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争—《紅樓夢》的地點問題

章，發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進》第八期上，5月11日，劉大傑即在《晨報副刊》著文作答劉大傑；《再說紅樓的地點問題》，載《晨報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

    。

    5月22日，李玄伯又在《猛進》上刊出《再論紅樓夢及其地點》一文，繼續進行駁難。

    12月1日，《晨報》出版七周年紀念增刊，劉大傑在《紅樓夢裡重要問題的讨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中，再次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

    他并且把文章送給胡适看，胡适說：“據種種的考證，曹雪芹永遠沒有和陝西長安發生過關系。

    他死的時候，确實在北京。

    書中雖說長安，因古人多稱京師為長安的緣故。

    ”見劉大傑《紅樓夢裡的重要問題的讨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的“附記”，載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報七周年紀念增刊》但劉大傑并沒有接受胡适的意見，仍然堅持長安說。

    這之前，他還曾寫信給俞平伯，結果遭到俞的反駁，認為他的證據是“水中撈月”，明确表示“不能贊同”，并推薦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參見劉大傑和俞平伯的通信，載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報副刊》，題目标為《通信二則》。

    ，等于在劉、李論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邊。

     劉大傑的長安說顯然無法成立。

    特别後來甲戌本出現，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

    ”使長安說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

    但這一場關于《紅樓夢》地點問題的論争，卻很有影響，後來不斷有人重提這一“舊話”，即使未獲一緻結論，也可以起到激發人們的紅學興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