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鐵生：序言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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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着裡程碑的性質。
從此新紅學考證派為研究《紅樓夢》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和基礎，其後的研究多是以此為起點進行的。
三、與劉心武先生争鳴的意義 我與劉心武先生争鳴，其意義首先在學術探讨，彼此補益，促進研究。
劉心武先生說：“我個人的研究方法，屬于探佚學當中的考證派，我考證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現在進行這些考證，我覺得不好笑，因為脂硯齋鼓勵了我，脂硯齋就說了，‘大有考證’。
” 何謂探佚學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為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說： 他所用的論據：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筆、隐喻、暗示和文章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是……“脂批”。
從今天看，兩者都是第一手材料。
但是這一工作，卻仍十分困難。
因為伏筆、隐喻之屬，需要猜，猜，就難保證十分準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處，要分析、辨别，才能用來印證。
……但由于資料有限，而明确的資料更少，這就使得有些結論，猜測推論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滿足。
在這裡，其意義便隻限于提出問題，給出可能的設想…… 姚先生說得很中肯，探佚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範式，不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個界限。
在界限之内，是探索曹雪芹創作思想的研究；超越這一界限，就容易滑進索隐的泥坑。
探佚學隻能止步于某些片斷的探索上。
而實際上這個界限很難把握，操作起來往往是“以賈證曹”與“以曹證賈”同時進行，交錯使用，連環互動。
以緻當今考證與索隐合流，其實二者早就有扯不斷的聯系。
對此表述最為簡潔醒豁、深刻全面的，還是新紅學創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與自傳說閑評》中講過的一段話：“索隐派憑虛，求工于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于考證……索隐、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曆史資料則正相同，隻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 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正是這樣做的，他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怅中，産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于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于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着我們的審美能力！”所以，蔡義江先生認為劉心武的研究可稱為新索隐派。
這是我們同劉心
從此新紅學考證派為研究《紅樓夢》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和基礎，其後的研究多是以此為起點進行的。
三、與劉心武先生争鳴的意義 我與劉心武先生争鳴，其意義首先在學術探讨，彼此補益，促進研究。
劉心武先生說：“我個人的研究方法，屬于探佚學當中的考證派，我考證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現在進行這些考證，我覺得不好笑，因為脂硯齋鼓勵了我，脂硯齋就說了，‘大有考證’。
” 何謂探佚學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為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說： 他所用的論據：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筆、隐喻、暗示和文章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是……“脂批”。
從今天看，兩者都是第一手材料。
但是這一工作，卻仍十分困難。
因為伏筆、隐喻之屬，需要猜，猜，就難保證十分準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處，要分析、辨别，才能用來印證。
……但由于資料有限，而明确的資料更少，這就使得有些結論，猜測推論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滿足。
在這裡，其意義便隻限于提出問題，給出可能的設想…… 姚先生說得很中肯，探佚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範式，不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個界限。
在界限之内，是探索曹雪芹創作思想的研究；超越這一界限，就容易滑進索隐的泥坑。
探佚學隻能止步于某些片斷的探索上。
而實際上這個界限很難把握，操作起來往往是“以賈證曹”與“以曹證賈”同時進行，交錯使用，連環互動。
以緻當今考證與索隐合流，其實二者早就有扯不斷的聯系。
對此表述最為簡潔醒豁、深刻全面的，還是新紅學創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隐與自傳說閑評》中講過的一段話：“索隐派憑虛，求工于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于考證……索隐、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曆史資料則正相同，隻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 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正是這樣做的，他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怅中，産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于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于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着我們的審美能力！”所以，蔡義江先生認為劉心武的研究可稱為新索隐派。
這是我們同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