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學術權威與紅學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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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這兩篇文章不僅都受到大加删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個題目：《評〈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文學戰線上“階級鬥争史”是李希凡當時編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毛澤東與〈紅樓夢〉》等文中作了修正。
如果不以階級鬥争為綱，我們不難發現這裡的關鍵是等級體制下大小人物之争：“在那時的出版規格中是分等級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為專家們所承認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縱橫揮灑叙說曆史、聲調嚴厲地評說人物，是因為他這時已經是“大人物”，他的書已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經取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成為新版《紅樓夢》的“序”，而陸定一、周揚、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護。
政治化時代的“大”“小”之别，不完全取決于學術能力，而取決于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随時可以對調。
“文革”以後，“大”“小”人物已不再純粹由政治地位決定，學術成就和貢獻至少理論上是成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
但“小人物”與“大人物”的矛盾仍沒有消除。
紅學上的重要資料已經公開出版，但重要的學術刊物，必要的學術經費等等，卻是由“大人物”操控的。
“小人物”如果與“大人物”觀點不同，他們之間就極易産生對立情緒。
從１９９１年開始，歐陽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紅樓夢》的真本，脂批脂齋僞托等可能撼動百年紅學的新說後，紅學論争出現了不僅僅是學術之争的态勢。
首先是馮其庸等人認為歐陽健是“弄虛作假”、“編假材料”、“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
紅學“打假”成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萊陽召開的“第七屆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讨會”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當代紅學研讨會”的主題；《紅樓夢學刊》“連發多篇文章，對歐陽健先生實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國性大刊物，竟然連一句獎掖後進的話也看不到！實在有失大家風範！有的權威甚至不屑看歐文一眼，就破口大罵，比惡婆還狠！”“馮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編的《紅樓夢學刊》上，親自寫文章，對歐陽健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無學術意味的‘圍剿’。
”（１０２）結果還引起了“第一樁紅學官司”。
歐陽健的觀點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雙方關系的真相也還未充分顯現，但對馮的批評确已相當激烈。
其實，崐與當年李希凡、藍翎比較，歐陽健還不能算是“小人物” ，發表紅學論文時他已年過五十，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
但在紅學領域，歐陽健哪能與馮其庸并列？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馮以其《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學叙論》等著述及主編《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彙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紅樓夢大辭典》等重要資料書而成為紅學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紅樓夢學刊》主編。
如果馮其庸不首肯，一種紅學新說、一個紅學新人恐怕很難在紅學領域得到承認，這也就難怪，當歐陽健新說與馮不同、又受到馮其庸的輕慢之後，歐陽健等自然地把馮與５４年毛澤東批評過的“大人物”聯系起來而自己則以“小人物”自居。
是學術就得有權威，否則就無法發展。
至于權威是俞平伯、何其芳還是李希凡、馮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威從何而來，權威是否确實推進了學術發展。
當代中國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我們需要建立權威以維護學術的尊嚴和規範，另一方面又保護“小人物”的研究條件和話語權利。
因為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還屬于“計劃體制”，在學術資源、科研經費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不但擁有學術權力、而且擁有行政權力的“大人物”，特别應當謹慎寬容，特别應當向蔡元培學習。
２０世紀是紅學盛世。
新紅學以其科學方法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學科，５４年以後的紅學借助政治運動而普及開來，而紅學在其中生成發展的學術體制又是容易引發争論的對立結構。
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紅學成為２０世紀的顯學。
回顧曆史，我們驚奇地發現，科學紅學與政治紅學原來都發端于“常識”。
當胡适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叙傳”後，馬上告訴我們：“這個見解，本來并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
不過因《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于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它有證明的必要了。
”（１０３）李、藍文章發表後，何其芳認為此文不過是講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确實，從文學研究角度看，說小說是作者的自傳，說小說包含着社會曆史内容，都還隻是常識，如果說這兩個常識已經塑造了２０世紀紅學的基本格局的話，那麼這正啟示着我們崐不應小看常識的威力。
新的世紀還會有新思潮湧動，政治思想還會影響文學，但像胡适把科學方法引進紅學、毛澤東以政治運動重建古典文學研究并造成巨大影響之類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會重現了，新世紀的紅學也可以肯定不會是顯學了。
但紅學不會也不應消亡，它的前景既不會是科學的，也不會是政治的，而隻能是文學的。
在這個意義上，紅學有必在引入第三種常識，這就是俞平伯從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們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
文學戰線上“階級鬥争史”是李希凡當時編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毛澤東與〈紅樓夢〉》等文中作了修正。
如果不以階級鬥争為綱，我們不難發現這裡的關鍵是等級體制下大小人物之争：“在那時的出版規格中是分等級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為專家們所承認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縱橫揮灑叙說曆史、聲調嚴厲地評說人物，是因為他這時已經是“大人物”，他的書已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經取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成為新版《紅樓夢》的“序”，而陸定一、周揚、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護。
政治化時代的“大”“小”之别，不完全取決于學術能力，而取決于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随時可以對調。
“文革”以後，“大”“小”人物已不再純粹由政治地位決定，學術成就和貢獻至少理論上是成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
但“小人物”與“大人物”的矛盾仍沒有消除。
紅學上的重要資料已經公開出版，但重要的學術刊物，必要的學術經費等等，卻是由“大人物”操控的。
“小人物”如果與“大人物”觀點不同，他們之間就極易産生對立情緒。
從１９９１年開始，歐陽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紅樓夢》的真本，脂批脂齋僞托等可能撼動百年紅學的新說後，紅學論争出現了不僅僅是學術之争的态勢。
首先是馮其庸等人認為歐陽健是“弄虛作假”、“編假材料”、“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
紅學“打假”成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萊陽召開的“第七屆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讨會”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當代紅學研讨會”的主題；《紅樓夢學刊》“連發多篇文章，對歐陽健先生實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國性大刊物，竟然連一句獎掖後進的話也看不到！實在有失大家風範！有的權威甚至不屑看歐文一眼，就破口大罵，比惡婆還狠！”“馮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編的《紅樓夢學刊》上，親自寫文章，對歐陽健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無學術意味的‘圍剿’。
”（１０２）結果還引起了“第一樁紅學官司”。
歐陽健的觀點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雙方關系的真相也還未充分顯現，但對馮的批評确已相當激烈。
其實，崐與當年李希凡、藍翎比較，歐陽健還不能算是“小人物” ，發表紅學論文時他已年過五十，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
但在紅學領域，歐陽健哪能與馮其庸并列？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馮以其《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學叙論》等著述及主編《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彙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紅樓夢大辭典》等重要資料書而成為紅學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紅樓夢學刊》主編。
如果馮其庸不首肯，一種紅學新說、一個紅學新人恐怕很難在紅學領域得到承認，這也就難怪，當歐陽健新說與馮不同、又受到馮其庸的輕慢之後，歐陽健等自然地把馮與５４年毛澤東批評過的“大人物”聯系起來而自己則以“小人物”自居。
是學術就得有權威，否則就無法發展。
至于權威是俞平伯、何其芳還是李希凡、馮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威從何而來，權威是否确實推進了學術發展。
當代中國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我們需要建立權威以維護學術的尊嚴和規範，另一方面又保護“小人物”的研究條件和話語權利。
因為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還屬于“計劃體制”，在學術資源、科研經費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不但擁有學術權力、而且擁有行政權力的“大人物”，特别應當謹慎寬容，特别應當向蔡元培學習。
２０世紀是紅學盛世。
新紅學以其科學方法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學科，５４年以後的紅學借助政治運動而普及開來，而紅學在其中生成發展的學術體制又是容易引發争論的對立結構。
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紅學成為２０世紀的顯學。
回顧曆史，我們驚奇地發現，科學紅學與政治紅學原來都發端于“常識”。
當胡适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叙傳”後，馬上告訴我們：“這個見解，本來并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
不過因《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于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它有證明的必要了。
”（１０３）李、藍文章發表後，何其芳認為此文不過是講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确實，從文學研究角度看，說小說是作者的自傳，說小說包含着社會曆史内容，都還隻是常識，如果說這兩個常識已經塑造了２０世紀紅學的基本格局的話，那麼這正啟示着我們崐不應小看常識的威力。
新的世紀還會有新思潮湧動，政治思想還會影響文學，但像胡适把科學方法引進紅學、毛澤東以政治運動重建古典文學研究并造成巨大影響之類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會重現了，新世紀的紅學也可以肯定不會是顯學了。
但紅學不會也不應消亡，它的前景既不會是科學的，也不會是政治的，而隻能是文學的。
在這個意義上，紅學有必在引入第三種常識，這就是俞平伯從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們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