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柳田聖山讨論禅宗史的綱領柳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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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承先生寄贈thegenealogyofthetohistories【《燈史之系譜》】的mr.leonhurwityenglishtranslation【英譯本】及《唐末五代之河北地方與禅宗興起之曆史的社會情形》、《存獎》、《南院慧頤》各拔刷本,我真十分感謝!
那時候我要出國遠行,所以我沒有回信道謝,千萬請先生恕罪!
先生的《燈史之系譜》我已仔細讀完了。
我很佩服先生的功力,很高興我有機會得讀這一篇一百多頁的大文!【英文的日本名詞譯音,往往很不易認識,故我讀此文頗費力,——如sosei與sosei,konan與konan,如gi【魏】與sei【齊】,甚至于不認得我自己的姓名【koteki】。
我得益不少,我很感謝先生的好意!我已托朋友在京都代覓大文的日本文原文了。
我近年來也研究《寶林傳》,已寫了幾篇備自己參考的筆記,——如《惟白和尚關于、的記載》,《裡的唐碑》,《神會與》等等,但都未敢發表。
将來也許寫副本請先生指教。
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個中國思想史的“學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
所以我與先生的根本見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緻。
但我很高興,先生的大文的一部分結論是與我大緻相同的。
例如,先生說,中唐與晚唐有許多僞書與假曆史,都成了《景德傳燈錄》的原始資料,這完全是我贊同的。
又如,先生說“二十八代祖師”之說最早出現于《曆代法寶記》,我也同意。
【《大正大藏經》的《曆代法寶記》,金九經[韓國人]排印本《曆代法寶記》,都有無數錯誤。
我将來要出版一部校定的《曆代法寶記》,也許可以擡高此書的曆史價值。
】 又如,先生重視我的《神會和尚遺集》,我也很感覺榮幸。
貴國的學人,如宇井伯壽先生的《禅宗史研究》,至今不肯接受我在30年中指出的神會的重要,我頗感覺詫異。
根本的不同,我想是因為他們是佛教徒,而我隻是史家。
例如宇井先生引用中宗召慧能的诏書,他依據《全唐文》卷17,他豈不知道此诏是出于宋以後修改的《六祖壇經》!他若比勘《曹溪大師别傳》裡的“高宗”【!】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召慧能的诏書——此時“高宗”已死了22年了!——他就可以知道此中宗诏書完全暈僞造的了!《全唐文》是政府大官編的書,不記出各篇的來源,故往往不可信任。
宇井先生因此相信“神秀……推舉了比他自己更高明的慧能;由此可知,神秀與慧能對立之說是烏有之談”【宇井伯壽《禅宗史研究》,196】;他不知道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說的神秀“臨發之時……雲,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忍大師付囑,佛法盡在彼處。
”【宇井【一】,200引】,也都是信口妄語,全無曆史根據! 所以我看了先生此文裡大體承認我關于神會的研究成果,我很高興! 但我覺得先生大概沒有看見我的其他研究,如《楞伽宗考》、《菩提達摩考》、《白居易時代的禅宗世系》【研究白居易的《傳法堂碑》】一類的文字。
所以我想向先生陳述我對于禅宗“西土二十八祖”的傳說的一些見解。
我今日的看法是: 【1】菩提達摩來中國,是在劉宋晚年,他在中國北方住了50年左右,故他建立了一派“禅學”,有道宣的《續高僧傳》的《達摩傳》、《僧副傳》、《法沖傳》,及《習禅》總論可以作證。
【2】菩提達摩建立的宗派,用“四卷楞伽”為“心要”,故後來稱為“楞伽宗”。
參看我的《楞伽宗考》及淨覺的《楞伽師資記》。
【3】這個“楞伽宗”是注重“頭陀”苦行的,自達摩至神秀,自470左右至700年,都還是一個山林苦修的頭陀禅。
【看道世的《法苑珠林》的“六度”的“禅宗”一門。
】 【4】武後久視年中【700】诏請神秀入宮供養,使神秀成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于是山林的頭陀苦行的楞伽宗,成為都市的、宮廷的、朝野尊崇的國教了。
這就根本改變了楞伽宗的性質,——正如智者大師受陳、隋二代帝王的尊崇,就根本改變了南嶽天台一系禅門的性質一樣。
【5】但神秀門下的大師,如普寂,如義福,以及神秀同門的和尚,如法
我很佩服先生的功力,很高興我有機會得讀這一篇一百多頁的大文!【英文的日本名詞譯音,往往很不易認識,故我讀此文頗費力,——如sosei與sosei,konan與konan,如gi【魏】與sei【齊】,甚至于不認得我自己的姓名【koteki】。
我得益不少,我很感謝先生的好意!我已托朋友在京都代覓大文的日本文原文了。
我近年來也研究《寶林傳》,已寫了幾篇備自己參考的筆記,——如《惟白和尚關于、的記載》,《裡的唐碑》,《神會與》等等,但都未敢發表。
将來也許寫副本請先生指教。
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個中國思想史的“學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
所以我與先生的根本見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緻。
但我很高興,先生的大文的一部分結論是與我大緻相同的。
例如,先生說,中唐與晚唐有許多僞書與假曆史,都成了《景德傳燈錄》的原始資料,這完全是我贊同的。
又如,先生說“二十八代祖師”之說最早出現于《曆代法寶記》,我也同意。
【《大正大藏經》的《曆代法寶記》,金九經[韓國人]排印本《曆代法寶記》,都有無數錯誤。
我将來要出版一部校定的《曆代法寶記》,也許可以擡高此書的曆史價值。
】 又如,先生重視我的《神會和尚遺集》,我也很感覺榮幸。
貴國的學人,如宇井伯壽先生的《禅宗史研究》,至今不肯接受我在30年中指出的神會的重要,我頗感覺詫異。
根本的不同,我想是因為他們是佛教徒,而我隻是史家。
例如宇井先生引用中宗召慧能的诏書,他依據《全唐文》卷17,他豈不知道此诏是出于宋以後修改的《六祖壇經》!他若比勘《曹溪大師别傳》裡的“高宗”【!】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召慧能的诏書——此時“高宗”已死了22年了!——他就可以知道此中宗诏書完全暈僞造的了!《全唐文》是政府大官編的書,不記出各篇的來源,故往往不可信任。
宇井先生因此相信“神秀……推舉了比他自己更高明的慧能;由此可知,神秀與慧能對立之說是烏有之談”【宇井伯壽《禅宗史研究》,196】;他不知道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說的神秀“臨發之時……雲,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忍大師付囑,佛法盡在彼處。
”【宇井【一】,200引】,也都是信口妄語,全無曆史根據! 所以我看了先生此文裡大體承認我關于神會的研究成果,我很高興! 但我覺得先生大概沒有看見我的其他研究,如《楞伽宗考》、《菩提達摩考》、《白居易時代的禅宗世系》【研究白居易的《傳法堂碑》】一類的文字。
所以我想向先生陳述我對于禅宗“西土二十八祖”的傳說的一些見解。
我今日的看法是: 【1】菩提達摩來中國,是在劉宋晚年,他在中國北方住了50年左右,故他建立了一派“禅學”,有道宣的《續高僧傳》的《達摩傳》、《僧副傳》、《法沖傳》,及《習禅》總論可以作證。
【2】菩提達摩建立的宗派,用“四卷楞伽”為“心要”,故後來稱為“楞伽宗”。
參看我的《楞伽宗考》及淨覺的《楞伽師資記》。
【3】這個“楞伽宗”是注重“頭陀”苦行的,自達摩至神秀,自470左右至700年,都還是一個山林苦修的頭陀禅。
【看道世的《法苑珠林》的“六度”的“禅宗”一門。
】 【4】武後久視年中【700】诏請神秀入宮供養,使神秀成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于是山林的頭陀苦行的楞伽宗,成為都市的、宮廷的、朝野尊崇的國教了。
這就根本改變了楞伽宗的性質,——正如智者大師受陳、隋二代帝王的尊崇,就根本改變了南嶽天台一系禅門的性質一樣。
【5】但神秀門下的大師,如普寂,如義福,以及神秀同門的和尚,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