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劉備借荊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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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劉備借到荊州後，關羽立即就移防到江陵。
這時夏口就徹底放棄了。
劉氏在江夏的勢力就此完結。
1.7總結一下 根據劉備的請求、行動和後來雙方的應答内容，我們應可以知道： 劉備确實是向孫權借用了荊州的五個郡（其中兩個不是完整的）的地盤，做為自己發展的基地。
劉備在借用時，承諾以後得到新基地後，全部歸還所借的地盤。
由于劉備在最重要、最關鍵的赤壁大戰和南郡攻守戰中基本沒有出力，所以在後面分配地盤時隻能請求孫權借給一些供自己立足、發展，比較被動。
當時，劉備自身殘餘兵力不大，劉備不願冒險投入決戰，而想讓周瑜上前抵擋。
因此在戰後分配利益時，劉備實在是沒有什麼資本、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由于雙方開始商談結盟，是在劉備于當陽慘敗之後，實力大損，因此名義上是雙方結盟，而實際上等于劉備投到孫權的保護傘之下，隻是還保留着獨立性。
正如周瑜認為的：“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也就是說，如果不借荊州給劉備，劉備就是孫權手裡的“池中物”。
可見在周瑜等人眼中劉備在這個同盟中的地位。
二、孫權準備攻蜀問題 在《細說三國》中也論述了孫權的攻蜀問題，并認為《資治通鑒》的記載是錯誤的。
實際上該書沒有搞明白這裡面錯綜複雜的情況，而妄下結論。
該書認為《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記載孫權準備派孫瑜進攻益州，而劉備派兵占據沿江要害，不讓其通過是“極不可靠”的。
那時因為該書沒有将記載的時間搞清楚。
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 1、210年12月，周瑜占領江陵已經一年，局面比較穩定。
于是建議孫權攻取益州。
孫權批準了這個計劃，由周瑜和孫瑜共同執行。
這時由于沿江各戰略要點均在周瑜手中，所以周瑜的攻益州計劃中根本沒有要劉備參加的内容。
2、同月，孫權将該計劃通報于劉備，劉備極力反對。
但是孫權沒有理理睬。
3、同月，周瑜在返回江陵的路上病死，其攻蜀計劃暫時停止。
而就在本月，剛接任的魯肅就建議孫權将大部分荊州借給了劉備。
4、這時，孫瑜的大軍已經從丹陽（原駐防地）開進到了長江中遊夏口一帶（準确時間沒有記載，但是必定是在劉備借到荊州以後，而沒有進軍益州之前）。
5、由于荊州已經借給劉備，孫瑜軍無法通過，所以孫權又寫信給劉備，建議兩家共同出兵攻蜀。
由于劉備是準備自己獨占益州的，就以那些衆所周知的理由拒絕了孫權，并威脅要“被發入山”，同時派部隊阻擋不準孫瑜軍通過。
所以，孫權一共有兩個攻蜀的方案，第一個是周瑜制訂的，為單獨進軍益州；第二個是孫權（或其他的部将）制訂的，為孫劉共同進軍。
兩個方案均因各種原因沒有實行。
《細說三國》之所以得出錯誤結論，是因為沒有注意到《資治通鑒卷六十九》的這段記載前面有一個“初”字。
原文為：“二十年（215年）五月，……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甯等數勸孫權取蜀。
……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往夏口。
備不聽軍過，……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
” 這一段，說的根本不是215年發生的事情，而是210年底到211年初的事情，是為了介紹一下215年發生的孫劉兩家争奪荊州的起因。
《資治通鑒卷六十九》的這段記載實際是采用了《獻帝春秋》的說法。
有人以為這段記載有問題，其實，這段記載還是比較合理、可信的： “關羽屯江陵”——《關羽傳》記載：“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駐江北。
”夏口、江陵均在江北。
關羽也一直在江北作戰。
“張飛屯秭歸”——《張飛傳》記載：“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将軍。
”秭歸屬于宜都郡的範圍。
“諸葛亮據南郡”——諸葛亮不是具體帶兵的，因此在南郡範圍内督導各地。
“備自住孱陵”——劉備原先駐紮公安，孱陵距離公安很近，但是不靠近江邊，以免孫權水軍偷襲。
如果不移駐孱陵，那劉備就成為最前沿了。
至于周瑜（或孫瑜）的攻蜀計劃是否可行，另有專文進行讨論，這裡不再細說。
這時夏口就徹底放棄了。
劉氏在江夏的勢力就此完結。
1.7總結一下 根據劉備的請求、行動和後來雙方的應答内容，我們應可以知道： 劉備确實是向孫權借用了荊州的五個郡（其中兩個不是完整的）的地盤，做為自己發展的基地。
劉備在借用時，承諾以後得到新基地後，全部歸還所借的地盤。
由于劉備在最重要、最關鍵的赤壁大戰和南郡攻守戰中基本沒有出力，所以在後面分配地盤時隻能請求孫權借給一些供自己立足、發展，比較被動。
當時，劉備自身殘餘兵力不大，劉備不願冒險投入決戰，而想讓周瑜上前抵擋。
因此在戰後分配利益時，劉備實在是沒有什麼資本、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由于雙方開始商談結盟，是在劉備于當陽慘敗之後，實力大損，因此名義上是雙方結盟，而實際上等于劉備投到孫權的保護傘之下，隻是還保留着獨立性。
正如周瑜認為的：“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也就是說，如果不借荊州給劉備，劉備就是孫權手裡的“池中物”。
可見在周瑜等人眼中劉備在這個同盟中的地位。
二、孫權準備攻蜀問題 在《細說三國》中也論述了孫權的攻蜀問題，并認為《資治通鑒》的記載是錯誤的。
實際上該書沒有搞明白這裡面錯綜複雜的情況，而妄下結論。
該書認為《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記載孫權準備派孫瑜進攻益州，而劉備派兵占據沿江要害，不讓其通過是“極不可靠”的。
那時因為該書沒有将記載的時間搞清楚。
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 1、210年12月，周瑜占領江陵已經一年，局面比較穩定。
于是建議孫權攻取益州。
孫權批準了這個計劃，由周瑜和孫瑜共同執行。
這時由于沿江各戰略要點均在周瑜手中，所以周瑜的攻益州計劃中根本沒有要劉備參加的内容。
2、同月，孫權将該計劃通報于劉備，劉備極力反對。
但是孫權沒有理理睬。
3、同月，周瑜在返回江陵的路上病死，其攻蜀計劃暫時停止。
而就在本月，剛接任的魯肅就建議孫權将大部分荊州借給了劉備。
4、這時，孫瑜的大軍已經從丹陽（原駐防地）開進到了長江中遊夏口一帶（準确時間沒有記載，但是必定是在劉備借到荊州以後，而沒有進軍益州之前）。
5、由于荊州已經借給劉備，孫瑜軍無法通過，所以孫權又寫信給劉備，建議兩家共同出兵攻蜀。
由于劉備是準備自己獨占益州的，就以那些衆所周知的理由拒絕了孫權，并威脅要“被發入山”，同時派部隊阻擋不準孫瑜軍通過。
所以，孫權一共有兩個攻蜀的方案，第一個是周瑜制訂的，為單獨進軍益州；第二個是孫權（或其他的部将）制訂的，為孫劉共同進軍。
兩個方案均因各種原因沒有實行。
《細說三國》之所以得出錯誤結論，是因為沒有注意到《資治通鑒卷六十九》的這段記載前面有一個“初”字。
原文為：“二十年（215年）五月，……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甯等數勸孫權取蜀。
……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往夏口。
備不聽軍過，……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
” 這一段，說的根本不是215年發生的事情，而是210年底到211年初的事情，是為了介紹一下215年發生的孫劉兩家争奪荊州的起因。
《資治通鑒卷六十九》的這段記載實際是采用了《獻帝春秋》的說法。
有人以為這段記載有問題，其實，這段記載還是比較合理、可信的： “關羽屯江陵”——《關羽傳》記載：“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駐江北。
”夏口、江陵均在江北。
關羽也一直在江北作戰。
“張飛屯秭歸”——《張飛傳》記載：“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将軍。
”秭歸屬于宜都郡的範圍。
“諸葛亮據南郡”——諸葛亮不是具體帶兵的，因此在南郡範圍内督導各地。
“備自住孱陵”——劉備原先駐紮公安，孱陵距離公安很近，但是不靠近江邊，以免孫權水軍偷襲。
如果不移駐孱陵，那劉備就成為最前沿了。
至于周瑜（或孫瑜）的攻蜀計劃是否可行，另有專文進行讨論，這裡不再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