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科學方法與紅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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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引人到徹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
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和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于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
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麼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麼‘餘味’可說呢？”（２８） 但為什麼，胡的新紅學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樓夢》的“餘味”上呢？第一，考證的價值與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賦予的，考證與索隐的相對立而存在。
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說”論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複明”論至大無外，他們根本不可能另編一套明清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人物和情節，隻能在小說和曆史之間斷進行附會，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傳說”仍然認為小說背後有“本事”，隻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淚史換為曹家的衰敗史；他隻是從方法上質疑索派的“猜謎”，卻沒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錯誤在于化小說為紀實。
從而，科學的紅學仍然是史學。
“他的‘自傳說’本是相對于‘反清複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
”（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
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
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隐，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
”（３０）紅學是建立了，但《紅樓夢》卻從此遠離了文學。
第二，這與胡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有關。
從來源看，“科學方法”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胡把它概括和簡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大膽假設”要求的是一種懷疑精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調，但胡從未對科學假設的性質作深入的解釋，假設無論是對是錯，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隻講“大膽”，易使人産生越大膽越好的錯覺。
科學史上有許多假設雖然大膽發揚了懷疑精神，卻并不能成為夠資格的假設，因此沒有促進科學發展。
比較起來，“小心求證”更符合科學精神，胡本人的實踐也更重在這一方面，“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但它隻涉及科學方法上的歸納法，隻與地質學、植物分類之類科學有關，像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其突破與創新與歸納法關系很少。
胡晚年回憶：他與丁文江都“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而赫氏恰好把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都歸入“曆史的科學”一類，其适用方法恰好與中國考據相類。
（３１）至少，在要證據這一方面，傳統考據與“科學方法是一緻的。
“在傳統的‘考據學’、‘校勘學’、‘音韻學’裡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他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
‘考據’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的探讨’。
我說有證據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一切曆史科學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等都是一樣的。
”（３２）考證就是“科學方法”，《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其中能夠成為考證對象的，也隻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變等“材料”性質的東西。
嚴格地說，“科學方法”之于胡不隻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意識形态：科學能夠知道任何可以認知的事物，科學的本質不在它研究的主題，而在于它的方法。
從這個立場出發，就會把一切學問和研究都化約為方法，化約為考證，把一切人文作品、審美對象都化約為材料。
“我對于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
”（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義之類當然不是材料，紅學研究的科學化，是化文學為史學和文獻學，取消文學的審美層面。
客觀地說，文學美學的“科學化”遠遠落在自然研究的後面，以至于１９世紀、２０世紀的許多理論家都做過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科學化”會不會導緻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特性的否定，卻是現代思想極為警惕的。
在胡考證《紅樓夢》的前後，以雅各布遜、什克洛夫斯基為首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也在進行建立文學科學的嘗試。
不同于胡适，他們尋找的不方法而是對象，即文學作品之為文學的“文學性”。
他們認為正是對象（文學性）及其定義方法，保證了文學科學的統一性。
“文學性”依靠它與非文學的差異，具體地說就是文學以什麼“手段” 或“技巧”使“素材”成為文學，雅各布遜斷言：“如果文學科學想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
”（３４）同樣是使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對象的統一性意在發現文學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統一性卻不承認文學的特殊性。
從而，考證在使紅學科學化的同時又因為小說畢竟不隻是材料而導緻對《紅樓夢》的誤讀，最終自我設限，束縛了紅學的發展。
１９２５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叙傳”的觀點，并由此提出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必須區分文學與曆史：“……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小說的界線。
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
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
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
”俞還從文學的性質入手，指出文藝雖然決定于作者的生活經驗，但作品卻又決非作者經驗的重現。
因為沒有區分文學與曆史，考證派紅學與它要攻擊并取代的索隐派紅學并無本質的不同，兩種方法都不能掌握這部文學作品：“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
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此來寫自己的生平。
”第二，必須區分文學與科學：“小說隻是小說，文學隻是文學，既不當誤認做一部曆史，亦不當誤認做一篇科學的論文。
對于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做一種研究；但這研究，不當成為曆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曆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
”“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别于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與方法都不是固定的。
如果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
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和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于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
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麼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麼‘餘味’可說呢？”（２８） 但為什麼，胡的新紅學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樓夢》的“餘味”上呢？第一，考證的價值與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賦予的，考證與索隐的相對立而存在。
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說”論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複明”論至大無外，他們根本不可能另編一套明清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人物和情節，隻能在小說和曆史之間斷進行附會，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傳說”仍然認為小說背後有“本事”，隻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淚史換為曹家的衰敗史；他隻是從方法上質疑索派的“猜謎”，卻沒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錯誤在于化小說為紀實。
從而，科學的紅學仍然是史學。
“他的‘自傳說’本是相對于‘反清複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
”（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
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
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隐，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
”（３０）紅學是建立了，但《紅樓夢》卻從此遠離了文學。
第二，這與胡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有關。
從來源看，“科學方法”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胡把它概括和簡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大膽假設”要求的是一種懷疑精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調，但胡從未對科學假設的性質作深入的解釋，假設無論是對是錯，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隻講“大膽”，易使人産生越大膽越好的錯覺。
科學史上有許多假設雖然大膽發揚了懷疑精神，卻并不能成為夠資格的假設，因此沒有促進科學發展。
比較起來，“小心求證”更符合科學精神，胡本人的實踐也更重在這一方面，“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但它隻涉及科學方法上的歸納法，隻與地質學、植物分類之類科學有關，像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其突破與創新與歸納法關系很少。
胡晚年回憶：他與丁文江都“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而赫氏恰好把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都歸入“曆史的科學”一類，其适用方法恰好與中國考據相類。
（３１）至少，在要證據這一方面，傳統考據與“科學方法是一緻的。
“在傳統的‘考據學’、‘校勘學’、‘音韻學’裡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他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
‘考據’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的探讨’。
我說有證據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一切曆史科學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等都是一樣的。
”（３２）考證就是“科學方法”，《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其中能夠成為考證對象的，也隻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變等“材料”性質的東西。
嚴格地說，“科學方法”之于胡不隻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意識形态：科學能夠知道任何可以認知的事物，科學的本質不在它研究的主題，而在于它的方法。
從這個立場出發，就會把一切學問和研究都化約為方法，化約為考證，把一切人文作品、審美對象都化約為材料。
“我對于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
”（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義之類當然不是材料，紅學研究的科學化，是化文學為史學和文獻學，取消文學的審美層面。
客觀地說，文學美學的“科學化”遠遠落在自然研究的後面，以至于１９世紀、２０世紀的許多理論家都做過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科學化”會不會導緻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特性的否定，卻是現代思想極為警惕的。
在胡考證《紅樓夢》的前後，以雅各布遜、什克洛夫斯基為首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也在進行建立文學科學的嘗試。
不同于胡适，他們尋找的不方法而是對象，即文學作品之為文學的“文學性”。
他們認為正是對象（文學性）及其定義方法，保證了文學科學的統一性。
“文學性”依靠它與非文學的差異，具體地說就是文學以什麼“手段” 或“技巧”使“素材”成為文學，雅各布遜斷言：“如果文學科學想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
”（３４）同樣是使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對象的統一性意在發現文學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統一性卻不承認文學的特殊性。
從而，考證在使紅學科學化的同時又因為小說畢竟不隻是材料而導緻對《紅樓夢》的誤讀，最終自我設限，束縛了紅學的發展。
１９２５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叙傳”的觀點，并由此提出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必須區分文學與曆史：“……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小說的界線。
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
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
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
”俞還從文學的性質入手，指出文藝雖然決定于作者的生活經驗，但作品卻又決非作者經驗的重現。
因為沒有區分文學與曆史，考證派紅學與它要攻擊并取代的索隐派紅學并無本質的不同，兩種方法都不能掌握這部文學作品：“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
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此來寫自己的生平。
”第二，必須區分文學與科學：“小說隻是小說，文學隻是文學，既不當誤認做一部曆史，亦不當誤認做一篇科學的論文。
對于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做一種研究；但這研究，不當成為曆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曆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
”“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别于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與方法都不是固定的。
如果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