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紅學”背後的個人學術情結

且不斷出新，周老自己卻堅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這個現象也頗耐人深思。

    ”此話差矣，翻開國内外幾部紅學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證派集大成者，豈止是“民間”？ 郭豫适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小史續稿》（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九章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專章介紹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成果，長達兩萬五千多字；韓進廉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紅學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設專節介紹“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白盾先生主編的在1997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設專節介紹“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劉夢溪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設專節介紹“考證派集大成者周汝昌”。

    幾乎國内外對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的學術成果已達成共識：考證派集大成者。

     至于周先生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那隻是個人意氣的宣洩，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名單赫然寫着周汝昌；《紅樓夢學刊》編委也赫然寫着周汝昌，難道這還不算紅學界的？以上這些都是學術宗派和私人情感的糾葛，不必多說。

    但可以看出：劉心武先生沿着周汝昌考證與索隐合一的道路發展，成為新索隐派的帶頭人。

    學術界對新索隐派的批評，并不是針對他們本人，而是針對這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方法。

    試想這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方法在紅學界就不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必然處于尴尬的局面。

    然而劉心武先生并沒有認識到此路不通，相反卻引發了受壓的情緒，以“平民紅學”作為對陣，又差矣！ 綜上所述，我們對劉心武現象作了概括而簡要的剖析，既從宏觀上，即文化現象的社會性，指出它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又點到了他個人的學術情結。

    但對一種文化現象的審視，這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從紅學發展史、曹家曆史本事，以及學術思維方式等各個視角去探析，才能發現在浮動的、瑣碎的、狂熱的現象的掩飾下，文化現象與社會趨動潛在的關聯，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