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1)

可與為非。

    ”（《後漢書》卷四八《爰延傳》）從爰延的話中，我們大緻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權危機為目的的臣權自強，還需在淨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離外戚、宦官的控制為解決問題的根本。

    可是，行至出口處還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 一條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許可的範圍内，涉入皇統的繼立，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法定繼統程序的維護。

    延光（122～125）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就爆發了以九卿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體抗争，出現了太仆來曆等十餘人前往鴻都門的請願事件，而對于繼嗣的北鄉侯劉懿，士大夫則視之為“疏孽”（《後漢書》卷五二《崔瑗傳》）。

    至永和（136～141）中，司隸校尉周舉就更加嚴厲地指出：“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

    ”（《後漢書》卷六一《周舉傳》） 二是通過“豫議”來掌握皇統繼立的主動權。

    在東漢，一般在皇統中斷，需要外藩入繼的情況下，士大夫有權在公卿會議上提出繼統人選。

    雖然是在走過場，但提出來，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場，或可有萬一的收獲。

    士大夫的标準，如李固所言：“今當立帝，宜擇年長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

    ”（《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間也要達成共識，像質帝崩後，李固就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聯合達成意向，才在公卿會議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劉蒜作為繼統人選。

     這兩個方面體現着一個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為契機，扭轉政治頹勢，“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還有一條路就是将臣權自強發展到極至，行非常之舉。

    這在黨人嚴懲外戚、宦官黨羽處，就有了最初體現，像司隸校尉李膺審完權宦張讓弟張朔後，随即殺掉；南陽功曹岑晊等雖見赦令，仍舊将桓帝美人的親屬張泛繩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陽郡督郵張儉道逢宦官張讓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殺……雖然這些都是黨人的激憤之舉，但卻是任權的結果，具備了對抗皇權的态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