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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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據學在清代達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統治時期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通過設博學鴻詞、開四庫館牢籠知識分子的文化政策有關，學者們沉潛古義，以處為出，既有益于學術，又可以自保。
如章太炎所說：“近世為樸學者，其善三：明徵定保，遠于欺詐；先難後得，遠于徼幸；習勞思善，遠于媮惰。
故其學不應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
”《檢論》卷四：《學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另一方面，以考據為其特征的清代漢學，又是直承宋明理學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學末流而來，雖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現的，卻是中國學術發展之必然。
早在明朝的嘉、萬年間，陳第撰《毛詩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風，提出“本證”、“旁證”的原則。
參看謝國桢：《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之前，楊慎著《丹鉛總錄》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證事物見長，随後又有陳耀文的《正楊》、《翼楊》等書，繼續加以辨證，開了考證學的先河參看謝國桢：《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至顧炎武則進一步發揮之，所謂“亭林之學，成于責實”(包世臣語)，終于為專門漢學的興起準備下堅實的地基。
隻是到了後來，繁瑣日甚，始于考據，止于考據，完全丢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倡導的經世緻用的傳統，把考據和義理對立起來，這已是漢學的末流了。
同時代人章學誠已發為抗議，批評當時的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卷九：《與汪龍莊書》第82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顯然單純的漢學已不能滿足我國學術發展的需要。
回過頭來看，還是戴震和章學誠的态度和方法比較允當，既糾正了宋明儒末流的鑿空之弊，
如章太炎所說：“近世為樸學者，其善三：明徵定保，遠于欺詐；先難後得，遠于徼幸；習勞思善，遠于媮惰。
故其學不應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
”《檢論》卷四：《學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另一方面，以考據為其特征的清代漢學，又是直承宋明理學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學末流而來，雖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現的，卻是中國學術發展之必然。
早在明朝的嘉、萬年間，陳第撰《毛詩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風，提出“本證”、“旁證”的原則。
參看謝國桢：《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之前，楊慎著《丹鉛總錄》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證事物見長，随後又有陳耀文的《正楊》、《翼楊》等書，繼續加以辨證，開了考證學的先河參看謝國桢：《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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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顧炎武則進一步發揮之，所謂“亭林之學，成于責實”(包世臣語)，終于為專門漢學的興起準備下堅實的地基。
隻是到了後來，繁瑣日甚，始于考據，止于考據，完全丢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倡導的經世緻用的傳統，把考據和義理對立起來，這已是漢學的末流了。
同時代人章學誠已發為抗議，批評當時的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卷九：《與汪龍莊書》第82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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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單純的漢學已不能滿足我國學術發展的需要。
回過頭來看，還是戴震和章學誠的态度和方法比較允當，既糾正了宋明儒末流的鑿空之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