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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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進入五十年代，開始了自有紅學以來最不尋常的經曆。
不論是胡、蔡論戰，還是考證派紅學在材料方面驚喜的發現，影響的範圍都是在學術界之内。
隻有五十年代初期環繞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展開的讨論，波及到了整個社會，甚至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生活。
就紅學的發展來說，這當然是不正常的。
但筆者無意重新探究那場讨論的前因後果，更不想對學術以外的現實政治因素細加辨析。
隻願指出，如果單純從學術的層面着眼，當時對俞平伯的研究紅學的角度和方法，存在很大的誤解。
李希凡和藍翎在批評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中，即表示不贊成把考證的方法運用到藝術形象的分析上，認為：“考證的方法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内活動，辨别時代的先後及真僞。
俞平伯先生卻越出了這個範圍，用它代替了文藝批評的原則，其結果，就是在反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紅樓夢問題讨論集》第一集，第67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顯然沒有将俞平伯的文學考證和胡适的曆史考證區别開來，忽視了俞先生所追求的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合流的特征，這是非常大的誤解。
誤解的後果是多重的。
俞先生本人固然因誤解而蒙冤，障蔽了讀者對他的紅學研究的理解，就研究方法而言，則使考證與小說批評分道揚镳。
從作品出發的文學考證，和小說批評原無矛盾，包括分析藝術形象，也可以輔之以考證的方法。
現在視兩種方法如水火冰炭，以為絕對不能相容共濟，必然造成對文學考證和小說批評的兩傷。
但另一方面，由于對俞平伯的批評發展到對整個紅學考證派的批評，帶有向占主流地位的考證派抗争的性質，客觀上可以為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發展造成有利的環境。
事實上，五十年代以後，依據小說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研究《紅樓夢》，是暢行無阻的。
正是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之下，小說批評派紅學枝葉日趨繁茂，結出了較豐碩的果實。
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收論文十七篇，是作為參加1955年至1956年《紅樓夢》讨論的成果，由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的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1957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再版，1
不論是胡、蔡論戰，還是考證派紅學在材料方面驚喜的發現，影響的範圍都是在學術界之内。
隻有五十年代初期環繞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展開的讨論，波及到了整個社會，甚至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生活。
就紅學的發展來說，這當然是不正常的。
但筆者無意重新探究那場讨論的前因後果，更不想對學術以外的現實政治因素細加辨析。
隻願指出，如果單純從學術的層面着眼，當時對俞平伯的研究紅學的角度和方法，存在很大的誤解。
李希凡和藍翎在批評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中，即表示不贊成把考證的方法運用到藝術形象的分析上，認為：“考證的方法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内活動，辨别時代的先後及真僞。
俞平伯先生卻越出了這個範圍，用它代替了文藝批評的原則，其結果，就是在反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紅樓夢問題讨論集》第一集，第67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顯然沒有将俞平伯的文學考證和胡适的曆史考證區别開來，忽視了俞先生所追求的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合流的特征，這是非常大的誤解。
誤解的後果是多重的。
俞先生本人固然因誤解而蒙冤，障蔽了讀者對他的紅學研究的理解，就研究方法而言，則使考證與小說批評分道揚镳。
從作品出發的文學考證，和小說批評原無矛盾，包括分析藝術形象，也可以輔之以考證的方法。
現在視兩種方法如水火冰炭，以為絕對不能相容共濟，必然造成對文學考證和小說批評的兩傷。
但另一方面，由于對俞平伯的批評發展到對整個紅學考證派的批評，帶有向占主流地位的考證派抗争的性質，客觀上可以為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發展造成有利的環境。
事實上，五十年代以後，依據小說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研究《紅樓夢》，是暢行無阻的。
正是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之下，小說批評派紅學枝葉日趨繁茂，結出了較豐碩的果實。
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收論文十七篇，是作為參加1955年至1956年《紅樓夢》讨論的成果，由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的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1957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再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