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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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伯這一類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的态度”；林默涵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宣部内部會議上甚至具體地說：“俞平伯可以不作檢讨，要堅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給他減薪或把他扣起來。
”（５１）郭沫若、周揚後來在批判發言中也附帶地說了“開展學術的自由讨論”、“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之類的話；但由于什麼是真理是由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來欽定的，而且運動的性質被定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鬥争，俞哪裡還能堅持自己的錯誤？運動當然不會真的像毛、林公開說的那樣溫和，各種批判會上調門很高，李、藍甚至在《走什麼樣的路》一文中把有關《紅樓夢》的讨論說成“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争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
俞不得不在急風暴雨中作了檢讨，此後一度“交遊寥落似晨星”，以至于１９８６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的胡繩在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６５周年的紀念會上承認：“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圍攻，是不正确的。
”“１９５４年的那種做法既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學術與藝術的發展。
”但考慮到從批胡風到批“四條漢子”，隻要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批判運動，被批判者都沒有好下場，不但不再有發表文章、從事學術工作的權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麼可以說與曆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運确實太好了。
隻兩年時間，中央領導人就為他在政治上平反；１９５６年評職稱，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内的高級領導人的同意，俞被評為一級研究員，不久對給他配了助手校勘《紅樓夢》。
因禍得福的是，由于有了這一次運動的經驗，此後的多次運動基本上沒有俞的事。
１９５７年“鳴放”期間他和其他老先生勸那些青年學生：“我們老頭都不這麼說，你們怎麼這樣說？你們一些話出格了，我們老頭說不出來。
”（５２） 俞平伯經受了運動的洗禮，紅學也經曆了轉型。
１９４９年以後，包括《紅樓夢》在内的一切中外文學作品都要經曆一個重新評價的過程，新的标準是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但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又是難以确定的。
王瑤曾介紹介紹說４９年後的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浒》為代表，第二階段以李白、陶淵明、《紅樓夢》為代表。
在前一階段中，盡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從字面上找到的，因此争論就不多；雖然很多問題也并未真正解決。
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階段，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對如何肯定就很有紛歧了；因為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現是複雜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體的和細緻的分析，因此直到現在似乎還仍在讨論階段。
”（５３）白居易、杜甫、《水浒》要或反映人間疾苦或表現底層造反，與新時代的意識形态完全一緻；但李白、陶淵明、《紅樓夢》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沒有确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該如何估定？ 如何評價《紅樓夢》是學術界的事，政治人物關心的是如何改變整個學術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聚于《紅樓夢》，是因為運動要達到目的就必須找一個具體的靶子、要有一個突破口。
據林默涵說：“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底胡适；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對象，隻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
現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鬥争就可展開了。
”（５４）周揚後來也特意指出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着了一個具體的對象，執行了尖銳的批評的任務。
” （５５） 正因此，評論５４年運動主要不是紅學史的論題，但由于它畢竟圍繞紅學研究展開，并且運動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學研究的新話語，所以它對紅學的影響就極其深創。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能解釋古典的、非無産階級創作的，是恩格斯在談到巴爾劄克時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對作家世界觀的勝利，它說明産生于過去時代的作品可以具有進步意義。
這就是李、藍的根據：“要正确地評價《紅樓夢》的現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出來的作者的世界觀的落後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态度來作片面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的深度來探讨這一問題。
”（５６）“《紅樓夢》之所以能在創作上取得傑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和世界中的落後因素并不完全一緻。
”（５７）創作方法勝利論的關鍵是作品真實反映了社會現實，這種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觀内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而揭示現實的本質。
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按毛澤東的一慣說法，就是地主官僚對人民的壓迫剝削以及人民群衆的反抗。
“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的生活内容，并進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問題。
作者真實地描寫了這個階級生活的基本特點：殘酷的剝削，無情的統治，僞裝的道學面孔，荒淫無恥的心靈。
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着充分的人民性。
人們借此了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本質，認識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引起強烈的憎恨，并進而全面否定了這醜惡的現實。
”（５８） 總是描寫具體人物、獨特個性的小說為什麼能負載這麼多的政治内容？恩格斯的現實主義論還有一條叫“典型論”，即文學人物的普遍概括性。
《紅樓夢》隻寫了一個賈府的罪惡與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本質。
塑造典型是現實主義不同于自然主義的根本特點。
李、藍以此反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傳說”：“造成《紅樓夢研究》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
”（５１）郭沫若、周揚後來在批判發言中也附帶地說了“開展學術的自由讨論”、“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之類的話；但由于什麼是真理是由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來欽定的，而且運動的性質被定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鬥争，俞哪裡還能堅持自己的錯誤？運動當然不會真的像毛、林公開說的那樣溫和，各種批判會上調門很高，李、藍甚至在《走什麼樣的路》一文中把有關《紅樓夢》的讨論說成“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争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
俞不得不在急風暴雨中作了檢讨，此後一度“交遊寥落似晨星”，以至于１９８６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的胡繩在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６５周年的紀念會上承認：“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圍攻，是不正确的。
”“１９５４年的那種做法既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學術與藝術的發展。
”但考慮到從批胡風到批“四條漢子”，隻要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批判運動，被批判者都沒有好下場，不但不再有發表文章、從事學術工作的權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麼可以說與曆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運确實太好了。
隻兩年時間，中央領導人就為他在政治上平反；１９５６年評職稱，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内的高級領導人的同意，俞被評為一級研究員，不久對給他配了助手校勘《紅樓夢》。
因禍得福的是，由于有了這一次運動的經驗，此後的多次運動基本上沒有俞的事。
１９５７年“鳴放”期間他和其他老先生勸那些青年學生：“我們老頭都不這麼說，你們怎麼這樣說？你們一些話出格了，我們老頭說不出來。
”（５２） 俞平伯經受了運動的洗禮，紅學也經曆了轉型。
１９４９年以後，包括《紅樓夢》在内的一切中外文學作品都要經曆一個重新評價的過程，新的标準是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但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又是難以确定的。
王瑤曾介紹介紹說４９年後的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浒》為代表，第二階段以李白、陶淵明、《紅樓夢》為代表。
在前一階段中，盡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從字面上找到的，因此争論就不多；雖然很多問題也并未真正解決。
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階段，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對如何肯定就很有紛歧了；因為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現是複雜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體的和細緻的分析，因此直到現在似乎還仍在讨論階段。
”（５３）白居易、杜甫、《水浒》要或反映人間疾苦或表現底層造反，與新時代的意識形态完全一緻；但李白、陶淵明、《紅樓夢》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沒有确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該如何估定？ 如何評價《紅樓夢》是學術界的事，政治人物關心的是如何改變整個學術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聚于《紅樓夢》，是因為運動要達到目的就必須找一個具體的靶子、要有一個突破口。
據林默涵說：“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底胡适；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對象，隻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
現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鬥争就可展開了。
”（５４）周揚後來也特意指出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着了一個具體的對象，執行了尖銳的批評的任務。
” （５５） 正因此，評論５４年運動主要不是紅學史的論題，但由于它畢竟圍繞紅學研究展開，并且運動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學研究的新話語，所以它對紅學的影響就極其深創。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能解釋古典的、非無産階級創作的，是恩格斯在談到巴爾劄克時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對作家世界觀的勝利，它說明産生于過去時代的作品可以具有進步意義。
這就是李、藍的根據：“要正确地評價《紅樓夢》的現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出來的作者的世界觀的落後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态度來作片面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的深度來探讨這一問題。
”（５６）“《紅樓夢》之所以能在創作上取得傑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和世界中的落後因素并不完全一緻。
”（５７）創作方法勝利論的關鍵是作品真實反映了社會現實，這種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觀内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而揭示現實的本質。
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按毛澤東的一慣說法，就是地主官僚對人民的壓迫剝削以及人民群衆的反抗。
“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的生活内容，并進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問題。
作者真實地描寫了這個階級生活的基本特點：殘酷的剝削，無情的統治，僞裝的道學面孔，荒淫無恥的心靈。
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着充分的人民性。
人們借此了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本質，認識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引起強烈的憎恨，并進而全面否定了這醜惡的現實。
”（５８） 總是描寫具體人物、獨特個性的小說為什麼能負載這麼多的政治内容？恩格斯的現實主義論還有一條叫“典型論”，即文學人物的普遍概括性。
《紅樓夢》隻寫了一個賈府的罪惡與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本質。
塑造典型是現實主義不同于自然主義的根本特點。
李、藍以此反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傳說”：“造成《紅樓夢研究》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