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學術權威與紅學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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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生前最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是《索隐與自傳說閑評》，其中說：
“紅學為渾名實抑含實義。
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７５）此說與潘重規相似，但俞更強調王、蔡、胡的“師儒”身份：王國維是清末明初學界巨子，蔡元培任過執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适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們來“大談”《紅樓夢》，是《紅樓夢》成學的外緣。
２０世紀中國是傳統價值系統急劇瓦解、文化領域發生根本變革的時代，在建立新的價值系統和學科分類之時，文化名人、權威學人介入是《紅樓夢》獲得全社會接受甚至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文學術有其内在邏輯，但學術領袖們的倡導往往能改變一時代的學術趨勢。
除在專業紅學家和兩次運動中奉命寫批判文章的學者外，２０世紀的著名人士造訪紅樓者甚多： 學者：顧颉剛、吳宓、郭紹虞、劉大傑、何其芳、陳覺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韓國磐、舒蕪、傅衣淩、啟功、程千帆、周紹良、鄧雲鄉、徐恭時、鄧允建、王朝聞、王利器、鄭朝宗。
海外的有周策縱、潘重規、徐複觀、夏志清、李辰冬、趙岡、餘英時、柳存仁、方豪、陳慶浩、李潔華等。
作家：魯迅、胡風、沈從文、林語堂、巴金、茅盾、冰心、吳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張愛玲、楊绛、舒蕪、管桦、徐遲、白先勇、高陽、王蒙、劉心武等。
政治及社會活動家：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季新、王昆侖、毛澤東、郭沫若等。
甚至林彪也批注過《紅樓夢》，江青也以“半個紅學家”自居。
名人和權威之所以樂此不疲地造訪紅樓，從客觀原因上看，第一，《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具有總結性意義的作品，是古中國可能産生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文學鑒賞和研究的最好對象、最佳入口。
這就是何其芳說的：“正是由于《紅樓夢》生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繁榮的時期，他所憑借的前人的思想和藝術的積累都十分豐富，他的天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長和發揮，他的作品裡面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才可能那樣多方面，他的作品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才可能成熟和傑出，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學的最後一個高峰。
……它幾乎可以說對封建社會作了一次總的批判”。
（７６）如果不計較何其芳文句中經濟決定論和封建社會等特殊觀念，那麼這也是中國人的一般理解。
《紅樓夢》不但包含了詩、詞、曲、賦等傳統文學樣式，而且把這一切都融入對日常生活的叙事這一具有現代性的小說藝術之中。
它有古典文學的“意境”，也有現實主義的“典型”，可供任何讀者的閱讀和欣賞，也可以成為各種研究方法的對象。
第二，《紅樓夢》包含了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幾乎任何從事人文學術研究的人，都可以從中發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也應當從中發掘與各專業相關的材料。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中說：“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牍、爰書戲曲，對聯匾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蔔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禽魚、針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侍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伶、黠奴豪仆、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迹則繁華筵宴、奢縱渲淫、操守貪廉、官闱儀制、慶吊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
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别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
”（７７）以《紅樓夢》為題材的戲劇、電影、電視劇、繪畫、書法、篆刻、園林、建築、雕塑、陶瓷、編織、刺繡、服飾、茶藝、宴飲等等，已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三，紅學有特殊的示範功能。
“五四”時代紅學研究被胡适等人率先科學化，１９５４年以後又被徹底地政治化，對２０世紀中國學術産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借助它來闡明一些學術思想，有事半功倍之效。
比如１９８０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召開的《紅樓夢》研讨會上，唐德剛就以《曹雪芹的文化沖突》為名讨論紅樓諸钗是大腳還是小腳的問題，間接引發了與夏志清的争論，被稱為“震動海内外的紅樓夢論戰風波”，各報刊争相報道。
其實，早在２０年代末，《益世報》、《新民報日刊》、《全民周報》等報紙上就發表過多篇讨論諸钗大小腳的文章，如此一件小事，隻因為與紅樓有關，就有人關心。
所以周策縱在１９７２年就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于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
”（７８）從紅樓可以找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口。
第四，紅學有特殊的消遣價值。
曹雪芹本已說過：“……竟不若我半世親見的這幾個女子……觀其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
”嘉慶時的“二知道人”最先發現了這一點：“曩閱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心口間汩
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７５）此說與潘重規相似，但俞更強調王、蔡、胡的“師儒”身份：王國維是清末明初學界巨子，蔡元培任過執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适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們來“大談”《紅樓夢》，是《紅樓夢》成學的外緣。
２０世紀中國是傳統價值系統急劇瓦解、文化領域發生根本變革的時代，在建立新的價值系統和學科分類之時，文化名人、權威學人介入是《紅樓夢》獲得全社會接受甚至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文學術有其内在邏輯，但學術領袖們的倡導往往能改變一時代的學術趨勢。
除在專業紅學家和兩次運動中奉命寫批判文章的學者外，２０世紀的著名人士造訪紅樓者甚多： 學者：顧颉剛、吳宓、郭紹虞、劉大傑、何其芳、陳覺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韓國磐、舒蕪、傅衣淩、啟功、程千帆、周紹良、鄧雲鄉、徐恭時、鄧允建、王朝聞、王利器、鄭朝宗。
海外的有周策縱、潘重規、徐複觀、夏志清、李辰冬、趙岡、餘英時、柳存仁、方豪、陳慶浩、李潔華等。
作家：魯迅、胡風、沈從文、林語堂、巴金、茅盾、冰心、吳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張愛玲、楊绛、舒蕪、管桦、徐遲、白先勇、高陽、王蒙、劉心武等。
政治及社會活動家：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季新、王昆侖、毛澤東、郭沫若等。
甚至林彪也批注過《紅樓夢》，江青也以“半個紅學家”自居。
名人和權威之所以樂此不疲地造訪紅樓，從客觀原因上看，第一，《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具有總結性意義的作品，是古中國可能産生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文學鑒賞和研究的最好對象、最佳入口。
這就是何其芳說的：“正是由于《紅樓夢》生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繁榮的時期，他所憑借的前人的思想和藝術的積累都十分豐富，他的天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長和發揮，他的作品裡面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才可能那樣多方面，他的作品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才可能成熟和傑出，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學的最後一個高峰。
……它幾乎可以說對封建社會作了一次總的批判”。
（７６）如果不計較何其芳文句中經濟決定論和封建社會等特殊觀念，那麼這也是中國人的一般理解。
《紅樓夢》不但包含了詩、詞、曲、賦等傳統文學樣式，而且把這一切都融入對日常生活的叙事這一具有現代性的小說藝術之中。
它有古典文學的“意境”，也有現實主義的“典型”，可供任何讀者的閱讀和欣賞，也可以成為各種研究方法的對象。
第二，《紅樓夢》包含了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幾乎任何從事人文學術研究的人，都可以從中發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也應當從中發掘與各專業相關的材料。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中說：“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牍、爰書戲曲，對聯匾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蔔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禽魚、針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侍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伶、黠奴豪仆、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迹則繁華筵宴、奢縱渲淫、操守貪廉、官闱儀制、慶吊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
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别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
”（７７）以《紅樓夢》為題材的戲劇、電影、電視劇、繪畫、書法、篆刻、園林、建築、雕塑、陶瓷、編織、刺繡、服飾、茶藝、宴飲等等，已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三，紅學有特殊的示範功能。
“五四”時代紅學研究被胡适等人率先科學化，１９５４年以後又被徹底地政治化，對２０世紀中國學術産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借助它來闡明一些學術思想，有事半功倍之效。
比如１９８０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召開的《紅樓夢》研讨會上，唐德剛就以《曹雪芹的文化沖突》為名讨論紅樓諸钗是大腳還是小腳的問題，間接引發了與夏志清的争論，被稱為“震動海内外的紅樓夢論戰風波”，各報刊争相報道。
其實，早在２０年代末，《益世報》、《新民報日刊》、《全民周報》等報紙上就發表過多篇讨論諸钗大小腳的文章，如此一件小事，隻因為與紅樓有關，就有人關心。
所以周策縱在１９７２年就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于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
”（７８）從紅樓可以找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口。
第四，紅學有特殊的消遣價值。
曹雪芹本已說過：“……竟不若我半世親見的這幾個女子……觀其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
”嘉慶時的“二知道人”最先發現了這一點：“曩閱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心口間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