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誰覆爛柯棋

子荀卿列傳》，“田骈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之義。

    應該承認，俞平伯先生對紅學之所以為紅學的曆史過程的辨析，是很有見地的。

    從而可見第一流的學者參與或卷入紅學，就學科的樹義而言具有怎樣的學術典範意義。

    事實上，在王、蔡、胡的影響之下，參與或卷入紅學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者還有很多，連現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發表過專業性很強的研究《紅樓夢》的長篇論文，題目是《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

    此外，古文字學家容庚，敦煌學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唐史研究專家唐長孺，社會活動家王昆侖先生，文學史家鄭振铎、阿英、李長之、劉大傑等，都寫過有關《紅樓夢》的專文或專書。

     至于五十年代以後，跻身于紅學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

    翦伯贊、鄧拓、郭沫若、王力、郭紹虞、韓國磐、傅衣淩、程千帆、鄭朝宗等等，一口氣可以舉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專門研究古典小說的學者。

    我使用的是賈寶玉提倡的“疏不間親”的原則。

    另外旅居海外的趙岡教授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寫出《紅樓夢新探》，餘英時教授以史學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柳存仁、周策縱兩位先生，早已被視為紅學中人，但他們畢生治學，另有偉績，重點絕不在紅樓。

    潘重規先生固然以紅學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學和文字學的成就，早為學術界所矚目。

    馮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頗治紅學，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時也治藝術考古和譜牒之學。

    最近，旅居北美的曆史學家何炳棣先生，也對紅學發生了興趣，撰寫了一篇近三萬字的論文，汪榮祖先生推薦給我，已發表在《中國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