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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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洗澡的情節,指出作者用的是險筆,故弄狡狯,後來寶玉探晴,已由燈姑娘從旁作證,使晴雯在讀者面前保持清白。

    還有繡春囊一事,餘英時說這自然是司棋與潘又安所失落,但第七十二回已說明被鴛鴦驚散,兩人并未成雙,仍未混淆情與淫的界限。

    宋淇論大觀園,側重于園子内部的興衰,餘英時對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關系更為注意。

    他寫道: 作者處處要告訴我們,《紅樓夢》中幹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肮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他要我們不要忘記,最幹淨的其實也是在肮髒的裡面出來的,而且,如果全書完成了或完整地保全了下來,我們一定還會知道,最幹淨的最後仍舊要回到最肮髒的地方去的。

    “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這兩句詩不但是妙玉的歸宿,同時也是整個大觀園的歸宿。

    妙玉不是大觀園中最有潔癖的人嗎?曹雪芹一方面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在主觀企求上,他是要這個世界長駐人間。

    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情地寫出了一個與此對比的現實世界。

    而現實世界的一切力量則不斷地在摧毀這個理想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不但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動态的,即采取一種确定的方向的。

    當這種動态關系發展到它的盡頭,《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也就升進到最高點了。

    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50頁至第51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版。

     這在對《紅樓夢》悲劇意義的理解方面,比宋淇又進了一步。

    而且由于作者是曆史學家,洞悉我國學術考據傳統的得失利弊,為了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點,率爾出位從小說批評的角度探究《紅樓夢》的創作意圖,這使我們格外看重這篇文章。

    其他許多論著大都是依據自己的或從别人借用來的美學觀念,來批評《紅樓夢》,餘英時則是從作品本身出發,概括出兩個世界的理論的。

     1971年9月出版的台灣《幼獅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三期,基本上是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專輯該刊此期刊載的文章計有:(一)徐小玲的《從寶玉的覺悟看紅樓夢的出世精神》;(二)呂正惠的《甄士隐與賈雨村》;(三)黃美序的《紅樓夢的世界性神話》;(四)黃挽華的《宗法社會的畸形面——談探春母女的沖突》;(五)康來新的《一雙感情事件的對比——齡官與賈薔》;(六)康來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氣韻的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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