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适、毛澤東與《紅樓夢》
關燈
小
中
大
》是一部真事隐去的自叙，裡面甄、賈兩個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９） 關于版本。
胡當時所見隻有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和八十回的“戚本” 三種，他認為“戚本大概是乾隆時代無數展轉傳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并由此判斷《紅樓夢》最初隻有八十回，乾隆５６年後才有百二十回。
從俞樾的《小浮梅閑話》等書提供的材料的中，胡考出“高鹗續書”的結論。
自叙傳、曹作高續說是胡從作者及版本的考證中得出的主要結論，俞平伯、顧颉剛對“自傳”既有認同也有保留，對曹作高續則完全贊同。
與胡重在曆史材料的考證不同，俞重在《紅樓夢》前後文本的對勘，顧介于兩者之間。
“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現；但我和平伯都沒有找着曆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本文上用力，尤注意的是高鹗的續書。
”（１０）俞的重要性在于，胡提出高鹗續書的根據是“戚本”的參照和俞樾的旁證，“證據固然重要，總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
”（１１）俞著《紅樓夢辨》，始終圍繞着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文本，一方面辨僞，辨證高續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另一方面是存真，考察前八十回中有什麼可以商讨的，後四十回中有什麼遺文佚事可以搜輯，總的結論是支持胡的“曹作高續”說，并批評高續：“我處處去尋找前後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來攻擊四十回，使補作與原作不可調和，不能兩立。
我們若承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時承認後四十回也是他做的。
”（１２） “新紅學”之所以是科學的，不在于結論而在于方法。
方法就是從作者生平和版本的材料中推出結論，就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
本來，蔡的索隐也是重證據的，元春、寶蟾等人因為證據不夠，蔡就沒有輕易斷言她們的本事。
但胡認為，對于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證據”隻能是能夠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的證據，而不能是随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離開了作者的生平，“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是大觀園裡去，又何止朱竹宅、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人呢？”不能先有成見再去找證據，“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丢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于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
”（１３） 第三，傳播科學的方法。
胡反複強調，他考證《紅樓夢》的動機不隻在于催生紅學，而是宣傳一種科學方法。
“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隻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态度，一點科學方法。
科學精神在于尋找事實，尋求真理。
科學态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着證據走。
科學方法隻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十個字。
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１４）考證《紅樓夢》在廣泛的意義上隻是他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古典的試驗田，新紅學可以成為現代人文學科的示範。
就反對索隐派而言，胡的出擊是有力的，但他不可能終結紅學索隐。
一方面，《紅樓夢考證》發表後，索隐派一度陷入困境，從此也不再是談論紅樓的主流。
另一方面，索隐派并未繳械投降。
蔡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對胡适作了回應，堅持認為自己的索隐是有原則、重證據的，即使不确，也不能否認全部索隐。
作者、版本問題固然重要，但索隐也即“情節考證”并非不重要，中國文學曆來有此傳統，猜謎是“中國文人的習慣”。
最後，蔡還反擊了自傳說，“書中既雲真事隐去，并非僅隐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叙之事為真。
”（１５）１９２７年，蔡又在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寫的序中堅持已說：“此類考據，本不易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
先生不贊成胡适之君以此書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餘所贊同。
”（１６）壽鵬飛之後，紅學索隐仍不絕如縷，重要著作有１９３４年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谛》、１９５９年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１９７２年杜世傑的《紅樓夢原理》、１９８０年趙同的《紅樓猜謎》、１９８４年李知其的《紅樓夢謎》等，他們都與蔡元培一樣強調小說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傾向。
就創立新紅學而言，胡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新紅學的一些主要結論，曹雪芹是作者，迄今仍是較能使人心安理得的判斷；自傳說雖然有包括俞平伯、顧颉剛等人的種種懷疑和否定，但長期支配着紅學研究；曹作高續則直到１９５９年“夢稿本”出世後才受到質疑。
新紅學得以建立的方法即考證，迄今仍是紅學的基本方法之一。
他晚年說：“我對《紅樓夢》的最大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诂考據來漢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
”（１７）用這種方法胡打破了近百年中有關紅樓的種種猜測附會之論，破除發索隐派的種種迷霧，第一次把紅樓帶到正當的學術研究的軌道。
從此後的紅學發展來看，考證不但可以用在紅學上，而且差不多就是紅學唯一的方法。
幸運的是，從作者到文本，《紅樓夢》确實有許多問題需要考證，而不時發現的一些新材料的發現又使考證得已可能。
比如早期抄本的出現，曹雪芹家世材料的發現，使紅學考證數十年香火而不墜。
隻要有問題、有材料，新紅學考證就可維持。
就宣傳科學方法而言，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顧颉剛說：“适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是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匆忙地打成了兩橛。
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曆史研究的方法。
”（１８）後來在給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寫序時，顧又提到：“我希望大家看着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
現在既有正确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丢了，用新方法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
”（１９）顧是當局者，以他為主的“整理國故”的工作一直得到胡鼓舞，但他的評價并不雜有個人感情。
１９４３年８開始，上海的《學術界》曾把胡、俞、顧有關紅學的通信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分期連載，編者的按語中說：“這三個人，于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讨論商榷，極為密切。
其書翰往來，數不在少。
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于考證之結果者。
”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之一力熊十力是對紅學考證鄙視的人，對胡這方面的貢獻卻有一個客觀的說明：“在五四運動前後，适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
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及遍。
适之銳意宣揚，而後青年皆知注重邏輯。
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顯然大變。
”（２０）以至于不但郭沫若等３０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批判他，１９４９年後還需要專門一個運動來清算他的“主觀唯心主義”。
所以，無論是在胡的主觀構想還是在學術發展的意義上，新紅學的起源和根本都在“科學方法”四個字。
除了悲劇性結局外，胡對《紅樓夢》評價不高。
在立意革新文學時，他以平民的立場推崇古代白話小說。
《文學改良刍議》一文以《紅樓夢》等小說為中國“文學正宗”，為“吾國
”（９） 關于版本。
胡當時所見隻有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和八十回的“戚本” 三種，他認為“戚本大概是乾隆時代無數展轉傳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并由此判斷《紅樓夢》最初隻有八十回，乾隆５６年後才有百二十回。
從俞樾的《小浮梅閑話》等書提供的材料的中，胡考出“高鹗續書”的結論。
自叙傳、曹作高續說是胡從作者及版本的考證中得出的主要結論，俞平伯、顧颉剛對“自傳”既有認同也有保留，對曹作高續則完全贊同。
與胡重在曆史材料的考證不同，俞重在《紅樓夢》前後文本的對勘，顧介于兩者之間。
“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現；但我和平伯都沒有找着曆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本文上用力，尤注意的是高鹗的續書。
”（１０）俞的重要性在于，胡提出高鹗續書的根據是“戚本”的參照和俞樾的旁證，“證據固然重要，總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
”（１１）俞著《紅樓夢辨》，始終圍繞着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文本，一方面辨僞，辨證高續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另一方面是存真，考察前八十回中有什麼可以商讨的，後四十回中有什麼遺文佚事可以搜輯，總的結論是支持胡的“曹作高續”說，并批評高續：“我處處去尋找前後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來攻擊四十回，使補作與原作不可調和，不能兩立。
我們若承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時承認後四十回也是他做的。
”（１２） “新紅學”之所以是科學的，不在于結論而在于方法。
方法就是從作者生平和版本的材料中推出結論，就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
本來，蔡的索隐也是重證據的，元春、寶蟾等人因為證據不夠，蔡就沒有輕易斷言她們的本事。
但胡認為，對于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證據”隻能是能夠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的證據，而不能是随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離開了作者的生平，“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是大觀園裡去，又何止朱竹宅、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人呢？”不能先有成見再去找證據，“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丢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于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
”（１３） 第三，傳播科學的方法。
胡反複強調，他考證《紅樓夢》的動機不隻在于催生紅學，而是宣傳一種科學方法。
“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隻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
”“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态度，一點科學方法。
科學精神在于尋找事實，尋求真理。
科學态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隻認得事實，隻跟着證據走。
科學方法隻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十個字。
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１４）考證《紅樓夢》在廣泛的意義上隻是他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古典的試驗田，新紅學可以成為現代人文學科的示範。
就反對索隐派而言，胡的出擊是有力的，但他不可能終結紅學索隐。
一方面，《紅樓夢考證》發表後，索隐派一度陷入困境，從此也不再是談論紅樓的主流。
另一方面，索隐派并未繳械投降。
蔡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對胡适作了回應，堅持認為自己的索隐是有原則、重證據的，即使不确，也不能否認全部索隐。
作者、版本問題固然重要，但索隐也即“情節考證”并非不重要，中國文學曆來有此傳統，猜謎是“中國文人的習慣”。
最後，蔡還反擊了自傳說，“書中既雲真事隐去，并非僅隐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叙之事為真。
”（１５）１９２７年，蔡又在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寫的序中堅持已說：“此類考據，本不易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
先生不贊成胡适之君以此書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餘所贊同。
”（１６）壽鵬飛之後，紅學索隐仍不絕如縷，重要著作有１９３４年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谛》、１９５９年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１９７２年杜世傑的《紅樓夢原理》、１９８０年趙同的《紅樓猜謎》、１９８４年李知其的《紅樓夢謎》等，他們都與蔡元培一樣強調小說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傾向。
就創立新紅學而言，胡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新紅學的一些主要結論，曹雪芹是作者，迄今仍是較能使人心安理得的判斷；自傳說雖然有包括俞平伯、顧颉剛等人的種種懷疑和否定，但長期支配着紅學研究；曹作高續則直到１９５９年“夢稿本”出世後才受到質疑。
新紅學得以建立的方法即考證，迄今仍是紅學的基本方法之一。
他晚年說：“我對《紅樓夢》的最大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诂考據來漢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
”（１７）用這種方法胡打破了近百年中有關紅樓的種種猜測附會之論，破除發索隐派的種種迷霧，第一次把紅樓帶到正當的學術研究的軌道。
從此後的紅學發展來看，考證不但可以用在紅學上，而且差不多就是紅學唯一的方法。
幸運的是，從作者到文本，《紅樓夢》确實有許多問題需要考證，而不時發現的一些新材料的發現又使考證得已可能。
比如早期抄本的出現，曹雪芹家世材料的發現，使紅學考證數十年香火而不墜。
隻要有問題、有材料，新紅學考證就可維持。
就宣傳科學方法而言，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顧颉剛說：“适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是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匆忙地打成了兩橛。
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曆史研究的方法。
”（１８）後來在給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寫序時，顧又提到：“我希望大家看着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
現在既有正确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丢了，用新方法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
”（１９）顧是當局者，以他為主的“整理國故”的工作一直得到胡鼓舞，但他的評價并不雜有個人感情。
１９４３年８開始，上海的《學術界》曾把胡、俞、顧有關紅學的通信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分期連載，編者的按語中說：“這三個人，于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讨論商榷，極為密切。
其書翰往來，數不在少。
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于考證之結果者。
”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之一力熊十力是對紅學考證鄙視的人，對胡這方面的貢獻卻有一個客觀的說明：“在五四運動前後，适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
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及遍。
适之銳意宣揚，而後青年皆知注重邏輯。
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顯然大變。
”（２０）以至于不但郭沫若等３０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批判他，１９４９年後還需要專門一個運動來清算他的“主觀唯心主義”。
所以，無論是在胡的主觀構想還是在學術發展的意義上，新紅學的起源和根本都在“科學方法”四個字。
除了悲劇性結局外，胡對《紅樓夢》評價不高。
在立意革新文學時，他以平民的立場推崇古代白話小說。
《文學改良刍議》一文以《紅樓夢》等小說為中國“文學正宗”，為“吾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