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科學方法與紅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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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即說是在那邊鬧着玩亦可。
” （３５）要區分文學與史學、文學與科學，就紅學而言，就必須放棄“自傳說”這一新紅學的中心觀念。
俞平伯發現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局限。
《紅樓夢》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客觀的知識性和可以讨論的公共性；但《紅樓夢》又是文學小說，不可能完全化約為可以中性處置的材料。
學者個人可以從事考證或文學鑒賞，但紅學本身卻不能以考證來範圍。
其實，胡雖未明說，但他實際上也遇到此一問題。
一方面，胡對高續評價不高，認為它與曹雪芹構想有許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寶玉的結局，本來小說一開始就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竈”，豈有“蘭桂齊芳”之理？而“懸崖撒手”怎麼能理解成“出家成仙”？還以嘲諷的語調說：“高鄂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中進士。
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６０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當１９２１年胡在亞東圖書館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紅樓夢》時，他選中恰恰是以有高續的程甲本。
因為它畢竟保留了悲劇性結局：“我們平心而論，高鹗補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
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
還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
這一點悲劇的眼光，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麼？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補本了。
”（３７）從考證上說，高續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傳，但從文學上說，高續保留了悲劇結局，胡本人沒有把這一矛盾展開論述。
文學不是史學，一定把文學問題全部劃為史學問題，新紅學就難免像索隐派那樣猜謎。
如果隻是考出《紅樓夢》的作者及其身世，隻是考出曹作高續，新紅學對索隐派就沒有多大破壞性，索隐屬于蔡元培所說的“情節考證”，與考證作者、時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
如果隻是提出“自傳說”，與索隐也無根本性沖突。
隻不過索隐派說《紅樓夢》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說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
胡針對蔡元培說：“因為不知道曹家的曆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傳。
”（３８）但嚴格來講，知道曹家曆史與相信《紅樓夢》是自傳之間還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建立聯系，就必須把小說的人物、情節之類與曹家故實一一對照落實，這與索隐已無實質區别。
胡本人不感到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開始就有些猶豫。
《紅樓夢辨》說把“自傳”的意義具體化為三層含義：為感歎自己身世而作、為情場忏悔而作、為十二钗作本傳，已經是對“自傳說”的廣義理解。
而且，即使是維護《紅樓夢》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說，俞也與胡不同。
１９２１年，俞在給顧颉剛的信中說：“從本書的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為最明确的事實。
”（３９）但因為沒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無法證明賈寶玉即是曹雪芹。
假如沒有别的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後發現曹雪芹與賈寶玉性格不同，俞甯願承認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
更嚴重的是，《紅樓夢辨》出版後不久，俞的立場就發生了明顯改變。
１９３０年的《〈紅樓夢讨論集〉序》中，俞已經在新紅學内部展開嚴厲的自我檢讨：“索隐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
《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别。
……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
以之笑索隐，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
”（４０）總之，小說取材于親身經曆因而有自傳的成分或性質是一回事，說小說就是自傳是另一回事。
１９２５年他告訴人們：“我恭恭謹謹地說，我新近發現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
”（４１）俞平伯發表此論的前後，批評“自傳說”的文章頻頻出現，重要如黃乃秋的《評胡适〈紅樓夢考證〉》一文，就指出“自傳說”“大背于小說之原理”，因為“《紅樓》為已經剪裁之人生”、“《紅樓》為超時空性之人生”、“《紅樓》為契合名理之人生” 、“《紅樓》為已經渲染之人生。
”（４２） 為什麼這些清醒的、也是屬于文學常識的觀念沒有改變“自傳說”，沒有改變以考證治紅學的主流？原因隻在“科學方法”四字。
１９２３年胡就發現：“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内幾乎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态度。
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學無上尊嚴地位的重要人物。
“五四”時期的“科學”概念主要不是與實驗科學、技術聯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
科學的權威雖早已确立，但正如嚴複所說：“今之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
”（４４）尊西固是時尚，但純西方意義崐上的科學卻沒有多少人能做。
當科學由具體的數理化轉化為相對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後，人們就可以不必實際從事那較難的“科學”，隻須運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學問，即可同屬于有無上地位的“科學”。
這就是胡說的：“學問是平等的。
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
”（４５）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它的領袖人物以胡适為代表不是緻力于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轉向文學翻譯或創作，而是回過頭去從事國故整理。
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需要專門讨論，但就他們本身而言，并不感到這是倒退。
随着１９２３年“科玄論戰”的開場，傳統考據是不是科學方法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張東荪就發示反對。
但在“五四”之後的一段時期，人文社會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績的，恰恰是學術積累深厚、學者容易上手的國學考證，紅學就是它的先驅。
此後，科學概念進一步分化演變，自然成為科學的主體，但由于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讨，所以考證也仍然在文史領域長期保持着基礎性的地位，在“規律論”的政治話語盛行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學術性的象征和保證。
總之，科學的強勢話語建立了、也維持了紅學的基本模式。
” （３５）要區分文學與史學、文學與科學，就紅學而言，就必須放棄“自傳說”這一新紅學的中心觀念。
俞平伯發現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局限。
《紅樓夢》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客觀的知識性和可以讨論的公共性；但《紅樓夢》又是文學小說，不可能完全化約為可以中性處置的材料。
學者個人可以從事考證或文學鑒賞，但紅學本身卻不能以考證來範圍。
其實，胡雖未明說，但他實際上也遇到此一問題。
一方面，胡對高續評價不高，認為它與曹雪芹構想有許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寶玉的結局，本來小說一開始就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竈”，豈有“蘭桂齊芳”之理？而“懸崖撒手”怎麼能理解成“出家成仙”？還以嘲諷的語調說：“高鄂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中進士。
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６０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當１９２１年胡在亞東圖書館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紅樓夢》時，他選中恰恰是以有高續的程甲本。
因為它畢竟保留了悲劇性結局：“我們平心而論，高鹗補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
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
還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
這一點悲劇的眼光，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麼？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補本了。
”（３７）從考證上說，高續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傳，但從文學上說，高續保留了悲劇結局，胡本人沒有把這一矛盾展開論述。
文學不是史學，一定把文學問題全部劃為史學問題，新紅學就難免像索隐派那樣猜謎。
如果隻是考出《紅樓夢》的作者及其身世，隻是考出曹作高續，新紅學對索隐派就沒有多大破壞性，索隐屬于蔡元培所說的“情節考證”，與考證作者、時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
如果隻是提出“自傳說”，與索隐也無根本性沖突。
隻不過索隐派說《紅樓夢》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說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
胡針對蔡元培說：“因為不知道曹家的曆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傳。
”（３８）但嚴格來講，知道曹家曆史與相信《紅樓夢》是自傳之間還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建立聯系，就必須把小說的人物、情節之類與曹家故實一一對照落實，這與索隐已無實質區别。
胡本人不感到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開始就有些猶豫。
《紅樓夢辨》說把“自傳”的意義具體化為三層含義：為感歎自己身世而作、為情場忏悔而作、為十二钗作本傳，已經是對“自傳說”的廣義理解。
而且，即使是維護《紅樓夢》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說，俞也與胡不同。
１９２１年，俞在給顧颉剛的信中說：“從本書的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為最明确的事實。
”（３９）但因為沒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無法證明賈寶玉即是曹雪芹。
假如沒有别的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後發現曹雪芹與賈寶玉性格不同，俞甯願承認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
更嚴重的是，《紅樓夢辨》出版後不久，俞的立場就發生了明顯改變。
１９３０年的《〈紅樓夢讨論集〉序》中，俞已經在新紅學内部展開嚴厲的自我檢讨：“索隐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
《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别。
……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
以之笑索隐，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
”（４０）總之，小說取材于親身經曆因而有自傳的成分或性質是一回事，說小說就是自傳是另一回事。
１９２５年他告訴人們：“我恭恭謹謹地說，我新近發現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
”（４１）俞平伯發表此論的前後，批評“自傳說”的文章頻頻出現，重要如黃乃秋的《評胡适〈紅樓夢考證〉》一文，就指出“自傳說”“大背于小說之原理”，因為“《紅樓》為已經剪裁之人生”、“《紅樓》為超時空性之人生”、“《紅樓》為契合名理之人生” 、“《紅樓》為已經渲染之人生。
”（４２） 為什麼這些清醒的、也是屬于文學常識的觀念沒有改變“自傳說”，沒有改變以考證治紅學的主流？原因隻在“科學方法”四字。
１９２３年胡就發現：“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内幾乎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态度。
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學無上尊嚴地位的重要人物。
“五四”時期的“科學”概念主要不是與實驗科學、技術聯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
科學的權威雖早已确立，但正如嚴複所說：“今之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
”（４４）尊西固是時尚，但純西方意義崐上的科學卻沒有多少人能做。
當科學由具體的數理化轉化為相對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後，人們就可以不必實際從事那較難的“科學”，隻須運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學問，即可同屬于有無上地位的“科學”。
這就是胡說的：“學問是平等的。
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
”（４５）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它的領袖人物以胡适為代表不是緻力于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轉向文學翻譯或創作，而是回過頭去從事國故整理。
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需要專門讨論，但就他們本身而言，并不感到這是倒退。
随着１９２３年“科玄論戰”的開場，傳統考據是不是科學方法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張東荪就發示反對。
但在“五四”之後的一段時期，人文社會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績的，恰恰是學術積累深厚、學者容易上手的國學考證，紅學就是它的先驅。
此後，科學概念進一步分化演變，自然成為科學的主體，但由于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讨，所以考證也仍然在文史領域長期保持着基礎性的地位，在“規律論”的政治話語盛行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學術性的象征和保證。
總之，科學的強勢話語建立了、也維持了紅學的基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