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鐵生:序言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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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在兩人論争期間,蔡元培幫胡适借到了其久尋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為胡适解決了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一些問題。

    胡适為此很是興奮。

    胡适的《跋〈紅樓夢考證〉(一)》,就是根據《四松堂集》對《紅樓夢考證》所作的補充與訂正,又寫出《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文章末尾,胡适對蔡元培為他提供《四松堂集》特意表示了謝意: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

    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裡借來的。

    ……蔡先生對于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

    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

    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裡!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不僅如此,蔡元培還對考證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賞:“閱俞平伯所作《紅樓夢辨》,論高鹗續書依據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

    ”同樣,胡适也把《雪橋詩話》借給蔡元培,讓他了解其中所載曹雪芹情況。

    兩人的這種雅量和胸懷是後世許多學人無法企及的,堪稱學者的風範。

     胡适晚年在回顧這場争論時曾頗有感慨地說:“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隐》,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

    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并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

    ”蔡元培晚年回憶自己在北京大學的往事經曆時,總愛提及胡适,顯然他将引進胡适視為自己發現人才而自豪。

     (三)辯論的成果 批評和論争是發展學術的必要方式。

    學術上的是與非,是在學者們的研讨、争論中才能辨清的。

    經過胡、蔡之間的論争,“索隐紅學”很快在讀書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學術地位。

    胡适把《紅樓夢》研究納入考證的道路,賦予紅學考證以特殊的對象、範圍和方法,并逐漸形成紅學史上影響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學派。

    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學術規範,為一門學科打開了局面,有力地推動了紅學研究。

    1964年8月毛澤東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适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毛澤東的這個評語是客觀的。

     學術界普遍把《紅樓夢考證》視為“新紅學”的開山之作。

    截至今日,胡适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論斷,雖經百年時光的沖擊、洗刷,依然是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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