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政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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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為一統一大國，政統于上，學統于下。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傅說、伊尹、周公，政在上，而學亦輔之。
孔子起，學在下，而政亦尊之。
魯哀公、齊襄公、衛靈公、衛出公，以及陳楚君臣，皆知尊孔子。
曾子居費，子夏居西河，同為主政者所尊。
墨子尊于天下，與孔子同。
齊稷下先生七十人，厚其廪祿，恣其教授，不煩以政，為學官之增設。
秦博士官亦七十人，非政職，而得參預政議。
漢武帝改為五經博士，主學不主政，亦得參預政議，與秦博士同。
漢宣帝欲增公羊博士一席，亦由朝廷公卿與諸博士洽議始定。
王莽、劉歆欲增設博士，諸博士皆反抗，雖勉增設，光武中興，随即罷廢。
然東漢博士多倚席不講，在野開門授徒者，則聽衆四集，其盛遠勝于國立之太學。
黃巾作亂，相戒勿入鄭玄之鄉。
當時儒生之見重于社會有如此。
魏晉南北朝，學在門第。
魏孝文尤敬學，北周、北齊繼之，其風益甚。
隋初王通講學河汾，後世聲名遠超于魏晉南北朝曆代帝王卿相一切政治人物之上。
唐代亦設太學，而學者競趨進士考試，不以列名太學為榮。
宋胡瑗蘇湖講學，朝廷取其法為太學規模，并聘胡瑗掌教。
王荊公、程伊川任天子師，主師坐講，天子當立而聽。
及南宋朱子集儒學大成，雖與伊川先後遭僞學之禁，然下迄元代，其注四書及詩易諸經，定為國家科舉取士标準，曆明清兩代相承不變。
元代異族入主，一時學者群以不仕為高，而書院遍天下。
地方官初到任，必先赴書院聽講學。
明承其風，學者不尚仕進。
吳康齋、陳白沙身居林野，名高一世。
王陽明弟子亦多決意不仕。
東林始矯之，勉學者當志在廊廟，不當輕政務不以為重。
清政權亦以異族入主。
一時學者如顧亭林、李二曲、黃梨洲、王船山、陸桴亭，皆不仕。
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以匹夫而負天下興亡之責，非學林莫屬。
故中國人傳統觀念，學尤在政之上。
政當尊學，而學必通政。
可則進，不可則退。
合則留，不合則去。
學者可不仕，但不當學不通政，故必以經史為學。
詩、書、春秋，亦經亦史。
易言商周之際，亦仍史也。
政尚禮治，禮随時變，則禮通于政适于時，禮亦史也。
故曰六經皆史。
司馬遷為史記，即上承董仲舒發明孔子春秋之義，故曰：“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
”而司馬遷以其父議封禅與當時帝王意不合，禀承遺志，作為史記。
議禮即議政之大者，封禅之禮，即天人之際。
司馬遷為此下史學鼻祖。
史學即經學，經史一貫，其義如此。
唐杜佑著通典，典亦禮也。
一代之政，即一代之禮，古今一貫。
朝代有變，而典禮相通，讀杜佑書可知。
宋代歐陽修著新五代史，明夷夏之防，最可發明司馬遷史學之大義。
夷夏之辨，實即天人之際。
其為新唐書諸志，則頗符杜佑遺意。
司馬光與王安石新政不合，一意寫為資治通鑒一書。
退于政而務于學，政在當世，學則通于後代。
中國之學風，乃中國文化傳統之大意義所在。
縱或學有未合，而為學大體則無逃于此矣。
朱子有意為通鑒作綱目。
其書由其門人弟子成之。
中國學人之志節相承，此亦其一端。
清代顧亭林日知錄，首為經術，次曰治道。
考論曆代政制得失，以待後有王者取法。
此即經史一貫，政學相通，匹夫而負天下興亡之重任在是矣。
黃梨洲寫明夷待訪錄，首指明太祖廢相之非。
中國曆代宰相，自漢武帝用公孫弘，此下遂胥由學者任之。
不能正學以言，亦多曲學阿世者。
然終不能因噎廢食。
學人任相，乃中國傳統政制一不可廢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傅說、伊尹、周公，政在上，而學亦輔之。
孔子起，學在下，而政亦尊之。
魯哀公、齊襄公、衛靈公、衛出公，以及陳楚君臣，皆知尊孔子。
曾子居費，子夏居西河，同為主政者所尊。
墨子尊于天下，與孔子同。
齊稷下先生七十人，厚其廪祿，恣其教授，不煩以政，為學官之增設。
秦博士官亦七十人，非政職，而得參預政議。
漢武帝改為五經博士，主學不主政，亦得參預政議，與秦博士同。
漢宣帝欲增公羊博士一席，亦由朝廷公卿與諸博士洽議始定。
王莽、劉歆欲增設博士，諸博士皆反抗，雖勉增設，光武中興，随即罷廢。
然東漢博士多倚席不講，在野開門授徒者，則聽衆四集，其盛遠勝于國立之太學。
黃巾作亂，相戒勿入鄭玄之鄉。
當時儒生之見重于社會有如此。
魏晉南北朝，學在門第。
魏孝文尤敬學，北周、北齊繼之，其風益甚。
隋初王通講學河汾，後世聲名遠超于魏晉南北朝曆代帝王卿相一切政治人物之上。
唐代亦設太學，而學者競趨進士考試，不以列名太學為榮。
宋胡瑗蘇湖講學，朝廷取其法為太學規模，并聘胡瑗掌教。
王荊公、程伊川任天子師，主師坐講，天子當立而聽。
及南宋朱子集儒學大成，雖與伊川先後遭僞學之禁，然下迄元代，其注四書及詩易諸經，定為國家科舉取士标準，曆明清兩代相承不變。
元代異族入主，一時學者群以不仕為高，而書院遍天下。
地方官初到任，必先赴書院聽講學。
明承其風，學者不尚仕進。
吳康齋、陳白沙身居林野，名高一世。
王陽明弟子亦多決意不仕。
東林始矯之，勉學者當志在廊廟，不當輕政務不以為重。
清政權亦以異族入主。
一時學者如顧亭林、李二曲、黃梨洲、王船山、陸桴亭，皆不仕。
亭林言：“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以匹夫而負天下興亡之責，非學林莫屬。
故中國人傳統觀念，學尤在政之上。
政當尊學，而學必通政。
可則進，不可則退。
合則留，不合則去。
學者可不仕，但不當學不通政，故必以經史為學。
詩、書、春秋，亦經亦史。
易言商周之際，亦仍史也。
政尚禮治，禮随時變，則禮通于政适于時，禮亦史也。
故曰六經皆史。
司馬遷為史記，即上承董仲舒發明孔子春秋之義，故曰：“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
”而司馬遷以其父議封禅與當時帝王意不合，禀承遺志，作為史記。
議禮即議政之大者，封禅之禮，即天人之際。
司馬遷為此下史學鼻祖。
史學即經學，經史一貫，其義如此。
唐杜佑著通典，典亦禮也。
一代之政，即一代之禮，古今一貫。
朝代有變，而典禮相通，讀杜佑書可知。
宋代歐陽修著新五代史，明夷夏之防，最可發明司馬遷史學之大義。
夷夏之辨，實即天人之際。
其為新唐書諸志，則頗符杜佑遺意。
司馬光與王安石新政不合，一意寫為資治通鑒一書。
退于政而務于學，政在當世，學則通于後代。
中國之學風，乃中國文化傳統之大意義所在。
縱或學有未合，而為學大體則無逃于此矣。
朱子有意為通鑒作綱目。
其書由其門人弟子成之。
中國學人之志節相承，此亦其一端。
清代顧亭林日知錄，首為經術，次曰治道。
考論曆代政制得失，以待後有王者取法。
此即經史一貫，政學相通，匹夫而負天下興亡之重任在是矣。
黃梨洲寫明夷待訪錄，首指明太祖廢相之非。
中國曆代宰相，自漢武帝用公孫弘，此下遂胥由學者任之。
不能正學以言，亦多曲學阿世者。
然終不能因噎廢食。
學人任相，乃中國傳統政制一不可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