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學術權威與紅學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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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然，欲有所吐，辄思秉筆縷，以手為口，為朋侪譴睡魔。
謀生碌碌，無暇及此。
幸而一日清閑，北窗卧覺，夢餘說夢，意到筆随，不自知疾癡性之複發也。
”（７９）革命中國風雲變幻，知識分子的位置和功能發生巨大變化，如何從傳統的“士”轉變為現代分工意義的專業學人，其間有許多糾葛矛盾；而國家重建的艱難及政治鬥争的暴虐，更加劇了知識分子處境的艱難。
《紅樓夢》中男女情愛的心理微瀾、精緻的審美品味、幻滅人間的悲劇精神、嚴絲合縫的章法結構甚至暗語諧音等等，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任情使才的舞台。
正如俞平伯１９３０年說的：“夫流傳之短書夥矣，其脍炙人崐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國》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紅樓》之異說紛纭，可聚訟而如獄，可彙合而成書者，何耶？喁喁兒女果勝于長槍大戟耶？紅牙低按果勝于鐵闆高歌耶？是則是矣，而猶未盡也。
蓋其開宗明義之文章俨然懸一問題焉，此與其他小說差有分别，則後人從而讨論之，以至于争執而聚訟之，宜也。
”（８０）１８９８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詩雲：“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談紅學，誰是蝸廬考索多。
”詩下有注：“都人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
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
”（８１）１９２１年，俞平伯給顧颉剛的信中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夢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執筆必奕奕然若有神助。
”（８２）“北京風波”之後的１９９０年，宗璞讀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後“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
”（８３）紅學是煩難的學問，治紅學遠遠不是消遣，但讀紅确有避事消遣之意。
比如俞平伯的《〈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一文，讨論的是紅學中一個極小的話題，但他由群芳的座位次序說到小說的章法和人物的命運，既是對文本的細讀，也可“聊資談助”。
紅學兼有智力遊戲與發抒情性的功能，對名人權威們有相當的吸引力。
紅樓越顯赫，名人和權威就越要往裡擠；名人和權威擠的越多，紅樓就越喧鬧。
紅學越成為顯學，以至于一度紅樓擁擠、紅水泛濫。
但另一方面，過分擁擠必然導緻紅學内部頻繁論争。
“回頭看紅學轟轟烈烈，更隻是千言萬語盾和矛，無窮無盡的筆墨官司總打不消。
”（８４）本來任何學術都是在論争中發展的，而紅學論争卻又因為名人權威過多而形成“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現象，這使得紅學論争具有一種如何安排學術體制的社會意義。
“小人物”與“大人物”的概念是毛澤東在５４年提出的，“小人物”指李、藍兩個“青年團員”，“大人物”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的編者。
５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袁水拍發表《質問〈文藝報〉編者》，批評《文藝報》對“名人”、“權威”、“老人”的迷信。
在後來的批判中，“大人物”也包括俞平伯這種４９年以前已經成名的權威學者。
紅學評點和索隐因其缺少統一的方法和規範而很難有什麼權威，新紅學以考證為主，考證既需要材料，也需要學問，普通學者兩方面都不具備，權威的形象和地位就特别紮眼。
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論著出版後，“有人寫商榷文章寄到《文藝報》，接到的則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說該書優點多于缺點，其中缺點人們自會分清，用不着批評雲雲。
”李、藍文章寄到《文藝報》後，幹脆就沒有答複；當江青找到胡喬木、鄧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已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的李、藍文章時，胡、鄧均沒有答應，理由是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最後決定由《文藝報》轉載；而《文藝報》為此文加的編者按中，也明确地說：“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
”《光明日報》轉載時的編者按也說：“……本文作者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
” （８５）袁水拍後來在《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中統計：１９５４年《文藝報》在１９期中共發文五百多篇，編者加按語的隻有１３篇，其中１２則按語都是支持和贊揚的，隻有對李、藍文章是有所保留的。
把這種現象說成是“甘心作資産階級思想的俘虜”是扯高了，而且據李希凡後來說，當時他對馮雪峰印象很好，“他有點像魯迅，很關心青年人的成長。
”（８６）但學術領域權威與“小人物”不平等确實有時是令人氣憤的。
俞平伯早就說過，隻抱着一部《紅樓夢》是不可能進行紅學研究的。
李、藍這樣的小人物可以因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現實主義文藝思想而對《紅樓夢》的社會政治内容發言，但一涉及到考證，他們也隻得承認：“搜集有關的材料是最困難的。
最好的或較好的紅樓夢版本和其他古典文學研究材料，我們這些無名的渺小人物自然是到處借不到的。
現在想起來，對于有些大圖書館那一串苛刻的條件和限制，我們還不能不有所憤慨。
當時，我們手邊隻有一部日本出版的紅樓夢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這自然是最被那些擁有海内孤本、珍本以及大批資料的專家們所嗤笑的。
”（８７）李希凡出名之後到北京圖書館講演時，才得到館長丁志剛奉送的借閱證。
但李主要關注的仍然是《紅樓夢》的政治思想，直到１９７３年，
謀生碌碌，無暇及此。
幸而一日清閑，北窗卧覺，夢餘說夢，意到筆随，不自知疾癡性之複發也。
”（７９）革命中國風雲變幻，知識分子的位置和功能發生巨大變化，如何從傳統的“士”轉變為現代分工意義的專業學人，其間有許多糾葛矛盾；而國家重建的艱難及政治鬥争的暴虐，更加劇了知識分子處境的艱難。
《紅樓夢》中男女情愛的心理微瀾、精緻的審美品味、幻滅人間的悲劇精神、嚴絲合縫的章法結構甚至暗語諧音等等，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任情使才的舞台。
正如俞平伯１９３０年說的：“夫流傳之短書夥矣，其脍炙人崐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國》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紅樓》之異說紛纭，可聚訟而如獄，可彙合而成書者，何耶？喁喁兒女果勝于長槍大戟耶？紅牙低按果勝于鐵闆高歌耶？是則是矣，而猶未盡也。
蓋其開宗明義之文章俨然懸一問題焉，此與其他小說差有分别，則後人從而讨論之，以至于争執而聚訟之，宜也。
”（８０）１８９８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詩雲：“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談紅學，誰是蝸廬考索多。
”詩下有注：“都人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
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
”（８１）１９２１年，俞平伯給顧颉剛的信中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夢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執筆必奕奕然若有神助。
”（８２）“北京風波”之後的１９９０年，宗璞讀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後“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
”（８３）紅學是煩難的學問，治紅學遠遠不是消遣，但讀紅确有避事消遣之意。
比如俞平伯的《〈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一文，讨論的是紅學中一個極小的話題，但他由群芳的座位次序說到小說的章法和人物的命運，既是對文本的細讀，也可“聊資談助”。
紅學兼有智力遊戲與發抒情性的功能，對名人權威們有相當的吸引力。
紅樓越顯赫，名人和權威就越要往裡擠；名人和權威擠的越多，紅樓就越喧鬧。
紅學越成為顯學，以至于一度紅樓擁擠、紅水泛濫。
但另一方面，過分擁擠必然導緻紅學内部頻繁論争。
“回頭看紅學轟轟烈烈，更隻是千言萬語盾和矛，無窮無盡的筆墨官司總打不消。
”（８４）本來任何學術都是在論争中發展的，而紅學論争卻又因為名人權威過多而形成“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現象，這使得紅學論争具有一種如何安排學術體制的社會意義。
“小人物”與“大人物”的概念是毛澤東在５４年提出的，“小人物”指李、藍兩個“青年團員”，“大人物”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的編者。
５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袁水拍發表《質問〈文藝報〉編者》，批評《文藝報》對“名人”、“權威”、“老人”的迷信。
在後來的批判中，“大人物”也包括俞平伯這種４９年以前已經成名的權威學者。
紅學評點和索隐因其缺少統一的方法和規範而很難有什麼權威，新紅學以考證為主，考證既需要材料，也需要學問，普通學者兩方面都不具備，權威的形象和地位就特别紮眼。
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論著出版後，“有人寫商榷文章寄到《文藝報》，接到的則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說該書優點多于缺點，其中缺點人們自會分清，用不着批評雲雲。
”李、藍文章寄到《文藝報》後，幹脆就沒有答複；當江青找到胡喬木、鄧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已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的李、藍文章時，胡、鄧均沒有答應，理由是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最後決定由《文藝報》轉載；而《文藝報》為此文加的編者按中，也明确地說：“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
”《光明日報》轉載時的編者按也說：“……本文作者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
” （８５）袁水拍後來在《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中統計：１９５４年《文藝報》在１９期中共發文五百多篇，編者加按語的隻有１３篇，其中１２則按語都是支持和贊揚的，隻有對李、藍文章是有所保留的。
把這種現象說成是“甘心作資産階級思想的俘虜”是扯高了，而且據李希凡後來說，當時他對馮雪峰印象很好，“他有點像魯迅，很關心青年人的成長。
”（８６）但學術領域權威與“小人物”不平等确實有時是令人氣憤的。
俞平伯早就說過，隻抱着一部《紅樓夢》是不可能進行紅學研究的。
李、藍這樣的小人物可以因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現實主義文藝思想而對《紅樓夢》的社會政治内容發言，但一涉及到考證，他們也隻得承認：“搜集有關的材料是最困難的。
最好的或較好的紅樓夢版本和其他古典文學研究材料，我們這些無名的渺小人物自然是到處借不到的。
現在想起來，對于有些大圖書館那一串苛刻的條件和限制，我們還不能不有所憤慨。
當時，我們手邊隻有一部日本出版的紅樓夢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這自然是最被那些擁有海内孤本、珍本以及大批資料的專家們所嗤笑的。
”（８７）李希凡出名之後到北京圖書館講演時，才得到館長丁志剛奉送的借閱證。
但李主要關注的仍然是《紅樓夢》的政治思想，直到１９７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