發展出來的。
“道家”這個名稱，雖是起于秦以後，可是在秦以前走向自然主義的道路的，隻有這三家為最顯著。
現在我們先說楊子的思想。
楊朱在周、秦與儒墨相颉颃。
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可見楊朱在當時的思想界是很有威權的。
不過關于楊朱的思想很不容易考見，因為他沒有著述遺留下來。
我們現在隻能從周、秦舊著中所記載他的言行斷片，推測他的思想。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孟子》書中兩次提了“為我”，究竟“為我”應作如何的解釋，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輕下判斷的問題。
《呂氏春秋》有“陽生貴己”之語，或者“為我”即是“貴己”之意，然而這種判斷，仍然是不确定的。
《淮南子·氾論訓》有雲：“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所謂“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這就比“為我”“貴己”的意思确定多了。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這和儒家尚仁義的思想，墨家尚同的思想，确實有很大的區别。
因為這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
“為我”“貴己”所表現個人主義的色彩，是十分濃厚的。
這種學說在動亂的社會中容易受人歡迎，宜乎在當時能吸引許多的信奉者。
“全性保真”，同時又為自然主義的主眼。
因為道家一派的自然主義，就在“全性保真”。
“全性保真”，在《莊子》書中有一度的發揮，在《老子》書中，更作一種系統的說明。
而且都是從“不以物累形”去貫徹“全性保真”的主旨的，足見楊朱在道家不愧為一個開創的人。
崔述在《洙泗考信錄》卷一裡面說道： 《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托，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托之黃帝，《六韬》托之太公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為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朱也，猶之乎不辟神農而辟許行也。
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辟之而獨歸罪于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
人但知為黃、老而不複知其出于楊氏，遂有以楊、墨為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辟楊、墨者，楊子雲雲：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
蓋皆不知世所傳為黃、老之言者即“為我”之說也。
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為異端之魁。
嗚呼，冤矣。
崔述認《老子》一書都是根據楊朱的思想，不可謂非大膽的主張，但對“《道德五千言》為楊朱之徒所僞托”，不曾有所說明，所以尚不能引起社會上多大的注意。
《老子》一書，是楊朱思想的放大，我以為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老子》是一部有思想體系的書，它的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乃是它的骨幹，這就不得不溯源于《論語》了。
可是由楊子到《老子》，當中有一個橋梁，這便是《莊子》。
因為不經過《莊子》，則《老子》便不會達到體系完整，内容充實的地步。
就認識論的内容說，《莊子》比《老子》充實，若就宇宙觀的整個體系說，《老子》便比《莊子》強遠了。
《老子》是集《論語》、楊子為我說和《莊子》之大成的，所以它論述的對象特别地大。
現在論述道家的宇宙觀，就先從莊子說起。
《莊子·天下》篇雖非莊子所自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