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生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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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對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大論戰，是考證派紅學的轉折點。
如果說這以前紅學考證處于不斷發展之中，并在1962至1963年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時形成高潮，那麼，這以後紅學考證便從高蜂上跌落下來，逐漸走向平淡無奇的道路，至少對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曆史的考證是如此。
出現這種情況，固然與六十年代後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國内發生動亂有關，主要還是由于考證派紅學自身出現了危機。
紅學考證必須以客觀材料為前提，而材料的發掘受種種條件的制約，到一定時期就要達到一個相對的極限。
如同餘英時先生所說：“新材料的發現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
一旦新材料不複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于停頓。
”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6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增訂版。
所以，考證派紅學的危機，首先是材料的危機。
盡管六十年代中期以來，陸續有過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資料被發現的消息，但常常真僞莫辨，一邊“發現”，一邊引起争議，很難作為研究紅學或者曹學的科學依據1973年吳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公布了新發現的《廢藝齋集稿》殘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董邦達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題畫石詩；1977年，又在北京發現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詩的兩個書箱；還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老屋的題壁詩文等，應該說都是極為重要的“發現”，但對其真僞，紅學界看法頗不一緻，至今未獲解決。
。
當然危機也好，停頓也好，都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說的，考證派紅學并沒有從某一天開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
挖掘新材料有困難，對舊材料重新加以考訂，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結論。
趙岡的《紅樓夢新探》就是一千個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紅學考證必須以新發現的材料為依據，則《新探》絕沒有這個條件，這一點，作者在序言裡說得很清楚：“我們因受環境及時間所限，無法按自己設想的線索去發掘原始材料。
書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經别人反複讨論了很久。
我們不過是把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
”趙岡、陳鐘毅：《紅樓夢新探》第1頁，香港文藝書屋1970
如果說這以前紅學考證處于不斷發展之中，并在1962至1963年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時形成高潮，那麼，這以後紅學考證便從高蜂上跌落下來，逐漸走向平淡無奇的道路，至少對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曆史的考證是如此。
出現這種情況，固然與六十年代後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國内發生動亂有關，主要還是由于考證派紅學自身出現了危機。
紅學考證必須以客觀材料為前提，而材料的發掘受種種條件的制約，到一定時期就要達到一個相對的極限。
如同餘英時先生所說：“新材料的發現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
一旦新材料不複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于停頓。
”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6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增訂版。
所以，考證派紅學的危機，首先是材料的危機。
盡管六十年代中期以來，陸續有過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資料被發現的消息，但常常真僞莫辨，一邊“發現”，一邊引起争議，很難作為研究紅學或者曹學的科學依據1973年吳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發表《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公布了新發現的《廢藝齋集稿》殘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董邦達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題畫石詩；1977年，又在北京發現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詩的兩個書箱；還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老屋的題壁詩文等，應該說都是極為重要的“發現”，但對其真僞，紅學界看法頗不一緻，至今未獲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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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危機也好，停頓也好，都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說的，考證派紅學并沒有從某一天開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
挖掘新材料有困難，對舊材料重新加以考訂，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結論。
趙岡的《紅樓夢新探》就是一千個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紅學考證必須以新發現的材料為依據，則《新探》絕沒有這個條件，這一點，作者在序言裡說得很清楚：“我們因受環境及時間所限，無法按自己設想的線索去發掘原始材料。
書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經别人反複讨論了很久。
我們不過是把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
”趙岡、陳鐘毅：《紅樓夢新探》第1頁，香港文藝書屋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