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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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覺到不安。
在大陸上的時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講的機構、團體增加許多麻煩：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擠破桌椅。
所以後來差不多二三十年當中，我總避免演講。
像在北平，我從來沒有公開演講過；隻有過一次，也損壞了人家的椅窗。
在上海有一次在八仙橋青年會大禮堂公開演講，結果也增加他們不少損害。
所以以後我隻要能夠避免公開演講，就盡量避免。
今天在台灣大學因為預先約定是幾個學會邀約的學術演講，相信不會太擁擠。
但今天的情形——主席沈先生已向各位道歉——我覺得很不安。
我希望今天不會講得太長，而使諸位感覺得太不舒服。
那天台灣大學三個學會問我講什麼題目，當時我就說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而報紙上把下面的“一個看法”丢掉了。
如果要我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這個範圍似嫌太大，所以我今天還隻能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今年是我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二百周年紀念。
他們在去年準備時，就決定要舉行二百周年紀念的典禮。
典禮節目中的一部分，有十三個講演。
這十三個講演廣播到全美洲；同時将廣播錄音送到全世界，凡是有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的地方都要廣播。
所以這十三個廣播演講，在去年十一二月間就已錄音，全部總題目叫作“人類求知的權利”。
這裡邊又分作好幾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個演講）是講“人類對于人的見解”，第二部分（第五至第八個演講）是講“人類對于政治社會的見解”，第三部分（第九至第十三個演講）是講“近代自由制度的演變”。
他們要我擔任第六個演講，也就是第五至第八個演講“人類對于政治社會的見解”中的一部分。
我擔任的題目是《亞洲古代威權與自由的沖突》。
所謂亞洲古代，當然要把巴比倫、波斯、印度古代同中國古代都包括在内。
但限定每個演講隻有二十五分鐘錄音。
這樣大的題目，隻限定二十五分鐘的演講，使我得到一個很大的經驗與教訓。
因為這個題目，要從亞洲西部到東部，講好幾百年甚至一二千年古代亞洲的政治思想史，講起來是很費時的。
因此我先把這些國家約略地研究了一下；但研究結果，認為限定二十五分鐘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我覺得限定二十五分鐘時間的演講，隻能限于中國，同時對于這些亞洲西部古代國家關系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等方面的文獻甚少，所以最後我自己隻選擇了中國古代，并且對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這個題目又不能不加以限制。
同時我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得、很重要的機會，所以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幾種觀念——威權與自由沖突的觀念——特别提出四點（也可說是四件大事）來講。
結果就成為二十五分鐘的演講。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是無政府的抗議，以老子為代表。
這是對于太多的政府、太多的忌諱、太多的管理、太多的統治的一種抗議。
這種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個很獨立的、比較有創見的地位。
這一次強迫我花了四十多天時間，來預備一個二十五分鐘的演講。
經我仔細地加以研究，感到中國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個最大的、最有創見的貢獻，恐怕就是我們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張無政府主義。
他對政府抗議，認為政府應該學“天道”。
“天道”是什麼呢？“天道”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這可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他認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無為、放任、不幹涉。
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沒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無為而治。
所以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第一個放大炮的——老子——的無政府主義。
他的哲學學說，可說是無政府的抗議。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
孔子與孟子首先揭橥這種運動。
後世所謂“道家”（其實中國古代并沒有“道家”的名詞，此是後話，不在此論例），也可以說是這個自由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後來的莊子、楊朱，都是承襲這種學說的。
這種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和個人主義的起來，是由于他們把人看得特别重，認為個人有個人的尊嚴。
《論語》中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這個道理。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教育人參加政治，參加社會；這種人要有一種人格的尊嚴，要自己感覺到自己有一種使命，不能随便忽略他自己。
這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是第二件值得我們紀念的大事。
第三件大事，可算是中國古代極權政治的起來，也就是集體主義（極權主義）的起來。
在這個期間，墨子“上同”的思想，（這個“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實是上下的“上”字。
）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謂“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種極權主義。
以現在的新名詞說，就叫“民主集權”。
墨子的這種理論，影響到紀元前4世紀出來了一個怪人——商鞅。
他在西方的秦國，實行這種“極權政治”。
後來商鞅被清算死了，但這種極權制度還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内，把當時所謂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來統一中國，建立所謂“秦帝國”。
帝國成立以後，極權制度仍繼續存在，焚書坑儒，毀滅文獻，禁止私家教育。
這就是第三件大事。
所謂極權主義的哲學思想：極權國家不但起來了，而且是大成功。
第四件大事是，這個極權國家的打倒，無為政治的試行。
秦王政統一天下之後，稱他自己為秦始皇，以後他的兒子為二世，孫子為三世，以至于十世、百世、千世、萬世、無窮世。
殊不知非特沒有到萬世、千世、百世，所謂“秦帝國”，隻到了二世就完了。
這一個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極權國家，不到十五年就倒下去了。
第一個“秦帝國”沒有安定，第二個帝國的漢朝卻安定了。
什麼力量使他安定的呢？在我個人的看法，就要回到我說的第一件大事。
我以為這是那個無政府主義、無為的政治哲學思想來使他安定的。
秦始皇的帝國隻有十五年，漢朝的帝國有四百二十年：為什麼那個帝國站不住而這個帝國能安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漢朝的開國領袖能運用幾百年以前老子的無為的政治哲學。
漢朝頭上七十年工夫，就是采用了這種無為而治的哲學。
秦是以有
在大陸上的時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講的機構、團體增加許多麻煩：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擠破桌椅。
所以後來差不多二三十年當中，我總避免演講。
像在北平，我從來沒有公開演講過；隻有過一次，也損壞了人家的椅窗。
在上海有一次在八仙橋青年會大禮堂公開演講，結果也增加他們不少損害。
所以以後我隻要能夠避免公開演講，就盡量避免。
今天在台灣大學因為預先約定是幾個學會邀約的學術演講，相信不會太擁擠。
但今天的情形——主席沈先生已向各位道歉——我覺得很不安。
我希望今天不會講得太長，而使諸位感覺得太不舒服。
那天台灣大學三個學會問我講什麼題目，當時我就說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而報紙上把下面的“一個看法”丢掉了。
如果要我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這個範圍似嫌太大，所以我今天還隻能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今年是我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二百周年紀念。
他們在去年準備時，就決定要舉行二百周年紀念的典禮。
典禮節目中的一部分，有十三個講演。
這十三個講演廣播到全美洲；同時将廣播錄音送到全世界，凡是有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的地方都要廣播。
所以這十三個廣播演講，在去年十一二月間就已錄音，全部總題目叫作“人類求知的權利”。
這裡邊又分作好幾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個演講）是講“人類對于人的見解”，第二部分（第五至第八個演講）是講“人類對于政治社會的見解”，第三部分（第九至第十三個演講）是講“近代自由制度的演變”。
他們要我擔任第六個演講，也就是第五至第八個演講“人類對于政治社會的見解”中的一部分。
我擔任的題目是《亞洲古代威權與自由的沖突》。
所謂亞洲古代，當然要把巴比倫、波斯、印度古代同中國古代都包括在内。
但限定每個演講隻有二十五分鐘錄音。
這樣大的題目，隻限定二十五分鐘的演講，使我得到一個很大的經驗與教訓。
因為這個題目，要從亞洲西部到東部，講好幾百年甚至一二千年古代亞洲的政治思想史，講起來是很費時的。
因此我先把這些國家約略地研究了一下；但研究結果，認為限定二十五分鐘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我覺得限定二十五分鐘時間的演講，隻能限于中國，同時對于這些亞洲西部古代國家關系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等方面的文獻甚少，所以最後我自己隻選擇了中國古代，并且對于《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這個題目又不能不加以限制。
同時我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得、很重要的機會，所以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幾種觀念——威權與自由沖突的觀念——特别提出四點（也可說是四件大事）來講。
結果就成為二十五分鐘的演講。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是無政府的抗議，以老子為代表。
這是對于太多的政府、太多的忌諱、太多的管理、太多的統治的一種抗議。
這種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個很獨立的、比較有創見的地位。
這一次強迫我花了四十多天時間，來預備一個二十五分鐘的演講。
經我仔細地加以研究，感到中國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個最大的、最有創見的貢獻，恐怕就是我們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張無政府主義。
他對政府抗議，認為政府應該學“天道”。
“天道”是什麼呢？“天道”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這可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他認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無為、放任、不幹涉。
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沒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無為而治。
所以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第一個放大炮的——老子——的無政府主義。
他的哲學學說，可說是無政府的抗議。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
孔子與孟子首先揭橥這種運動。
後世所謂“道家”（其實中國古代并沒有“道家”的名詞，此是後話，不在此論例），也可以說是這個自由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後來的莊子、楊朱，都是承襲這種學說的。
這種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和個人主義的起來，是由于他們把人看得特别重，認為個人有個人的尊嚴。
《論語》中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這個道理。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教育人參加政治，參加社會；這種人要有一種人格的尊嚴，要自己感覺到自己有一種使命，不能随便忽略他自己。
這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是第二件值得我們紀念的大事。
第三件大事，可算是中國古代極權政治的起來，也就是集體主義（極權主義）的起來。
在這個期間，墨子“上同”的思想，（這個“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實是上下的“上”字。
）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謂“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種極權主義。
以現在的新名詞說，就叫“民主集權”。
墨子的這種理論，影響到紀元前4世紀出來了一個怪人——商鞅。
他在西方的秦國，實行這種“極權政治”。
後來商鞅被清算死了，但這種極權制度還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内，把當時所謂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來統一中國，建立所謂“秦帝國”。
帝國成立以後，極權制度仍繼續存在，焚書坑儒，毀滅文獻，禁止私家教育。
這就是第三件大事。
所謂極權主義的哲學思想：極權國家不但起來了，而且是大成功。
第四件大事是，這個極權國家的打倒，無為政治的試行。
秦王政統一天下之後，稱他自己為秦始皇，以後他的兒子為二世，孫子為三世，以至于十世、百世、千世、萬世、無窮世。
殊不知非特沒有到萬世、千世、百世，所謂“秦帝國”，隻到了二世就完了。
這一個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極權國家，不到十五年就倒下去了。
第一個“秦帝國”沒有安定，第二個帝國的漢朝卻安定了。
什麼力量使他安定的呢？在我個人的看法，就要回到我說的第一件大事。
我以為這是那個無政府主義、無為的政治哲學思想來使他安定的。
秦始皇的帝國隻有十五年，漢朝的帝國有四百二十年：為什麼那個帝國站不住而這個帝國能安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漢朝的開國領袖能運用幾百年以前老子的無為的政治哲學。
漢朝頭上七十年工夫，就是采用了這種無為而治的哲學。
秦是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