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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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就徘徊于這樣的歧途之中。

    當時的許多文章，表面看來采取的仍是小說批評的方法，對《紅樓夢》思想内容的發掘，不無個人所得，但批評的基調則是用單純地闡釋思想内容代替對作品的藝術分析，用曆史的批評淹沒美學的批評，用泛政治化的批評取代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用現實政治利益的權衡蓋過對作品的客觀評價。

    而且形成一種人雲亦雲的評紅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個調子做文章，使紅學的小說批評完全陷入絕徑。

    本來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隐派紅學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與索隐派一樣，都強調《紅樓夢》的政治内容，兩者在紅學觀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個時期的小說批評，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為援手，形成了紅學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局面。

    政治小說和政治曆史小說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創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又接過這一提法，弘揚得比索隐派更加廣泛。

    所以出現了奇怪的紅學現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基本上銷聲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紅學觀點卻一直在流行着，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隐派紅學一個時期有某種合流的迹象。

     筆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層面的發掘，有某些深入之處，有的比單純從言情的角度看待這部偉大作品要深刻一些。

    但批評方法的泛政治化，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違背文學的特性，發表的文章和論著越多，越說明小說批評的方法發生了危機，無法以此來代表紅學的學術成果。

    隻不過應該說明一點，紅學作為世界性的學問，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中國大陸的小說批評一個時期走向泛政治化，國外的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的研究者，并沒有一起感染此風，他們在堅持正常的小說批評，不時有不乏新意的論著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