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政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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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綱。
待訪錄又有學校篇，主張當以學校為議政之所，此即古代博士官議政之遺意。
梨洲受學于劉蕺山，蕺山講學上承東林。
學校議政，即東林之主張。
王船山有讀通鑒論、宋論，皆史學。
則清初諸大儒，其學皆為經史之學，不得專目以為經學，豈不明顯之至。
經學在明古，史學在通今，皆人生實用之學。
唯諸大儒皆不願在清政權下求實用，故皆立志不仕，而徒托之空言。
孔子作春秋，乃天子之事，亦徒托空言而已。
自雍正後，文字獄大興，空言亦所不許。
一時學風，遂變而有乾嘉之經學。
其實乾嘉亦非盡經學，當時自稱為漢學，以示别于宋學。
漢儒治經，豈不曰通經緻用。
則乾嘉經學之緻用又何在，此又不可以不論。
後人論乾嘉經學，率分吳皖兩派。
皖派當始自江永，其為學則一尊朱子。
著書有儀禮經傳通解，即上承朱子意為之。
亦即會通經史，兼政與學，而可以上承杜佑，唯明白歸之一禮字，則上承宋學無疑。
又為近思錄注，專引朱子言注朱子所纂周、張、二程言，治宋學者必誦此書。
則皖學開山乃宋學，更又何疑。
戴震幼年親受學于江永，遭鄉裡譴責，襆被至京師。
以皖學治禮長于天文曆算之學，助秦蕙田編五禮通考。
此亦通經史，兼政學，較之江永、杜佑書益為博大。
而戴震又獲交于紀昀，入四庫館，助編四庫全書。
紀昀實反宋學，觀其閱微草堂筆記可知。
其時學人反宋乃反清，或主改定科舉考試标準。
清廷一主元明成規，用朱子書為标準。
又定陸稼書入祠孔子廟。
清廷大臣尊信朱子之學者大有人在，而稼書特一地方小官，未臻顯達之位，清廷特加崇祠，用心良苦。
呂留良專為科舉應用，闡申四書注，而提倡夷夏大防。
湘人曾靜，憑其書遊說陝督嶽鐘琪反清，文字獄遂起。
呂留良開棺戮屍，全家帶罪貶黑龍江。
雍正自為大義覺迷錄一書，頒之天下學官，為應科舉者一部必讀書。
稼書與留良為友，清廷非不知，而獲擢升孔子廟，以見讀朱子四書注有邪有正。
邪如留良，開棺戮屍。
正如稼書，則升祀孔子廟。
昭示天下，朝廷懸朱子四書注為功令，善讀如稼書，不善讀如留良，功罪判然。
然刺激過深，天下讀書人心終不服，紀昀即其一例。
紀昀亦曾罪谪西域，歸而主編四庫全書，乃于提要中多發反宋理學之微辭。
紀昀非專治經學，在其胸中當無後來漢學宋學之門戶存在。
其反宋乃反清廷，其意可知。
中國學人常以學評政，此乃中國學人傳統。
紀昀非能正學以言，然其編四庫全書菲薄宋儒，亦沾此傳統之餘潤。
戴震屢應舉不得中進士第，既交紀昀，其為孟子字義疏證，亦染此種心理。
毛奇齡先為四書改錯，已早在前。
反朱即反清廷之科舉制，毛意早然。
亭林日知錄明白反八股，又在毛前。
各人學問深淺不同，中正偏狹又不同。
戴震言主張義理乃以意見殺人，則明指大義覺迷錄等文字獄而言。
清末章炳麟始揭出其内蘊。
要之，戴震反宋，非為宏揚漢學可知。
吳派以惠棟為例，為易漢學一書，始明白揭舉漢學二字。
宋儒自周濂溪、邵康節、程伊川、張橫渠皆言易，與漢儒言易顯不同。
上溯王弼注易，亦非漢儒之傳。
惠棟為易漢學，乃上追漢博士之言以治易，以别于王弼以下之言易。
則稱易漢學，亦與言漢儒經學大不同。
又惠棟有後漢書注，有王漁洋詩注，則于經學外又兼治史學文學，其非專治漢學又可知。
錢大昕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其學亦兼經史，而尤以擅史學名。
就此二氏言之，則其時學風明示經史并重，不以專經為業。
而二氏皆恬退，淡于仕進，以在野學人主持風氣，與清初明遺老志節相似。
政
待訪錄又有學校篇，主張當以學校為議政之所，此即古代博士官議政之遺意。
梨洲受學于劉蕺山，蕺山講學上承東林。
學校議政，即東林之主張。
王船山有讀通鑒論、宋論，皆史學。
則清初諸大儒，其學皆為經史之學，不得專目以為經學，豈不明顯之至。
經學在明古，史學在通今，皆人生實用之學。
唯諸大儒皆不願在清政權下求實用，故皆立志不仕，而徒托之空言。
孔子作春秋，乃天子之事，亦徒托空言而已。
自雍正後，文字獄大興，空言亦所不許。
一時學風，遂變而有乾嘉之經學。
其實乾嘉亦非盡經學，當時自稱為漢學，以示别于宋學。
漢儒治經，豈不曰通經緻用。
則乾嘉經學之緻用又何在，此又不可以不論。
後人論乾嘉經學，率分吳皖兩派。
皖派當始自江永，其為學則一尊朱子。
著書有儀禮經傳通解，即上承朱子意為之。
亦即會通經史，兼政與學，而可以上承杜佑，唯明白歸之一禮字，則上承宋學無疑。
又為近思錄注，專引朱子言注朱子所纂周、張、二程言，治宋學者必誦此書。
則皖學開山乃宋學，更又何疑。
戴震幼年親受學于江永，遭鄉裡譴責，襆被至京師。
以皖學治禮長于天文曆算之學，助秦蕙田編五禮通考。
此亦通經史，兼政學，較之江永、杜佑書益為博大。
而戴震又獲交于紀昀，入四庫館，助編四庫全書。
紀昀實反宋學，觀其閱微草堂筆記可知。
其時學人反宋乃反清，或主改定科舉考試标準。
清廷一主元明成規，用朱子書為标準。
又定陸稼書入祠孔子廟。
清廷大臣尊信朱子之學者大有人在，而稼書特一地方小官，未臻顯達之位，清廷特加崇祠，用心良苦。
呂留良專為科舉應用，闡申四書注，而提倡夷夏大防。
湘人曾靜，憑其書遊說陝督嶽鐘琪反清，文字獄遂起。
呂留良開棺戮屍，全家帶罪貶黑龍江。
雍正自為大義覺迷錄一書，頒之天下學官，為應科舉者一部必讀書。
稼書與留良為友，清廷非不知，而獲擢升孔子廟，以見讀朱子四書注有邪有正。
邪如留良，開棺戮屍。
正如稼書，則升祀孔子廟。
昭示天下，朝廷懸朱子四書注為功令，善讀如稼書，不善讀如留良，功罪判然。
然刺激過深，天下讀書人心終不服，紀昀即其一例。
紀昀亦曾罪谪西域，歸而主編四庫全書，乃于提要中多發反宋理學之微辭。
紀昀非專治經學，在其胸中當無後來漢學宋學之門戶存在。
其反宋乃反清廷，其意可知。
中國學人常以學評政，此乃中國學人傳統。
紀昀非能正學以言，然其編四庫全書菲薄宋儒，亦沾此傳統之餘潤。
戴震屢應舉不得中進士第，既交紀昀，其為孟子字義疏證，亦染此種心理。
毛奇齡先為四書改錯，已早在前。
反朱即反清廷之科舉制，毛意早然。
亭林日知錄明白反八股，又在毛前。
各人學問深淺不同，中正偏狹又不同。
戴震言主張義理乃以意見殺人，則明指大義覺迷錄等文字獄而言。
清末章炳麟始揭出其内蘊。
要之，戴震反宋，非為宏揚漢學可知。
吳派以惠棟為例，為易漢學一書，始明白揭舉漢學二字。
宋儒自周濂溪、邵康節、程伊川、張橫渠皆言易，與漢儒言易顯不同。
上溯王弼注易，亦非漢儒之傳。
惠棟為易漢學，乃上追漢博士之言以治易，以别于王弼以下之言易。
則稱易漢學，亦與言漢儒經學大不同。
又惠棟有後漢書注，有王漁洋詩注，則于經學外又兼治史學文學，其非專治漢學又可知。
錢大昕主講蘇州紫陽書院，其學亦兼經史，而尤以擅史學名。
就此二氏言之，則其時學風明示經史并重，不以專經為業。
而二氏皆恬退，淡于仕進，以在野學人主持風氣，與清初明遺老志節相似。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