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争論—什麼是紅學（3）

讨論的幾點我見》中寫道：“最近幾個月似乎來了一股讨論《紅樓夢》的小熱潮。

    我個人認為這是可喜的現象，真理是愈辯愈明。

    不過我也覺得在讨論時有幾點應該注意之處。

    ”于是提出了四點：一是千萬避免使用侮罵的詞句；二是學術讨論沒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屬于程度性的問題，如《紅樓夢》的性質怎樣，不宜定出硬性的是非判斷标準；四是不要隻限于讨論現有材料，應設法發掘新材料。

    周策縱在《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則追溯《紅樓夢》研究的曆史，對許多紅學家不喜歡反面證據委婉地加以批評，提倡“自訟”式的辯難，要求“以當下之我攻當下之我”，認為“這樣的筆墨官司才不會退化成官司，這樣的辯難才算做擡學術杠”。

     趙岡和周策縱的文章都發表在《明報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這次論争基本上是在《明報月刊》上進行的，前後持續半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規始終沒有直接出面，直到1974年回答陳炳良的批評時陳炳良的《近年的紅學述評》一文，載香港《中華月報》1974年1月号。

    ，才又舊案重提，說徐複觀的文章“并未提出什麼新的問題”，并說：“‘王文’教訓我研究态度要誠實，引用材料要正确，他卻沾沾自喜地告訴我說：‘據吳恩裕的《考稗小記》，敦誠死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月十六日醜時，程偉元刊行《紅樓夢》時，敦誠已經死掉約十個月了。

    ’我查吳著，敦誠是卒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醜時，不知王文根據何種秘本。

    像這種‘信口開河’的寫作，辯論實在是一種浪費。

    ”潘重規：《近年的紅學述評商榷》，載《中華月報》1974年3月号。

    毋甯說，這也是一種回答吧。

    何況，當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潘先生的《紅學六十年》一書時，他把徐複觀的兩篇文章以及汪立穎、蔣鳳和趙岡、周策縱的文章都附錄在書後潘重規：《紅學六十年》第158頁至228頁，台北文吏哲出版社1974年9月初版。

    ，自然也是一種論争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