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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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

    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産階級如此,在無産階級也如此。

    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

    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

    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

    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裡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

    ’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麼并怎樣會在這裡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

    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麼積極。

    中國關于“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彙印了一本專書〔7〕,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麼?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别了。

    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

    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

    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内戰的。

    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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