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紅學産生的時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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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蔡元培是著名的學者兼革命家,曾積極參加辛亥革命,自然具有反滿思想。

    他們為《紅樓夢》做索隐,與其說出于學術的目的,不如說思想的原因更加重要。

    至于鄧狂言,反滿的種族思想尤其強烈,許多發揮之處簡直是破口大罵。

    他在《釋真》中征引的清朝野史和宮廷轶聞最多,因此附會的程度也超過其他索隐著作。

    “政治曆史小說”的概念,就是鄧狂言提出來的鄧氏《紅樓夢釋真》對第九十八回的一段索隐寫道:“近人謂紅樓可謂之言情之書,而實不能謂為高尚純潔貞一之愛情之标準。

    又曰紅樓之言情,隻寫得癡兒女之一部分,此言誠深得紅樓之表面文字矣。

    夫所謂高尚、純潔、貞一愛情,甯易言之。

    古詩雲,‘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尚未能到此程度。

    意惟《聊齋》中之喬女,足以當此。

    然彼固劈空撰出,而實别有所托,未必女界中果有其入。

    《紅樓》之底面為種族的政治曆史小說,烏得有此?”。

    從根本上說,蔡元培和鄧狂言都是政治索隐派,時代思潮和文化環境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視。

    壽鵬飛和景梅九雖然去辛亥革命稍遠,但辛亥革命面對的問題,在他們生活的二三十年代并沒有全部解決。

    三十年代的日本發動侵華戰争,陷中國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學者們的種族思想再次被喚醒,以弘揚種族思想為特征的紅學索隐派又躍躍欲試,正不足怪。

     關于這一點,景梅九在《紅樓夢真谛》的代序言中說得很直白,毫不隐諱促使他為《紅樓夢》做索隐的時代的和政治的因素。

    他寫道: 乃不意迩來強寇侵淩,禍迫亡國,種族隐痛,突激心潮。

    回誦“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以及“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兩絕句,頗覺原著者亡國悲恨難堪,而一腔紅淚傾出雙眸矣。

    蓋荒者,亡也,唐者,中國也,即亡國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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