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學術權威與紅學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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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講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９５）也是在運動期間，何還說：“我們還沒成為他（俞）的俘虜，投降還說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藝術鑒賞還不如俞。
《紅樓夢》後四十回讓俞先生來續的話，比高鹗要好。
”（９６） １９５７年，何批評李、藍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釋《紅樓夢》是“老的牽強附會再加上新的教條主義”。
（９７） 何其芳之上，還有當時的“文藝沙皇”周揚。
１９５４年運動中，周召見“小人物”，“要我們不斷地‘學習’和‘提高’，要我們掌握一兩種外國語，不要當崐土作家’，要我們多找某專家‘切磋’、‘研究’等等”。
“小人物”對權威天生有一種敬畏心理，李不但對周揚等人“感謝不盡”，而且“在文藝黑線統治下又受到了資産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熏陶和腐蝕，更加香臭莫辨了。
”結果凇拔幕蟾锩跋Γ?nbsp 黨需要我拿起筆進行戰鬥的關鍵時刻，我卻被文藝黑線捏着鼻子拉去，做了他們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
”（９８）李這裡所檢讨的是１９６５年他沒有答應江青要他寫的《海瑞罷官》的文章，結果是江青在柯慶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
但李并未完全被周捏着鼻子走。
１９６４年，李就典型問題批評何其芳。
從延安時期開始，何就是周揚手下的一員大将，“何其芳同志的發表他的反批評，是用不着經過‘審查’的，而我在１９６４年６月寫的批評文章，送到了《新建設》雜志，卻必須由周揚‘審查’。
文章在周揚那裡一壓就是幾個月。
我隻好請舊中宣部文藝處某負責人向周揚催促對此文的處理，得到的第一個答複是：‘不管何其芳态度怎麼不好，也不許他李希凡态度不好，文章必須修改。
’當時我在氣憤之下，就把此文小樣寄給了江青同志，并給周揚寫了一封信說明，此文已送江青同志。
”最後的結局是：李對文章作了修改後由《新建設》雜志發表，雙方各退一步。
（９９） 更高的還有中宣部長陸定一。
１９５６年陸發表《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著名講話，其中說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隻是犯了在文藝工作學術思想上的錯誤。
對他的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當時确有一些批評俞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的。
但是有一些文章則寫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一些。
至于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斷起來，則是并無根據的說法。
這種情況，我要在這裡解釋清楚。
”（１００） 所有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為大人物在繼續壓制“小人物”。
“文革”砸爛了崐“閻王殿”中宣部，李終于出了一口惡氣。
毛澤東的信公開發表，李把它放大貼滿家中一面牆。
１９７３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紅樓夢》，原來由何其芳寫的“代序”被換上了李希凡的序。
也是這一年，李為其《紅樓夢評論集》撰寫“三版後記”，專門以“在文學思想戰線上”為标題，一口氣排比了圍繞紅學研究所發生的“階級鬥争”： １９５７年１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２月，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的帶有長篇序言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９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０年１月，蔣和森同志的《紅樓夢論稿》，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經過“重加整理”并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思想内容、藝術成就，特商請何其芳同志崐将他所著的《論〈紅樓夢〉》一文節要壓縮，作為本書的代序”，重新再版。
１９６０年２月，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俞平伯編輯的錯誤百出的增訂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１９６１年５月，《文藝報》第５期發表了俞平伯的《談古為今用》的文章。
有人乘機叫嚷：“俞平伯這個名字在《文藝報》上出現，就是一個勝利。
” １９６２年４月，捕風捉影的《京華何處大觀園》出籠。
于是，成百萬字的關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煩瑣考證，在某些報刊上泛濫成災。
１９６２年６月，舊中宣部指令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翻印買辦文人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舊文化部某負責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适的《序》、《跋》和印章。
在柯慶施同志的堅決反對下，才不得不去掉為些反動貨色，卻又補上俞平伯先生寫的《後記》，對此書的來源既無說明，也無批判。
１９６３年２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３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６月，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同年８月，《文學評論》發表了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１９６４年初，《文藝報》和《文學評論》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寫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的文章。
《文藝報》收到的那篇原名《前進了多少？》；《文學評論》收到那篇原題為《〈紅樓夢〉研究中錯誤傾向的再現》。
如我們在“附記”中指
《紅樓夢》後四十回讓俞先生來續的話，比高鹗要好。
”（９６） １９５７年，何批評李、藍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釋《紅樓夢》是“老的牽強附會再加上新的教條主義”。
（９７） 何其芳之上，還有當時的“文藝沙皇”周揚。
１９５４年運動中，周召見“小人物”，“要我們不斷地‘學習’和‘提高’，要我們掌握一兩種外國語，不要當崐土作家’，要我們多找某專家‘切磋’、‘研究’等等”。
“小人物”對權威天生有一種敬畏心理，李不但對周揚等人“感謝不盡”，而且“在文藝黑線統治下又受到了資産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熏陶和腐蝕，更加香臭莫辨了。
”結果凇拔幕蟾锩跋Γ?nbsp 黨需要我拿起筆進行戰鬥的關鍵時刻，我卻被文藝黑線捏着鼻子拉去，做了他們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
”（９８）李這裡所檢讨的是１９６５年他沒有答應江青要他寫的《海瑞罷官》的文章，結果是江青在柯慶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
但李并未完全被周捏着鼻子走。
１９６４年，李就典型問題批評何其芳。
從延安時期開始，何就是周揚手下的一員大将，“何其芳同志的發表他的反批評，是用不着經過‘審查’的，而我在１９６４年６月寫的批評文章，送到了《新建設》雜志，卻必須由周揚‘審查’。
文章在周揚那裡一壓就是幾個月。
我隻好請舊中宣部文藝處某負責人向周揚催促對此文的處理，得到的第一個答複是：‘不管何其芳态度怎麼不好，也不許他李希凡态度不好，文章必須修改。
’當時我在氣憤之下，就把此文小樣寄給了江青同志，并給周揚寫了一封信說明，此文已送江青同志。
”最後的結局是：李對文章作了修改後由《新建設》雜志發表，雙方各退一步。
（９９） 更高的還有中宣部長陸定一。
１９５６年陸發表《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著名講話，其中說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隻是犯了在文藝工作學術思想上的錯誤。
對他的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當時确有一些批評俞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的。
但是有一些文章則寫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一些。
至于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斷起來，則是并無根據的說法。
這種情況，我要在這裡解釋清楚。
”（１００） 所有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為大人物在繼續壓制“小人物”。
“文革”砸爛了崐“閻王殿”中宣部，李終于出了一口惡氣。
毛澤東的信公開發表，李把它放大貼滿家中一面牆。
１９７３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紅樓夢》，原來由何其芳寫的“代序”被換上了李希凡的序。
也是這一年，李為其《紅樓夢評論集》撰寫“三版後記”，專門以“在文學思想戰線上”為标題，一口氣排比了圍繞紅學研究所發生的“階級鬥争”： １９５７年１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２月，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的帶有長篇序言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９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０年１月，蔣和森同志的《紅樓夢論稿》，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經過“重加整理”并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思想内容、藝術成就，特商請何其芳同志崐将他所著的《論〈紅樓夢〉》一文節要壓縮，作為本書的代序”，重新再版。
１９６０年２月，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俞平伯編輯的錯誤百出的增訂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１９６１年５月，《文藝報》第５期發表了俞平伯的《談古為今用》的文章。
有人乘機叫嚷：“俞平伯這個名字在《文藝報》上出現，就是一個勝利。
” １９６２年４月，捕風捉影的《京華何處大觀園》出籠。
于是，成百萬字的關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煩瑣考證，在某些報刊上泛濫成災。
１９６２年６月，舊中宣部指令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翻印買辦文人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舊文化部某負責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适的《序》、《跋》和印章。
在柯慶施同志的堅決反對下，才不得不去掉為些反動貨色，卻又補上俞平伯先生寫的《後記》，對此書的來源既無說明，也無批判。
１９６３年２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３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６月，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同年８月，《文學評論》發表了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１９６４年初，《文藝報》和《文學評論》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寫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钗‘的描寫》的文章。
《文藝報》收到的那篇原名《前進了多少？》；《文學評論》收到那篇原題為《〈紅樓夢〉研究中錯誤傾向的再現》。
如我們在“附記”中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