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又避免走向考證就是一切的極端，将義理、考據、詞章結合起來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披露，戴震開始認為：“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

    ”後來又說：“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

    ”這一轉變，說明戴氏學術思想是義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義理的地位。

    見《戴震集》附錄三，第486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兼顧并用，實為中國學術的優秀傳統，今天仍值得弘揚。

     章炳麟把清儒治學原則歸納為六點：一、審名實；二、重佐證；三、戒妄牽；四、守凡例；五、斷情感；六、汰華辭。

    《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說林下》。

    這六點既是考據的原則，又是考據的方法，對學術研究具有普遍意義。

    廣義地說，文史各學科均離不開考證，并不是隻有研究《紅樓夢》才需要。

    那末，為什麼還要說紅學之為紅學與考證有關呢?問題在于，《紅樓夢》不是一般的作品，我們前面指出的諸種特殊性，特别是成書過程的複雜性，使得紅學考證顯得格外必要。

    研究問題的前提條件是弄清楚對象的性質，如果《紅樓夢》是誰寫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後人妄改，何者為脂批，何者為正文，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有哪些異同，這些基本問題不分辨清楚，紅學就失去了穩定的對象，一門學科的形成便無可能。

    另外幾部古典文學名著雖然也存在類似問題，如《金瓶梅》的作者問題迄無定論，《水浒》的成書過程也相當複雜，但情形都不像《紅樓夢》這樣嚴重。

    而解決這些問題，就須借助于考證。

    胡适在《紅樓夢考證》中說的：“我們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迹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

    這些問題乃是《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