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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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對于紅樓夢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的見解。
但是，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内容的見解，無非是重複了胡适的濫調。
……都是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别家庭和個别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作品。
”（５９）給李、藍提供論據的是，胡适曾說“紅樓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傑作”，俞平伯也說過“紅樓夢底目的是自傳，行文底手段是寫生”。
但其實，胡的本意是說《紅樓夢》不是寫帝王英雄而是寫的平常人生，俞的“寫生”是強調其生動寫實，都不是貶義詞。
李、藍文章始終根據毛澤東對封建社會的的論斷和階級鬥争的理論，強調《紅樓夢》反映的社會内容與階級鬥争，堅決否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或如通常理解的愛情小說。
“《紅樓夢》出現在清代帝國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現象。
乾隆時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敗的前奏曲。
在這一巨變中注定了封建統治階級不可避免的死亡命運。
這‘惡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内部的崩潰開始。
曹雪芹就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這個時代的轉換中崩潰了……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經預感到本階級滅亡的的曆史命運。
他将這種預感和封建統治集團内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在《紅樓夢》中，把封建官僚階層内部腐朽透頂的生活真實地暴露出來，表現出它的必然原因。
作者用這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畫面勾畫出封建統治階級的曆史命運。
盡管這是一首挽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
”（６０）與胡适等不同，李、藍因為《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曆史價值而對它評價極高，《紅樓夢》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傳，而“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毛澤東對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點，并從此形成了把《紅樓夢》當曆史來讀的思路。
在政治權力的支持下，現實主義的紅學觀戰勝了新紅學，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種古典文學作品的評論之中。
但奇怪的是，“曆史論”并沒有埋葬“自傳說”，新紅學的許多命題并未完全被運動的暴風雨蕩滌。
關于“自傳”說，周汝昌當時就以魯迅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實錄自叙傳”，他的《紅樓夢新證》認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親都與這部小說息息相關，把曹家與賈家直接聯系起來。
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是，周認為“自傳說”非但沒有降低小說的政治價值，相反是把小說與政治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着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看問題。
”（６１）如果曹雪芹的家世與康雍乾三朝的宮廷權力之争緊密相關，小說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論證？此外吳恩裕稱《紅樓夢》是“自傳體”小說，劉大傑說是“自傳性質的小說”等等，都在寬泛的意義上肯定了胡适的一些觀點。
相比之下，考證受到更為寬容的對待。
周揚當時就說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證，“不是為了在事實的基礎上對作品作全面的、曆史的、科學的考察，而是醉心于個别無關重要的細節，使讀者對作品處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
”實際了貶低了小說的客觀内容。
“我們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考據工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據工作關于作者生平，創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僞的考證，都是需要，但這種考據工作隻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
”（６２）考證是基礎不是目的，這種說法俞平伯也會贊同：“整理古書工作的基礎應該是校勘。
校勘工作沒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築室沙上，不能堅牢。
”（６３）而且周劃定的考據範圍，恰與胡适一緻。
當然區别是有的，考證是“基礎”，“基礎”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周揚以及批評考證的人所持的，考證隻是基礎，重要的是思想藝術的評論；另一種是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者所持的，考證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任何評論都談不上。
由于雙方都不否認這個“基礎”，所以即使在運動中，仍然有相當多的老學者如吳恩裕、浦江清等維護考證的必要，以至陸定一在向中央報告時還說：“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在發言中為俞平伯的考據勞績辯護，主要是擔心自己今後的考證工作會不被重視。
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發言中适當地作了解釋。
”（６４）運動高潮過後，任何考證都可以在提供材料、為研究作基礎的口号下展開，俞仍然可以整理《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證方面的成果，後來還由紅學延伸出一個“曹學”。
本書認為，胡适的中心觀念“自傳說”并不是新紅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以作者及版本為中心和考證方法才是新紅學的主導觀念。
胡适說過：“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證證據做向導。
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我的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将來發見新證據後即須改正的。
” （６５）紅學之成為科學，靠的不是“自傳說”，而是它的科學方法。
此論極為通達。
事實上，顧颉剛、俞平伯早就對“自傳說”存疑。
５４年以後，除極少數學者外，一般已不再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了。
然而，這隻是一個表面，縱觀大量的紅學考證，潛在地還是以“自傳說”為前提，否則很多考證、特别是關于“曹學”的考證就
但是，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内容的見解，無非是重複了胡适的濫調。
……都是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别家庭和個别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作品。
”（５９）給李、藍提供論據的是，胡适曾說“紅樓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傑作”，俞平伯也說過“紅樓夢底目的是自傳，行文底手段是寫生”。
但其實，胡的本意是說《紅樓夢》不是寫帝王英雄而是寫的平常人生，俞的“寫生”是強調其生動寫實，都不是貶義詞。
李、藍文章始終根據毛澤東對封建社會的的論斷和階級鬥争的理論，強調《紅樓夢》反映的社會内容與階級鬥争，堅決否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或如通常理解的愛情小說。
“《紅樓夢》出現在清代帝國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現象。
乾隆時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敗的前奏曲。
在這一巨變中注定了封建統治階級不可避免的死亡命運。
這‘惡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内部的崩潰開始。
曹雪芹就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這個時代的轉換中崩潰了……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經預感到本階級滅亡的的曆史命運。
他将這種預感和封建統治集團内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在《紅樓夢》中，把封建官僚階層内部腐朽透頂的生活真實地暴露出來，表現出它的必然原因。
作者用這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畫面勾畫出封建統治階級的曆史命運。
盡管這是一首挽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
”（６０）與胡适等不同，李、藍因為《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曆史價值而對它評價極高，《紅樓夢》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傳，而“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毛澤東對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點，并從此形成了把《紅樓夢》當曆史來讀的思路。
在政治權力的支持下，現實主義的紅學觀戰勝了新紅學，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種古典文學作品的評論之中。
但奇怪的是，“曆史論”并沒有埋葬“自傳說”，新紅學的許多命題并未完全被運動的暴風雨蕩滌。
關于“自傳”說，周汝昌當時就以魯迅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實錄自叙傳”，他的《紅樓夢新證》認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親都與這部小說息息相關，把曹家與賈家直接聯系起來。
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是，周認為“自傳說”非但沒有降低小說的政治價值，相反是把小說與政治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着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看問題。
”（６１）如果曹雪芹的家世與康雍乾三朝的宮廷權力之争緊密相關，小說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論證？此外吳恩裕稱《紅樓夢》是“自傳體”小說，劉大傑說是“自傳性質的小說”等等，都在寬泛的意義上肯定了胡适的一些觀點。
相比之下，考證受到更為寬容的對待。
周揚當時就說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證，“不是為了在事實的基礎上對作品作全面的、曆史的、科學的考察，而是醉心于個别無關重要的細節，使讀者對作品處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
”實際了貶低了小說的客觀内容。
“我們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考據工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據工作關于作者生平，創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僞的考證，都是需要，但這種考據工作隻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
”（６２）考證是基礎不是目的，這種說法俞平伯也會贊同：“整理古書工作的基礎應該是校勘。
校勘工作沒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築室沙上，不能堅牢。
”（６３）而且周劃定的考據範圍，恰與胡适一緻。
當然區别是有的，考證是“基礎”，“基礎”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周揚以及批評考證的人所持的，考證隻是基礎，重要的是思想藝術的評論；另一種是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者所持的，考證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任何評論都談不上。
由于雙方都不否認這個“基礎”，所以即使在運動中，仍然有相當多的老學者如吳恩裕、浦江清等維護考證的必要，以至陸定一在向中央報告時還說：“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在發言中為俞平伯的考據勞績辯護，主要是擔心自己今後的考證工作會不被重視。
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發言中适當地作了解釋。
”（６４）運動高潮過後，任何考證都可以在提供材料、為研究作基礎的口号下展開，俞仍然可以整理《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證方面的成果，後來還由紅學延伸出一個“曹學”。
本書認為，胡适的中心觀念“自傳說”并不是新紅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以作者及版本為中心和考證方法才是新紅學的主導觀念。
胡适說過：“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證證據做向導。
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我的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将來發見新證據後即須改正的。
” （６５）紅學之成為科學，靠的不是“自傳說”，而是它的科學方法。
此論極為通達。
事實上，顧颉剛、俞平伯早就對“自傳說”存疑。
５４年以後，除極少數學者外，一般已不再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了。
然而，這隻是一個表面，縱觀大量的紅學考證，潛在地還是以“自傳說”為前提，否則很多考證、特别是關于“曹學”的考證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