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政治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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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人，又每疑中國史籍多言政治，少言社會。
深言之，中國自來本無社會一觀念，因亦無社會一名詞。
國人依據西方觀念來讀中國書，自應有此疑。
抑且政治即社會中最主要所表現一事項，言政治亦即言社會。
中國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
”若謂民屬社會，君屬政治，則政治由社會而産生，亦即以社會為依歸。
中國文化大傳統，在政治、社會之相互影響間，特有一深義，即政治常由社會來領導，不由政治來領導社會，此一層必當申述。
中國古代乃一種封建政治，乃由宗法社會來，封建即依據于宗法，此即所謂禮。
禮之主要内容，即是宗法，富自然性，與政府制定法律強人以必從者不同。
故中國人所謂之禮治，與西方人所謂之法治，意義大不同。
中國古代政治組織，由宗法來。
同一政府，即同一宗族。
凡所統治，亦多同在此宗族之内。
列國由諸侯分治，天子所統治之中央，則僅王畿千裡。
天子與諸侯亦同一血統，同是親屬。
其所謂法，主要即是宗法。
及周室東遷，春秋戰國時代，宗法在政治上乃漸失其重要性，親親轉而為尊賢。
但由社會來領導政治，非由政治來領導社會之大傳統，則可謂依然仍無變。
禮今俗亦稱道理。
中國人觀念，政治須由天理人道來作領導。
法律則僅是政治下面一小項目，豈得與禮與道理相比。
中國人又有道統與法統之别。
法乃指政治上之大經大法言，但亦不得與道相比。
道則必在天下大群即社會方面。
戰國時，齊有稷下先生，招集弟子，自由講學，不治而議論。
所講即道，不負政治實際責任，僅從旁加以議論批評。
是中國人觀念，于政與道，高下輕重，其所分别，已顯然可見。
孟子主講學明道，其事即退隐亦可。
若苟從政，則須行道。
遂辭稷下俸不受。
荀子則三為稷下先生祭酒，其論政主法後王，宜與孟子意見不合。
秦代博士官，即承齊稷下先生制來，亦尊重社會自由學術思想之一種表現。
雖為政府一正式官位，亦不負政府任何實際的行政責任，隻備政府作顧問與參議。
博士官與稷下先生皆七十人，乃承孔子門人七十弟子來。
此亦當時政府俯從社會道統高出政治法統之一證。
但當時博士官有反對秦廷之廢封建興郡縣，謂其有違曆史傳統。
而秦廷乃堅不主複封建。
此乃當時實際政治上一大争議，遂使秦廷不得不廢止某些博士官，而焚其書。
此則由政府出面來禁止某些講學自由，而又禁止根據古代來批評現代，成為政府法統轉高踞在社會道統之上。
此事乃大反中國之傳統，遂永為後世人诟病，為秦始皇帝一大罪狀。
由中國傳統觀念言，則為秦始皇帝輕蔑上代之道統。
由近代國人之新觀念言，則謂秦始皇帝之專制。
亦複一重道統，一重法統，分别顯然。
漢高祖初即位，便下招賢令，謂願與天下諸賢來共治此國家。
政治大原則，不親親則尊賢。
要之，中國曆史傳統并無以天子一人來統治全國之一觀念，則亦顯然。
此下乃有賢良對策一制度，求由社會賢良來指導政府，此又與政府君相來統治社會之觀念有不同。
所謂賢良對策，乃由政府舉出幾條當前重要的政治問題來向社會賢良請教，謂之策問。
賢良們各自發抒自己意見為對策。
原文有記載，明白可稽。
漢武帝因于當時賢良政策，遂來改革朝廷上的博士官制度。
把代表後起百家言的博士盡廢了，專由研究古代經典王官學的來任博士，謂之五經博士。
但此事并非有意限制學術思想之自由。
百家言在社會仍可自由傳述，政府博士官則盡用治王官學者來擔任。
所謂王官學，更在百家言興起以前之古代。
中國政府本多專掌實際政治以外有關學術方面之官吏，如詩即掌于學官。
書與春秋即掌于史官。
易則掌于蔔筮之官。
禮則如天文曆法等，更由多官掌握。
秦始皇帝罷免博士官，并禁以古非今，則專掌古代王官學之博士，正多遭罷免。
如此則不免現實政治淩駕在學術傳統之上。
漢武帝則又尊重傳統學術于現實政治之上。
上視秦始皇帝，此一轉變，實涵有深義。
而近人乃常以秦始皇帝漢武帝并稱，此則大失之矣。
漢武帝又起用公孫弘為相，公孫弘在東海牧豕，亦由賢良對策出身。
中國曆史上以一平民為宰相，古代早有其例。
秦始皇帝時之李斯，亦即其一。
但自公孫弘始，宰相任用之制度乃大變，此下宰相可謂全由士人任之，絕少王親國戚。
此亦由漢武帝始。
西漢因有新的博士官制，遂有國立太學制之創興，由博士官分科任教。
太學行政與課程内容，一任博士自定，政府不加幹涉。
太學生畢業後，或留中央為郎，或返地方為吏，均有出仕政府之途徑。
此下中國政府乃成一士人政府，盡由社會上之士來組成。
故當時說孔子為漢制法，乃是說漢代之法統即承孔子所提倡之道統來。
遇太學中設科教讀有争議，亦由太學博士會議公決，政府大臣亦得參加。
其時政府大臣實幾已全由太學生出身，則此等會議，宜可參加。
如春秋本以榖梁傳為教本。
漢宣帝在民間時，曾學公羊春秋，及為天子，不能直接命令太學以公羊傳為教本，遂下诏太學舉行會議，終于增加公羊傳與榖梁傳同為教本。
而民間又有左氏傳，到王莽時亦經太學會議增為教本。
東漢起，又經罷廢。
唯在民間則左氏傳仍盛行，直待西晉大臣杜預為作注，左氏傳仍得列為此下太學之教本。
是則左氏廢于上，而仍盛行于下。
其他經籍尚有其例。
此見社會學術自由，可以影響政府，較之政府之影響社會，其力或更大。
西漢末，東漢初，太學五經教本既已确定，而社會之自由講學，私門授徒，創說新經義，則更為發展。
學者多不進太學而投向私門，一大師所在，學徒群集，結廬成市，如此情況，幾于遍國皆有。
東漢末，鄭玄乃高踞兩漢經師之冠冕。
不應政府征召，稱為征君。
黃巾作亂，戒不得入其鄉。
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相互關系，以學術為其最重要之一項，而上下之間，孰為主，孰為從，專就兩漢論，即已可資闡明。
漢代于征召賢良之外，又征召孝廉。
征召賢良，主要在向其請教政治問題。
征召孝廉，則為提倡社會風氣，乃政府從事對下教化之一端。
迄于東漢，孝廉乃更成為選舉之主要對象。
而社會亦由此興起了一大變。
位居高官，縱廉亦不得無餘财，退而居家，敬宗恤族，此亦一孝道。
而又得不為一豪戶。
此下門第之興，實與提倡
深言之，中國自來本無社會一觀念，因亦無社會一名詞。
國人依據西方觀念來讀中國書，自應有此疑。
抑且政治即社會中最主要所表現一事項，言政治亦即言社會。
中國古人言：“天生民而立之君。
”若謂民屬社會，君屬政治，則政治由社會而産生，亦即以社會為依歸。
中國文化大傳統，在政治、社會之相互影響間，特有一深義，即政治常由社會來領導，不由政治來領導社會，此一層必當申述。
中國古代乃一種封建政治，乃由宗法社會來，封建即依據于宗法，此即所謂禮。
禮之主要内容，即是宗法，富自然性，與政府制定法律強人以必從者不同。
故中國人所謂之禮治，與西方人所謂之法治，意義大不同。
中國古代政治組織，由宗法來。
同一政府，即同一宗族。
凡所統治，亦多同在此宗族之内。
列國由諸侯分治，天子所統治之中央，則僅王畿千裡。
天子與諸侯亦同一血統，同是親屬。
其所謂法，主要即是宗法。
及周室東遷，春秋戰國時代，宗法在政治上乃漸失其重要性，親親轉而為尊賢。
但由社會來領導政治，非由政治來領導社會之大傳統，則可謂依然仍無變。
禮今俗亦稱道理。
中國人觀念，政治須由天理人道來作領導。
法律則僅是政治下面一小項目，豈得與禮與道理相比。
中國人又有道統與法統之别。
法乃指政治上之大經大法言，但亦不得與道相比。
道則必在天下大群即社會方面。
戰國時，齊有稷下先生，招集弟子，自由講學，不治而議論。
所講即道，不負政治實際責任，僅從旁加以議論批評。
是中國人觀念，于政與道，高下輕重，其所分别，已顯然可見。
孟子主講學明道，其事即退隐亦可。
若苟從政，則須行道。
遂辭稷下俸不受。
荀子則三為稷下先生祭酒，其論政主法後王，宜與孟子意見不合。
秦代博士官，即承齊稷下先生制來，亦尊重社會自由學術思想之一種表現。
雖為政府一正式官位，亦不負政府任何實際的行政責任，隻備政府作顧問與參議。
博士官與稷下先生皆七十人，乃承孔子門人七十弟子來。
此亦當時政府俯從社會道統高出政治法統之一證。
但當時博士官有反對秦廷之廢封建興郡縣，謂其有違曆史傳統。
而秦廷乃堅不主複封建。
此乃當時實際政治上一大争議，遂使秦廷不得不廢止某些博士官，而焚其書。
此則由政府出面來禁止某些講學自由，而又禁止根據古代來批評現代，成為政府法統轉高踞在社會道統之上。
此事乃大反中國之傳統，遂永為後世人诟病，為秦始皇帝一大罪狀。
由中國傳統觀念言，則為秦始皇帝輕蔑上代之道統。
由近代國人之新觀念言，則謂秦始皇帝之專制。
亦複一重道統，一重法統，分别顯然。
漢高祖初即位，便下招賢令，謂願與天下諸賢來共治此國家。
政治大原則，不親親則尊賢。
要之，中國曆史傳統并無以天子一人來統治全國之一觀念，則亦顯然。
此下乃有賢良對策一制度，求由社會賢良來指導政府，此又與政府君相來統治社會之觀念有不同。
所謂賢良對策，乃由政府舉出幾條當前重要的政治問題來向社會賢良請教，謂之策問。
賢良們各自發抒自己意見為對策。
原文有記載，明白可稽。
漢武帝因于當時賢良政策，遂來改革朝廷上的博士官制度。
把代表後起百家言的博士盡廢了，專由研究古代經典王官學的來任博士，謂之五經博士。
但此事并非有意限制學術思想之自由。
百家言在社會仍可自由傳述，政府博士官則盡用治王官學者來擔任。
所謂王官學，更在百家言興起以前之古代。
中國政府本多專掌實際政治以外有關學術方面之官吏，如詩即掌于學官。
書與春秋即掌于史官。
易則掌于蔔筮之官。
禮則如天文曆法等，更由多官掌握。
秦始皇帝罷免博士官，并禁以古非今，則專掌古代王官學之博士，正多遭罷免。
如此則不免現實政治淩駕在學術傳統之上。
漢武帝則又尊重傳統學術于現實政治之上。
上視秦始皇帝，此一轉變，實涵有深義。
而近人乃常以秦始皇帝漢武帝并稱，此則大失之矣。
漢武帝又起用公孫弘為相，公孫弘在東海牧豕，亦由賢良對策出身。
中國曆史上以一平民為宰相，古代早有其例。
秦始皇帝時之李斯，亦即其一。
但自公孫弘始，宰相任用之制度乃大變，此下宰相可謂全由士人任之，絕少王親國戚。
此亦由漢武帝始。
西漢因有新的博士官制，遂有國立太學制之創興，由博士官分科任教。
太學行政與課程内容，一任博士自定，政府不加幹涉。
太學生畢業後，或留中央為郎，或返地方為吏，均有出仕政府之途徑。
此下中國政府乃成一士人政府，盡由社會上之士來組成。
故當時說孔子為漢制法，乃是說漢代之法統即承孔子所提倡之道統來。
遇太學中設科教讀有争議，亦由太學博士會議公決，政府大臣亦得參加。
其時政府大臣實幾已全由太學生出身，則此等會議，宜可參加。
如春秋本以榖梁傳為教本。
漢宣帝在民間時，曾學公羊春秋，及為天子，不能直接命令太學以公羊傳為教本，遂下诏太學舉行會議，終于增加公羊傳與榖梁傳同為教本。
而民間又有左氏傳，到王莽時亦經太學會議增為教本。
東漢起，又經罷廢。
唯在民間則左氏傳仍盛行，直待西晉大臣杜預為作注，左氏傳仍得列為此下太學之教本。
是則左氏廢于上，而仍盛行于下。
其他經籍尚有其例。
此見社會學術自由，可以影響政府，較之政府之影響社會，其力或更大。
西漢末，東漢初，太學五經教本既已确定，而社會之自由講學，私門授徒，創說新經義，則更為發展。
學者多不進太學而投向私門，一大師所在，學徒群集，結廬成市，如此情況，幾于遍國皆有。
東漢末，鄭玄乃高踞兩漢經師之冠冕。
不應政府征召，稱為征君。
黃巾作亂，戒不得入其鄉。
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相互關系，以學術為其最重要之一項，而上下之間，孰為主，孰為從，專就兩漢論，即已可資闡明。
漢代于征召賢良之外，又征召孝廉。
征召賢良，主要在向其請教政治問題。
征召孝廉，則為提倡社會風氣，乃政府從事對下教化之一端。
迄于東漢，孝廉乃更成為選舉之主要對象。
而社會亦由此興起了一大變。
位居高官，縱廉亦不得無餘财，退而居家，敬宗恤族，此亦一孝道。
而又得不為一豪戶。
此下門第之興，實與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