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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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紅無關。
胡适是從考證中得出“自傳說”的，但後來的學者把這一程序颠倒過來，以“自傳說”來支撐考證，把清史研究當作紅學研究。
乾嘉考證的繁榮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慮到政治化時代的特殊環境，也許可以認為當時紅學考證是一種學術保衛戰，如果沒有那些由潛在的“自傳說”支撐的考證成果，當代紅學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傳之外，其學術價值是很難高估的。
當那些用馬克思主義常識寫成的大量論著已成昨日黃花時，惟有那些考證性論著值得一讀，它們也許不是紅學更不是文學論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國文化史論著。
從“自傳說”和紅學考證實際上在５４年後得到默認可以斷定，毛澤東要建立的紅學範式是一種社會政治論，隻要承認小說充滿現實社會内容和和階級鬥争，承認《紅樓夢》是政治曆史小說，“自傳說”和考證法都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權和有限的學術空間。
如果說胡适帶給紅學的是科學方法、曆史考證，那麼，毛澤東賦予紅學的則是社會内容和政治觀念，他們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曆史材料。
如果這一判斷是合理的，那麼，可以認為，僅就紅學本身而言，１９５４年的運動沒有多大必要。
胡适沒有否定曹家的政治關系，繼起的考證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證據來說明《紅樓夢》的政治相關性。
更重要的是，在寫于５４年運動之前的三篇文章《〈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中，俞已經在調整自己以适應變化了的政治環境，三文都首先強調《紅樓夢》是真實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惡與婚姻的不自由的現實主義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
其結論與李、藍文章大體一緻：“《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是一部空前偉大的作品。
它的高度藝術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來的每一個讀者肯定了。
但它的偉大不僅僅在于它的結構的龐大嚴整，人物的典型生動語言的流利傳神等藝術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則在于它有着決定這些藝術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
它是以一個愛情悲劇為線索來寫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經過的，從而真實地刻劃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巨著。
”（６６）俞本來《紅樓夢》的評價也不高：“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們是不很高的。
這一類小說，和中國一切底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
這類文學底特色Ｖ煉嗖還歉鋈松硎佬願竦追從場！溆靡嗖還潑菩涯浚苁老?nbsp 愁而已。
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學之林。
”（６７）但在１９５０年的《〈紅樓夢〉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删去了。
顯然，無論是解釋還是評價，即使沒有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俞也會走向李、藍的模式。
盡管老人說新話總有些不順口，時髦話遮不住舊觀念。
正像胡适的紅樓考證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科學方法一樣，５４年運動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紅樓夢》而是改造整個學術文化領域。
對紅學這個學科來說，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功過參半。
政治運動實際上破壞了對它的學術研究，新話語實質上毛澤東政治理論和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常識性普及，對《紅樓夢》的思想意義鮮有真切的闡釋，甚至在文風上也千篇一律。
馮至當時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為把下邊的這套公式在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頭上一套，便可以解決問題。
（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内容；（三）作品的人民性（從書中找出一兩段描寫勞動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 現實主義精神（有時把描寫逼真就認為是現實主義精神）；（五）結論。
如果書中有什麼落後思想，不加分析，隻說是‘受時代局限’，把這一公式到處套，不不解決問題的。
”（６８）４９年以後大部分紅學文章，實際上都是按這個套路寫成的，很快就不堪卒讀。
然而，運動的特點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
“全國解放後《紅樓夢》一下引起那麼廣泛的注意，吸引那麼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認為與１９５４年的批判運動有直接關系。
”（６９）一本研究古小說的著作被最高領袖點名批評，對它的批判關系又到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誰能不對這部小說刮目相看？運動使各種紅學著作成為暢銷書。
１９５８年，俞校注的《紅樓夢》出版，到１９６２年，印數已達１４萬部，《毛澤東選集》才印了５萬部。
（７０）在１９６３年那麼困難的情況下，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６００頁的《紅樓夢八十回校字記》。
此前隻有少數學者才能見到的孤本秘籍也開始影印出版。
紅學如此顯赫，紅學家也就令人向往。
何其芳本非紅學中人，“１９５３年２月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我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
當時正準備紀念屈原，我就從研究他開始，寫出了我的第一篇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論文。
接着研究宋玉，但沒有寫文章，後來又研究《詩經》。
曆時數月，還沒有把它的面貌和問題弄清楚，《紅樓夢》研究批判就開始了。
緊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風的運動。
以後，我的研究計劃改為研究清初的小說，寫出了關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論文。
”（７１） 幾乎全國所有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都參加了５４年的運動，紅學從此獲得了在新體制下的通行證而成為老學者們的最佳選擇。
１９５７年“鳴放”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個著名的學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評聲音而被劃為右派，如果不是這個下場，她很可能是一個紅學新秀。
“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為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她羨慕毛主席表揚了李希凡和藍翎兩個青年，才改成了這個名字。
她本是法
胡适是從考證中得出“自傳說”的，但後來的學者把這一程序颠倒過來，以“自傳說”來支撐考證，把清史研究當作紅學研究。
乾嘉考證的繁榮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慮到政治化時代的特殊環境，也許可以認為當時紅學考證是一種學術保衛戰，如果沒有那些由潛在的“自傳說”支撐的考證成果，當代紅學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傳之外，其學術價值是很難高估的。
當那些用馬克思主義常識寫成的大量論著已成昨日黃花時，惟有那些考證性論著值得一讀，它們也許不是紅學更不是文學論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國文化史論著。
從“自傳說”和紅學考證實際上在５４年後得到默認可以斷定，毛澤東要建立的紅學範式是一種社會政治論，隻要承認小說充滿現實社會内容和和階級鬥争，承認《紅樓夢》是政治曆史小說，“自傳說”和考證法都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權和有限的學術空間。
如果說胡适帶給紅學的是科學方法、曆史考證，那麼，毛澤東賦予紅學的則是社會内容和政治觀念，他們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曆史材料。
如果這一判斷是合理的，那麼，可以認為，僅就紅學本身而言，１９５４年的運動沒有多大必要。
胡适沒有否定曹家的政治關系，繼起的考證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證據來說明《紅樓夢》的政治相關性。
更重要的是，在寫于５４年運動之前的三篇文章《〈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中，俞已經在調整自己以适應變化了的政治環境，三文都首先強調《紅樓夢》是真實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惡與婚姻的不自由的現實主義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
其結論與李、藍文章大體一緻：“《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是一部空前偉大的作品。
它的高度藝術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來的每一個讀者肯定了。
但它的偉大不僅僅在于它的結構的龐大嚴整，人物的典型生動語言的流利傳神等藝術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則在于它有着決定這些藝術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
它是以一個愛情悲劇為線索來寫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經過的，從而真實地刻劃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巨著。
”（６６）俞本來《紅樓夢》的評價也不高：“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們是不很高的。
這一類小說，和中國一切底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
這類文學底特色Ｖ煉嗖還歉鋈松硎佬願竦追從場！溆靡嗖還潑菩涯浚苁老?nbsp 愁而已。
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學之林。
”（６７）但在１９５０年的《〈紅樓夢〉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删去了。
顯然，無論是解釋還是評價，即使沒有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俞也會走向李、藍的模式。
盡管老人說新話總有些不順口，時髦話遮不住舊觀念。
正像胡适的紅樓考證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科學方法一樣，５４年運動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紅樓夢》而是改造整個學術文化領域。
對紅學這個學科來說，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功過參半。
政治運動實際上破壞了對它的學術研究，新話語實質上毛澤東政治理論和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常識性普及，對《紅樓夢》的思想意義鮮有真切的闡釋，甚至在文風上也千篇一律。
馮至當時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為把下邊的這套公式在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頭上一套，便可以解決問題。
（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内容；（三）作品的人民性（從書中找出一兩段描寫勞動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 現實主義精神（有時把描寫逼真就認為是現實主義精神）；（五）結論。
如果書中有什麼落後思想，不加分析，隻說是‘受時代局限’，把這一公式到處套，不不解決問題的。
”（６８）４９年以後大部分紅學文章，實際上都是按這個套路寫成的，很快就不堪卒讀。
然而，運動的特點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
“全國解放後《紅樓夢》一下引起那麼廣泛的注意，吸引那麼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認為與１９５４年的批判運動有直接關系。
”（６９）一本研究古小說的著作被最高領袖點名批評，對它的批判關系又到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誰能不對這部小說刮目相看？運動使各種紅學著作成為暢銷書。
１９５８年，俞校注的《紅樓夢》出版，到１９６２年，印數已達１４萬部，《毛澤東選集》才印了５萬部。
（７０）在１９６３年那麼困難的情況下，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６００頁的《紅樓夢八十回校字記》。
此前隻有少數學者才能見到的孤本秘籍也開始影印出版。
紅學如此顯赫，紅學家也就令人向往。
何其芳本非紅學中人，“１９５３年２月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我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
當時正準備紀念屈原，我就從研究他開始，寫出了我的第一篇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論文。
接着研究宋玉，但沒有寫文章，後來又研究《詩經》。
曆時數月，還沒有把它的面貌和問題弄清楚，《紅樓夢》研究批判就開始了。
緊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風的運動。
以後，我的研究計劃改為研究清初的小說，寫出了關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論文。
”（７１） 幾乎全國所有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都參加了５４年的運動，紅學從此獲得了在新體制下的通行證而成為老學者們的最佳選擇。
１９５７年“鳴放”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個著名的學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評聲音而被劃為右派，如果不是這個下場，她很可能是一個紅學新秀。
“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為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她羨慕毛主席表揚了李希凡和藍翎兩個青年，才改成了這個名字。
她本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