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3）

此特别重視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第二，新典範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應藏在小說的内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性。

    ②我們從上述所引《紅樓夢評論》中的一些論述，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紅學觀念和研究方法，與餘英時所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征殊無二緻。

    不僅王國維，1925年與自傳說決裂的俞平伯，以及所有小說批評派的《紅樓夢》研究者，都是這樣看的。

    隻是餘英時先生尚需補充一點，就是從小說批評的角度觀察問題，除了強調《紅樓夢》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虛構性之外，同時也非常重視《紅樓夢》的寫實性，包括完全虛構的大觀園的寫實性，重視到認為它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從書中的人物身上可以“發現人類全體之性質”，當然這是迥然有異于自傳說的寫實性。

    餘英時描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征，強調《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的理想性和虛構性，而沒有把現實性和寫實性放到一定位置，這是他這組論文中的又一個疏漏之處。

     我感到詫異莫解的是，以餘英時先生的慎思明辨，何以竟忽略了王國維以來的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傳統?莫非他所說的新典範不是小說批評，而是另有所指?事實并非如此。

    不妨看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結尾處的一段話： 前面已說過，新典範與其他幾派紅學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于它把《紅樓夢》看作一部小說，而不是一種曆史文件。

    所以在新典範引導之下的《紅樓夢》研究是屬于廣義的文學批評的範圍，而不複為史學的界限所囿。

    其中縱有近似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曆史的考證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至29頁。

    。

     顯然餘英時所說的新典範就是小說批評派紅學，而且是不排除文學考證的小說批評，因此要說新典範，王國維固然合格，俞平伯也是很合格的，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