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派紅學籠罩下的小說批評派紅學（1）

矣，而離婚不得自由……誠以婚姻者以愛情為結合，愛情既渝，為婚姻自然當離也。

    于是社會學者，倡為廢去婚姻制度之說……以餘論之，男女相合之事約可分為四期。

    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雜媾，無所謂夫婦，此一期也。

    定以法制，以防淫縱，然野蠻故态，仍未盡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為二期也。

    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婦狎妓等事，隻能以道德相規，不能以法律相繩，此第三期也。

    為離為合，純任愛情，此第四期也。

    以理言之，自以第四期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純美，又知以衛生為念，然後可行，否則将複返于榛狂之世矣。

    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級，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

    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設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絕迹于世，則法制終不可廢。

    故今日為計，仍以一夫一妻制最為合宜。

     此一系列觀念，我們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可以找到依據，立說既大膽，又平實，放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也沒有過時之感，反證出中國社會發展之緩慢。

    作者随後又提倡，愛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須“自重其愛情，尤當知重他人之愛情”。

    因此他聯系《紅樓夢》的有關描寫，認為寶玉的“濫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為根基的。

    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紅樓夢新評》，更多地是從社會改良的角度來剖解《紅樓夢》，主觀注入的思想多，客觀分析作品不夠。

    1914年《中華小說界》發表的成之的文章參見《紅樓夢卷》第二冊，第600至第620頁。

    ，在思想上多有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遺緒，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過主要是解釋第五回的一支支《紅樓夢曲》，見地雖不乏有，可是又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物各“代表主義”，則未免太鑿。

    他們近似于小說批評，還不能說是完全的小說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