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1）

小說批評的方法亦不隻一端，二十世紀以來，小說批評發展為多種流派，如同小說創作一樣花樣翻新。

    但在中國，長時期主要是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被普遍采用，《紅樓夢》研究尤其如此。

    就《紅樓夢》這個具體對象來說，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是合适的，因為作品所展開的社會面非常廣闊，涉及到封建社會從經濟到政治到思想領域各個方面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滲透出強烈的曆史感，離開曆史的觀點勢必無法正确把握和評價《紅樓夢》的思想内容。

    問題是在發展過程中，文學以外的因素不斷侵擾文學，使批評方法發生變異，結果連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也不能堅持。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基本上是美學的批評，給小說批評派紅學開了一個好頭，但到後來，批評的美學因素已大為減少，隻強調曆史的批評或社會學的批評。

    這種情形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現了更大的變化，不僅美學的因素越來越少，曆史的和社會學的批評也不再時髦了，代之而興的是泛政治的批評，即把《紅樓夢》看做是封建社會末期階級鬥争的圖解，具體核算書中被統治階層有多少人物，統治階層有多少人物，全書共有多少條人命，以及賈府的地租收入、月例銀兩、日常開銷、婚喪排場等，凡涉及經濟方面的數字，都受到超出文學研究範圍的超常關注。

    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莊頭烏進孝交租子的場面，自然不是閑筆，作者聲氣活現地加以描繪，在總體藝術構思中肯定占有一定位置；甚至可以說這一情節多少觸及到了封建剝削集團與土地經營者之間的矛盾，擴大了《紅樓夢》反映的社會面。

    但過分誇大這一情節的作用，以為《紅樓夢》的精華就表現在這裡，或據此建立《紅樓夢》思想傾向的農民說，認為農民的反抗與掙紮是賈寶玉、林黛玉等産生叛逆思想的力量源泉，這樣來看問題，就大錯而特錯了。

    五十年代《紅樓夢》讨論時，劉大傑等提出農民說，還沒有完全脫離開作品的形象體系，也沒有格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