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适、毛澤東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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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并不能成為夠資格的假設，因此沒有促進科學發展。
比較起來，“小心求證”更符合科學精神，胡本人的實踐也更重在這一方面，“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但它隻涉及科學方法上的歸納法，隻與地質學、植物分類之類科學有關，像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其突破與創新與歸納法關系很少。
胡晚年回憶：他與丁文江都“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而赫氏恰好把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都歸入“曆史的科學”一類，其适用方法恰好與中國考據相類。
（３１）至少，在要證據這一方面，傳統考據與“科學方法是一緻的。
“在傳統的‘考據學’、‘校勘學’、‘音韻學’裡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他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
‘考據’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的探讨’。
我說有證據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一切曆史科學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等都是一樣的。
”（３２）考證就是“科學方法”，《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其中能夠成為考證對象的，也隻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變等“材料”性質的東西。
嚴格地說，“科學方法”之于胡不隻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意識形态：科學能夠知道任何可以認知的事物，科學的本質不在它研究的主題，而在于它的方法。
從這個立場出發，就會把一切學問和研究都化約為方法，化約為考證，把一切人文作品、審美對象都化約為材料。
“我對于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
”（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義之類當然不是材料，紅學研究的科學化，是化文學為史學和文獻學，取消文學的審美層面。
客觀地說，文學美學的“科學化”遠遠落在自然研究的後面，以至于１９世紀、２０世紀的許多理論家都做過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科學化”會不會導緻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特性的否定，卻是現代思想極為警惕的。
在胡考證《紅樓夢》的前後，以雅各布遜、什克洛夫斯基為首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也在進行建立文學科學的嘗試。
不同于胡适，他們尋找的不方法而是對象，即文學作品之為文學的“文學性”。
他們認為正是對象（文學性）及其定義方法，保證了文學科學的統一性。
“文學性”依靠它與非文學的差異，具體地說就是文學以什麼“手段” 或“技巧”使“素材”成為文學，雅各布遜斷言：“如果文學科學想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
”（３４）同樣是使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對象的統一性意在發現文學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統一性卻不承認文學的特殊性。
從而，考證在使紅學科學化的同時又因為小說畢竟不隻是材料而導緻對《紅樓夢》的誤讀，最終自我設限，束縛了紅學的發展。
１９２５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叙傳”的觀點，并由此提出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必須區分文學與曆史：“……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小說的界線。
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
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
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
”俞還從文學的性質入手，指出文藝雖然決定于作者的生活經驗，但作品卻又決非作者經驗的重現。
因為沒有區分文學與曆史，考證派紅學與它要攻擊并取代的索隐派紅學并無本質的不同，兩種方法都不能掌握這部文學作品：“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
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此來寫自己的生平。
”第二，必須區分文學與科學：“小說隻是小說，文學隻是文學，既不當誤認做一部曆史，亦不當誤認做一篇科學的論文。
對于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做一種研究；但這研究，不當成為曆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曆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
”“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别于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與方法都不是固定的。
如果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研究，即說是在那邊鬧着玩亦可。
” （３５）要區分文學與史學、文學與科學，就紅學而言，就必須放棄“自傳說”這一新紅學的中心觀念。
俞平伯發現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局限。
《紅樓夢》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客觀的知識性和可以讨論的公共性；但《紅樓夢》又是文學小說，不可能完全化約為可以中性處置的材料。
學者個人可以從事考證或文學鑒賞，但紅學本身卻不能以考證來範圍。
其實，胡雖未明說，但他實際上也遇到此一問題。
一方面，胡對高續評價不高，認為它與曹雪芹構想有許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寶玉的結局，本來小說一開始就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竈”，豈有“蘭桂齊芳”之理？而“懸崖撒手”怎麼能理解成“出家成仙”？還以嘲諷的語調說：“高鄂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中進士。
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６０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當１９２１年胡在亞東圖書館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紅樓夢》時，他選中恰恰是以有高續的程甲本。
因為它畢竟保留了悲劇性結局：“我們平心而論，高鹗補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
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
還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
這一點悲劇的眼光，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麼？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補本了。
”（３７）從考證上說，高續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傳，但從文學上說，高續保留了悲劇結局，胡本人沒有把這一矛盾展開論述。
文學不是史學，一定把文學問題全部劃為史學問題，新紅學就難免像索隐派那樣猜謎。
如果隻是考出《紅樓夢》的作者及其身世，隻是考出曹作高續，新紅學對索隐派就沒有多大破壞性，索隐屬于蔡元培所說的“情節考證”，與考證作者、時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
如果隻是提出“自傳說”，與索隐也無根本性沖突。
隻不過索隐派說《紅樓夢》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說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
胡針對蔡元培說：“因為不知道曹家的曆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傳。
”（３８）但嚴格來講，知道曹家曆史與相信《紅樓夢》是自傳之間還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建立聯系，就必須把小說的人物、情節之類與曹家故實一一對照落實，這與索隐已無實質區别。
胡本人不感到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開始就有些猶豫。
《紅樓夢辨》說把“自傳”的意義具體化為三層含義：為感歎自己身世而作、為情場忏悔而作、為十二钗作本傳，已經是對“自傳說”的廣義理解。
而且，即使是維護《紅樓夢》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說，俞也與胡不同。
１９２１年，俞在給顧颉剛的信中說：“從本書的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為最明确
比較起來，“小心求證”更符合科學精神，胡本人的實踐也更重在這一方面，“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但它隻涉及科學方法上的歸納法，隻與地質學、植物分類之類科學有關，像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其突破與創新與歸納法關系很少。
胡晚年回憶：他與丁文江都“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而赫氏恰好把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都歸入“曆史的科學”一類，其适用方法恰好與中國考據相類。
（３１）至少，在要證據這一方面，傳統考據與“科學方法是一緻的。
“在傳統的‘考據學’、‘校勘學’、‘音韻學’裡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他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
‘考據’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的探讨’。
我說有證據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一切曆史科學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曆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等都是一樣的。
”（３２）考證就是“科學方法”，《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其中能夠成為考證對象的，也隻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變等“材料”性質的東西。
嚴格地說，“科學方法”之于胡不隻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意識形态：科學能夠知道任何可以認知的事物，科學的本質不在它研究的主題，而在于它的方法。
從這個立場出發，就會把一切學問和研究都化約為方法，化約為考證，把一切人文作品、審美對象都化約為材料。
“我對于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
”（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義之類當然不是材料，紅學研究的科學化，是化文學為史學和文獻學，取消文學的審美層面。
客觀地說，文學美學的“科學化”遠遠落在自然研究的後面，以至于１９世紀、２０世紀的許多理論家都做過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科學化”會不會導緻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特性的否定，卻是現代思想極為警惕的。
在胡考證《紅樓夢》的前後，以雅各布遜、什克洛夫斯基為首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也在進行建立文學科學的嘗試。
不同于胡适，他們尋找的不方法而是對象，即文學作品之為文學的“文學性”。
他們認為正是對象（文學性）及其定義方法，保證了文學科學的統一性。
“文學性”依靠它與非文學的差異，具體地說就是文學以什麼“手段” 或“技巧”使“素材”成為文學，雅各布遜斷言：“如果文學科學想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
”（３４）同樣是使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對象的統一性意在發現文學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統一性卻不承認文學的特殊性。
從而，考證在使紅學科學化的同時又因為小說畢竟不隻是材料而導緻對《紅樓夢》的誤讀，最終自我設限，束縛了紅學的發展。
１９２５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叙傳”的觀點，并由此提出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必須區分文學與曆史：“……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小說的界線。
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
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
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
”俞還從文學的性質入手，指出文藝雖然決定于作者的生活經驗，但作品卻又決非作者經驗的重現。
因為沒有區分文學與曆史，考證派紅學與它要攻擊并取代的索隐派紅學并無本質的不同，兩種方法都不能掌握這部文學作品：“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
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此來寫自己的生平。
”第二，必須區分文學與科學：“小說隻是小說，文學隻是文學，既不當誤認做一部曆史，亦不當誤認做一篇科學的論文。
對于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做一種研究；但這研究，不當成為曆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曆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
”“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别于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與方法都不是固定的。
如果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研究，即說是在那邊鬧着玩亦可。
” （３５）要區分文學與史學、文學與科學，就紅學而言，就必須放棄“自傳說”這一新紅學的中心觀念。
俞平伯發現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局限。
《紅樓夢》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客觀的知識性和可以讨論的公共性；但《紅樓夢》又是文學小說，不可能完全化約為可以中性處置的材料。
學者個人可以從事考證或文學鑒賞，但紅學本身卻不能以考證來範圍。
其實，胡雖未明說，但他實際上也遇到此一問題。
一方面，胡對高續評價不高，認為它與曹雪芹構想有許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寶玉的結局，本來小說一開始就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竈”，豈有“蘭桂齊芳”之理？而“懸崖撒手”怎麼能理解成“出家成仙”？還以嘲諷的語調說：“高鄂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中進士。
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６０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當１９２１年胡在亞東圖書館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紅樓夢》時，他選中恰恰是以有高續的程甲本。
因為它畢竟保留了悲劇性結局：“我們平心而論，高鹗補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
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
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
還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
這一點悲劇的眼光，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麼？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補本了。
”（３７）從考證上說，高續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傳，但從文學上說，高續保留了悲劇結局，胡本人沒有把這一矛盾展開論述。
文學不是史學，一定把文學問題全部劃為史學問題，新紅學就難免像索隐派那樣猜謎。
如果隻是考出《紅樓夢》的作者及其身世，隻是考出曹作高續，新紅學對索隐派就沒有多大破壞性，索隐屬于蔡元培所說的“情節考證”，與考證作者、時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
如果隻是提出“自傳說”，與索隐也無根本性沖突。
隻不過索隐派說《紅樓夢》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說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
胡針對蔡元培說：“因為不知道曹家的曆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傳。
”（３８）但嚴格來講，知道曹家曆史與相信《紅樓夢》是自傳之間還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建立聯系，就必須把小說的人物、情節之類與曹家故實一一對照落實，這與索隐已無實質區别。
胡本人不感到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開始就有些猶豫。
《紅樓夢辨》說把“自傳”的意義具體化為三層含義：為感歎自己身世而作、為情場忏悔而作、為十二钗作本傳，已經是對“自傳說”的廣義理解。
而且，即使是維護《紅樓夢》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說，俞也與胡不同。
１９２１年，俞在給顧颉剛的信中說：“從本書的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為最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