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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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将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其中著籍人數由于蜀漢末年政治衰敗，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隐瞞，但官吏人數則沒有隐瞞的必要。
所以“吏四萬人”可能接近實際。
無論怎樣說，蜀漢這樣小的國家，官吏人數竟如是之多，表明農民百姓的負擔是夠重的。
官吏的衆多，意味着地主階級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均有所擴張。
《華陽國志》記述蜀郡各縣的“冠冕大姓”、“冠蓋”、“甲族”、“姓族”、“望族”、“首族”，多為作官為吏的大姓豪族。
越是富庶的縣，大姓越多。
如蜀郡之武陽縣，“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
漢安縣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張、季、李、趙輩。
而程、石傑立，郡常秉議論選之”。
言程、石二姓最為冠冕，郡府常根據當地輿論選二姓之人為吏。
廣都縣“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郪縣“高、馬家世掌部曲”。
建安二十三年（213年），高勝、馬秦皆叛，合聚部伍達數萬人，被李嚴平定。
說明有的大姓豪族在經濟和人力上很有勢力。
但總的說來，蜀之大姓，較之吳、魏世族大姓仍有遜色。
他們既比不上吳之顧、陸、張、朱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更遠遜于魏之穎川荀氏、河内司馬氏之宮位亨通。
梁、益大姓擁有的部曲及活動能力亦不及魏、吳的強宗豪右。
從蜀漢統治集團的上層來看，他們一般比較廉潔，少有兼并。
劉備、諸葛亮身家孤單，子弟幼弱。
諸葛亮在成都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無法與當時豪姓大族相比。
蜀漢大臣中隻有李嚴和劉琰比較富有和奢侈，李嚴有“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劉琰“車服飲食，号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
其他的就很少能與他們相比。
如蜀漢大将軍費偉，“家不積财，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大将軍姜維，“宅舍弊薄，資财無餘”；曾與諸葛亮并署左将軍、大司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财”；尚書令劉巴，“躬履清儉，不治産業”：車騎将軍鄧芝，“終不治産業，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财”；尚書令呂乂，“治身儉約”。
綜上所述，蜀漢政權既沒有觸犯地生階級的土地占有關系，也不曾奪取他們已有的部曲和奴婢。
事實是蜀漢地主大姓當官為吏者很多，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均有所擴張。
但蜀漢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實行法治，其統治集團上層較能躬履清儉，不多治産，史書上少有兼并土地和勞動力的記載，蜀漢地方豪族的勢力也遠不及魏、吳世族地主那樣強大，因而地主經濟的擴張并沒有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水利和農業諸葛亮在荊州隐居時，即“躬耕隴畝”，說明他看重農事，并不視之為賤業。
劉備得益州後，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
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進入成都，至建興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駐漢中，在蜀中施政治國達十三年之久，他着重處理的“務農殖谷”、“育養民物”諸事中，首先是維修與保護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在古代，流經今四川灌縣的岷江由山地進入平原，常有水災發生。
戰國時，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協作下，以竹籠裝石堆砌成都江魚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調濟了水量，又便利了澆灌，築成著名的都江堰。
都江堰古稱“都安大堰”，亦稱“湔堰”。
左思《蜀都賦》名之為“金堤”。
至西漢文、景二帝時
其中著籍人數由于蜀漢末年政治衰敗，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隐瞞，但官吏人數則沒有隐瞞的必要。
所以“吏四萬人”可能接近實際。
無論怎樣說，蜀漢這樣小的國家，官吏人數竟如是之多，表明農民百姓的負擔是夠重的。
官吏的衆多，意味着地主階級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均有所擴張。
《華陽國志》記述蜀郡各縣的“冠冕大姓”、“冠蓋”、“甲族”、“姓族”、“望族”、“首族”，多為作官為吏的大姓豪族。
越是富庶的縣，大姓越多。
如蜀郡之武陽縣，“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
漢安縣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張、季、李、趙輩。
而程、石傑立，郡常秉議論選之”。
言程、石二姓最為冠冕，郡府常根據當地輿論選二姓之人為吏。
廣都縣“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郪縣“高、馬家世掌部曲”。
建安二十三年（213年），高勝、馬秦皆叛，合聚部伍達數萬人，被李嚴平定。
說明有的大姓豪族在經濟和人力上很有勢力。
但總的說來，蜀之大姓，較之吳、魏世族大姓仍有遜色。
他們既比不上吳之顧、陸、張、朱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更遠遜于魏之穎川荀氏、河内司馬氏之宮位亨通。
梁、益大姓擁有的部曲及活動能力亦不及魏、吳的強宗豪右。
從蜀漢統治集團的上層來看，他們一般比較廉潔，少有兼并。
劉備、諸葛亮身家孤單，子弟幼弱。
諸葛亮在成都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無法與當時豪姓大族相比。
蜀漢大臣中隻有李嚴和劉琰比較富有和奢侈，李嚴有“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劉琰“車服飲食，号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
其他的就很少能與他們相比。
如蜀漢大将軍費偉，“家不積财，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大将軍姜維，“宅舍弊薄，資财無餘”；曾與諸葛亮并署左将軍、大司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财”；尚書令劉巴，“躬履清儉，不治産業”：車騎将軍鄧芝，“終不治産業，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财”；尚書令呂乂，“治身儉約”。
綜上所述，蜀漢政權既沒有觸犯地生階級的土地占有關系，也不曾奪取他們已有的部曲和奴婢。
事實是蜀漢地主大姓當官為吏者很多，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均有所擴張。
但蜀漢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實行法治，其統治集團上層較能躬履清儉，不多治産，史書上少有兼并土地和勞動力的記載，蜀漢地方豪族的勢力也遠不及魏、吳世族地主那樣強大，因而地主經濟的擴張并沒有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水利和農業諸葛亮在荊州隐居時，即“躬耕隴畝”，說明他看重農事，并不視之為賤業。
劉備得益州後，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
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進入成都，至建興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駐漢中，在蜀中施政治國達十三年之久，他着重處理的“務農殖谷”、“育養民物”諸事中，首先是維修與保護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在古代，流經今四川灌縣的岷江由山地進入平原，常有水災發生。
戰國時，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協作下，以竹籠裝石堆砌成都江魚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調濟了水量，又便利了澆灌，築成著名的都江堰。
都江堰古稱“都安大堰”，亦稱“湔堰”。
左思《蜀都賦》名之為“金堤”。
至西漢文、景二帝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