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适、毛澤東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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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小說”。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以自身體驗設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等書學來的嗎？”（２１）但具體到《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胡從未推崇，“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一句贊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
”（２２）１９６０年他給蘇雪林寫信時說：“在那些滿州新舊王孫與漢軍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雖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整個的中國文學背景，都沒有可以讓他發展和修養文學的機會。
在那一個淺陋而人人自命風流才士的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
…… 他的《紅樓夢》，依據我們現在發見的可靠資料來看，是随寫随抄去換錢買糧過活的，不但全書沒有寫完，前八十回還有幾回顯然‘未成而芹逝矣’，我當然同意你說‘原本《紅樓夢》也隻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
”（２３）在與高陽的信中又說：“我常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
”（２４） 但恰恰是通過胡的考證，《紅樓夢》的地位在現代中國冉冉上升，紅學成為其他學科可以仿效的典範學科，令學界人士競相鑽研。
這正是“科學方法”的魅力。
胡認為，提高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美學、文學上的贊揚，而是把它提升為科學研究的對象。
“我在中國文藝複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
但是隻稱贊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底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
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的就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采取更有實效的方式。
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是就寓推崇于研究之中。
我們要對這些名著作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曆史探讨──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曆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
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
”（２５）經、史、小說無論有多大的不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或材料，卻是平等的。
像《紅樓夢》這樣的白話小說，即使它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文學傑作，卻應當是嚴肅學問的對象。
新紅學把長期受到貶抑和輕視的小說提高了與經學、史學等傳統學術主題平等的地位，不但改變了學術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也改變了傳統學術的重心，推進了現代學術的轉型。
這可以說是胡适新紅學的主要意義。
但胡的新紅學可商讨之處甚多。
首先，它的主要觀點即“自傳說”能否成立就很困難。
在考出作者身世和時代後，胡提出“自傳說”的“大膽假設”，“自傳說”起碼要求曹家與賈家的事迹的大體一緻，紅學要能夠把賈家還原為曹家。
胡本人沒有完成這一還原，他說的“最重要的證據”，即曹雪芹的曆史與賈寶玉的曆史的相似，也因為有關曹雪芹的身世材料基本沒有而無法證實。
此後的紅學家們做了大量研究，并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達到最大限度，然而，“經過五、六十年的考證，《紅樓夢》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親戚中有痕迹可考的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而且紅學家之間對書中某人相當于曆史上某人意見仍極為分歧，……至于書中的事迹，今天能考證為确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從一般的考證标準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迹’。
”（２６）“紅學考證經過了無數學者的五、六十年的長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宮檔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們平心靜氣地估計一下，所謂‘還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幾分之幾呢？這幾十年來紅學進展主要隻是曹學的進展，在這一方面，成就的确驚人。
然而，就曹學而言，進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和子侄輩；對于曹雪芹，我們的知識依然非常貧乏，甚至他的生卒年歲也還在莫衷一是的階段，若要以曹學成績配合着《紅樓夢》的所謂‘真事還原’的工作來說，我們的展望則更為暗淡。
”（２７）作為新紅學範式的“自傳說”要充分得到證實是不可能的。
當然，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況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經徹底敗落。
問題是，即使考出賈家就是曹家，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學的任務也遠遠沒有完成。
小說隻是小說，無論我們如何承認《紅樓夢》與曹家有多密切的關系，我們也不能把《紅樓夢》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實錄和翻版。
胡不是不懂文學，不是不能欣賞《紅樓夢》的美學價值。
與此前的王國維一樣，他從來都是欣賞悲劇的：“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
……有一兩個例外的文學家，要想打破這個團圓的迷信，如《石頭記》的林黛玉不與賈寶玉團圓………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别，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
他閉着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劇慘劇，第實老實寫天工的颠倒慘酷。
他隻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
這便是說謊的文學。
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學讀完了，至多不過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引人到徹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
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和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于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
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麼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麼‘餘味’可說呢？”（２８） 但為什麼，胡的新紅學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樓夢》的“餘味”上呢？第一，考證的價值與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賦予的，考證與索隐的相對立而存在。
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說”論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複明”論至大無外，他們根本不可能另編一套明清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人物和情節，隻能在小說和曆史之間斷進行附會，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傳說”仍然認為小說背後有“本事”，隻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淚史換為曹家的衰敗史；他隻是從方法上質疑索派的“猜謎”，卻沒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錯誤在于化小說為紀實。
從而，科學的紅學仍然是史學。
“他的‘自傳說’本是相對于‘反清複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
”（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
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
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隐，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
”（３０）紅學是建立了，但《紅樓夢》卻從此遠離了文學。
第二，這與胡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有關。
從來源看，“科學方法”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胡把它概括和簡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大膽假設”要求的是一種懷疑精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調，但胡從未對科學假設的性質作深入的解釋，假設無論是對是錯，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隻講“大膽”，易使人産生越大膽越好的錯覺。
科學史上有許多假設雖然大膽發揚了懷疑精神，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以自身體驗設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等書學來的嗎？”（２１）但具體到《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胡從未推崇，“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一句贊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
”（２２）１９６０年他給蘇雪林寫信時說：“在那些滿州新舊王孫與漢軍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雖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整個的中國文學背景，都沒有可以讓他發展和修養文學的機會。
在那一個淺陋而人人自命風流才士的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
…… 他的《紅樓夢》，依據我們現在發見的可靠資料來看，是随寫随抄去換錢買糧過活的，不但全書沒有寫完，前八十回還有幾回顯然‘未成而芹逝矣’，我當然同意你說‘原本《紅樓夢》也隻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
”（２３）在與高陽的信中又說：“我常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
”（２４） 但恰恰是通過胡的考證，《紅樓夢》的地位在現代中國冉冉上升，紅學成為其他學科可以仿效的典範學科，令學界人士競相鑽研。
這正是“科學方法”的魅力。
胡認為，提高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美學、文學上的贊揚，而是把它提升為科學研究的對象。
“我在中國文藝複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
但是隻稱贊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底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
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的就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采取更有實效的方式。
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是就寓推崇于研究之中。
我們要對這些名著作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曆史探讨──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曆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
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
”（２５）經、史、小說無論有多大的不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或材料，卻是平等的。
像《紅樓夢》這樣的白話小說，即使它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文學傑作，卻應當是嚴肅學問的對象。
新紅學把長期受到貶抑和輕視的小說提高了與經學、史學等傳統學術主題平等的地位，不但改變了學術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也改變了傳統學術的重心，推進了現代學術的轉型。
這可以說是胡适新紅學的主要意義。
但胡的新紅學可商讨之處甚多。
首先，它的主要觀點即“自傳說”能否成立就很困難。
在考出作者身世和時代後，胡提出“自傳說”的“大膽假設”，“自傳說”起碼要求曹家與賈家的事迹的大體一緻，紅學要能夠把賈家還原為曹家。
胡本人沒有完成這一還原，他說的“最重要的證據”，即曹雪芹的曆史與賈寶玉的曆史的相似，也因為有關曹雪芹的身世材料基本沒有而無法證實。
此後的紅學家們做了大量研究，并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達到最大限度，然而，“經過五、六十年的考證，《紅樓夢》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親戚中有痕迹可考的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而且紅學家之間對書中某人相當于曆史上某人意見仍極為分歧，……至于書中的事迹，今天能考證為确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從一般的考證标準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迹’。
”（２６）“紅學考證經過了無數學者的五、六十年的長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宮檔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們平心靜氣地估計一下，所謂‘還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幾分之幾呢？這幾十年來紅學進展主要隻是曹學的進展，在這一方面，成就的确驚人。
然而，就曹學而言，進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和子侄輩；對于曹雪芹，我們的知識依然非常貧乏，甚至他的生卒年歲也還在莫衷一是的階段，若要以曹學成績配合着《紅樓夢》的所謂‘真事還原’的工作來說，我們的展望則更為暗淡。
”（２７）作為新紅學範式的“自傳說”要充分得到證實是不可能的。
當然，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況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經徹底敗落。
問題是，即使考出賈家就是曹家，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學的任務也遠遠沒有完成。
小說隻是小說，無論我們如何承認《紅樓夢》與曹家有多密切的關系，我們也不能把《紅樓夢》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實錄和翻版。
胡不是不懂文學，不是不能欣賞《紅樓夢》的美學價值。
與此前的王國維一樣，他從來都是欣賞悲劇的：“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
……有一兩個例外的文學家，要想打破這個團圓的迷信，如《石頭記》的林黛玉不與賈寶玉團圓………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别，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
他閉着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劇慘劇，第實老實寫天工的颠倒慘酷。
他隻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
這便是說謊的文學。
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學讀完了，至多不過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引人到徹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
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和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于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
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麼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麼‘餘味’可說呢？”（２８） 但為什麼，胡的新紅學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樓夢》的“餘味”上呢？第一，考證的價值與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賦予的，考證與索隐的相對立而存在。
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說”論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複明”論至大無外，他們根本不可能另編一套明清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人物和情節，隻能在小說和曆史之間斷進行附會，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傳說”仍然認為小說背後有“本事”，隻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淚史換為曹家的衰敗史；他隻是從方法上質疑索派的“猜謎”，卻沒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錯誤在于化小說為紀實。
從而，科學的紅學仍然是史學。
“他的‘自傳說’本是相對于‘反清複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
”（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
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
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隐，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
”（３０）紅學是建立了，但《紅樓夢》卻從此遠離了文學。
第二，這與胡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有關。
從來源看，“科學方法”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胡把它概括和簡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大膽假設”要求的是一種懷疑精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調，但胡從未對科學假設的性質作深入的解釋，假設無論是對是錯，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隻講“大膽”，易使人産生越大膽越好的錯覺。
科學史上有許多假設雖然大膽發揚了懷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