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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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自問世以來就在民間廣泛流傳，人們欣賞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數讀者也由此認識和了解了東漢末年至西晉統一這近百年的曆史，《三國演義》由此獲得了作為曆史小說的久盛不衰的魔力。
近些年來，随着各類管理技術的精細化和海外企業界對《三國》的重視，國内的三國研究出現了興盛的局面，人們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努力開掘蘊涵于其中的管理學、領導學經驗和謀略智慧，并試圖指出這些經驗和智慧對當今社會生活某一側面的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
這一切，都是極有創意的工作。
對《三國演義》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它的内涵？十七年前，中國思想大解放的帷幕開啟有年，青年學人從各個領域率直闡發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見解，在西安就讀研究生的馮立鳌經學界前輩的悉心指點，帶着對社會生活的細心觀察和真知灼見，走進了《三國演義》的世界，寫就了論析“三國”制勝謀略的論著，并以此在出版界、學界和市場上大獲成功。
1997年，馮立鳌總結他對《三國演義》研究的心得，寫了《〈三國演義〉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學》，明确表達了他對《三國演義》内涵的一種新認識。
我贊賞馮立鳌同志把《三國演義》當作曆史文化著作和哲學著作來讀的新認識，并贊賞他在《三國》研究中對這一方法的開創性運用。
作者以文化的心态捕捉文化現象并安排體例結構，以哲學的視角去審視曆史、提升事理，把《三國》研究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屬于當代學人賦予《三國演義》的新的生命力。
全書将《三國演義》作為民族心理的沉澱物來看待，因而在許多地方涉及對某一社會階層和對民族心理的剖析。
如從儒、老思想影響熏陶方面入手，結合中國曆史上的政治狀況，深刻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較強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脫的“歸隐”心，分析揭示了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現。
又如對魏延與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将其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對民族群體意識的解剖分析。
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關系中孔明總體上的失誤，又不把這種失誤完全歸咎于孔明個人，認為孔明的失誤反映出了當時民族意識中的一個重大缺陷，從而認為“魏
近些年來，随着各類管理技術的精細化和海外企業界對《三國》的重視，國内的三國研究出現了興盛的局面，人們的眼光已突破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努力開掘蘊涵于其中的管理學、領導學經驗和謀略智慧，并試圖指出這些經驗和智慧對當今社會生活某一側面的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
這一切，都是極有創意的工作。
對《三國演義》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它的内涵？十七年前，中國思想大解放的帷幕開啟有年，青年學人從各個領域率直闡發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見解，在西安就讀研究生的馮立鳌經學界前輩的悉心指點，帶着對社會生活的細心觀察和真知灼見，走進了《三國演義》的世界，寫就了論析“三國”制勝謀略的論著，并以此在出版界、學界和市場上大獲成功。
1997年，馮立鳌總結他對《三國演義》研究的心得，寫了《〈三國演義〉是形象化的政治哲學》，明确表達了他對《三國演義》内涵的一種新認識。
我贊賞馮立鳌同志把《三國演義》當作曆史文化著作和哲學著作來讀的新認識，并贊賞他在《三國》研究中對這一方法的開創性運用。
作者以文化的心态捕捉文化現象并安排體例結構，以哲學的視角去審視曆史、提升事理，把《三國》研究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屬于當代學人賦予《三國演義》的新的生命力。
全書将《三國演義》作為民族心理的沉澱物來看待，因而在許多地方涉及對某一社會階層和對民族心理的剖析。
如從儒、老思想影響熏陶方面入手，結合中國曆史上的政治狀況，深刻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較強的知遇感、依附性、自尊心及追求超脫的“歸隐”心，分析揭示了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的心理特征及其表現。
又如對魏延與孔明二人矛盾是非的分析，注意将其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大背景中，上升到對民族群體意識的解剖分析。
既肯定了在二人是非關系中孔明總體上的失誤，又不把這種失誤完全歸咎于孔明個人，認為孔明的失誤反映出了當時民族意識中的一個重大缺陷，從而認為“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